《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宋实录》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汲纳了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宋朝《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宋实录》在宋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以“昭君出塞”为例

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农民起义领袖杨再兴考

<正> 据《宋史》卷26—31载宋代有两个杨再兴,一为岳飞统制,一为农民起义项袖.前者与金人战,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死于河南小商桥,载于各史书,誉为民族英雄.后者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反将,称“贼”,称“寇”.由于历史的偏见各种史料都没有详细记载,致使不少地方志与研究宋史的今人将两个杨再兴混淆.为辨正误,笔者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杨再兴有关史实考证如下:     

明代后期宋史研究考论

明代后期统治基础动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宋史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二是以编年体梳理宋代历史进程;三是以纪事本末体凸显宋代重大史事;四是以传记类史著补充正史。此期间问世的宋史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前期,进一步丰富了宋史研究的成果,弥补了前期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的史鉴目的尤为突出,黜虚征实的思想突显,史家修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宋史研究的繁盛景象。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     

《宋史》列传的材料来源及其问题与展望

[提要]《宋史》是宋代研究最基础的材料,其中列传占了全书的52%,共记载了宋代两千余人的相关史实。列传材料来源主要有宋修国史,宋人文集中的神道碑、墓志铭、行状、序、赞、传、书信,宋朝私家所修史料、笔记,以及方志和宋人诗文的当代注释等现成材料。《宋史》列传的来源材料及宋史编撰者对这些材料的使用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严重削弱了该部分的价值与意义。《宋史》中的志、表部分已出现多部补正专书,列传仅有系列单篇补正论文,有必要结合原始来源材料,对列传部分进行全面、系统地补正和考辨。     

中国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将在杭举行

由杭州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将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一)关于宋代的几次政治改革;(二)关于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军事、财政制度的研究;(三)关于宋代重要历史人物研究;(四)关于宋代的学术、文化、教育及其有关制度的研究;(五)关于宋、辽、金、西夏经济文化交流及和战问题之研究(包括有关辽、金、西夏历史的专题研究),等等。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金毓黻《宋辽金史》等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在叙述宋代历史方面虽各有特点,但因修史之意旨及作者之专长所囿,均未能以简明之目,统摄有宋一代历史之全貌,以成合理之叙述体系。张荫麟先生以简驭繁,拟定五章内容撰述有宋一代历史,可谓高屋建瓴,尽握其要,不仅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且包举三百余年丰富历史内涵之大端。其对宋史问题多有发轫,亦与构建宋史叙述体系密切关联。张荫麟先生构建之宋史叙述体系,对以后有深远影响,其中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方豪先生所著《宋史》。     

屠城了无痕——以宋末抗元事件为中心的史籍记载与历史真实例论

南宋王朝崖山覆亡之后一个月,元军在各地仍然遭到宋朝军民不同程度的抵抗,在江西南安也发生了激战。激烈抵抗的结局,各种方志的记载是遭到了残暴屠城,《宋史翼》也如是援引,而《元史》的记载却是“不戮一人”。截然相反的记载,孰是孰非?追溯史源,《元史》的记载取自姚燧的一篇神道碑。神道碑将确曾发生的屠杀变得了无痕迹。姚燧是元代拥有深厚道学渊源的文坛大家,神道碑的记载也被取信。颠倒事实,固非信史,除了受寓目资料的误导外,仁爱止戈当或为姚燧改写旧事之主观动机。无论如何,改写的事实进入主流史籍,对后世影响极大,明清文献以及清代几部新修元史均蹈袭其说。此件个案,引发研究之际如何追寻历史真实的思考,对碑志载笔的警觉和对方志史料的关注也被再度提示。     

杨慎史学批评研究

杨慎是明代一位有着浓厚批评意识的学者。杨慎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汉书》的史学审美、对宋代史学的有意求瑕及基于史料价值和史书编纂方面对其他史著的批评。其史学批评呈现如此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明代中叶的《史记》《汉书》研习风激发杨慎对《史记》《汉书》的批评;其治学理路崇汉学而抑宋学,引发杨慎对宋代史学的苛责;其博学的治学视野促成杨慎对史料价值的多元审视及对史著编纂者资质的求善求全。     

周、汉审计史新议——兼评《中国审计史》第一卷

新出版的巨著《中国审计史》体现了我国审计史研究的新高度。其第一卷古代审计史,内容充实,美中不足之处是个别史料有误解,对宝贵的简牍史料发掘不够。本文着重论述了开独立于行政系统的国家审计之先河的周朝内史审计和汉简中的审计活动。     

赵弘殷显德三年行迹考辨

通过对相关史料进行辨析,考证赵弘殷(宋太祖父)在后周显德三年中的行迹,以及其死亡时间、地点与原因,订正相关史籍如《宋史·太祖纪》《东都事略·太祖本纪》等的记事讹误,并对造成如此记事疏漏、失误的宋初政治背景予以辨析。     

陆秀夫事迹考

陆秀夫是盐城古代第一名人.由于他时处宋元交替之际,资料散佚,以致其生平事迹在<宋史>等史传和盐城地方史志的记载中,颇多遗误.建国后流传的两部陆氏家谱亦系伪造.按现有之史料,对陆氏之生年、享年、家世、师友、官职、家室、著作、遗迹等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异、辩正和补遗,将有助于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进一步了解.     

南宋诗人许及之生平事迹考补

南宋永嘉文士许及之,官至副相,善诗文。然从《宋史》以来的诸多史料,对包括其生年、初任官职等重要生平事迹的记载多有疏误。今据相关史料,从八个方面对其生平事迹记载中存在的疑点进行考辨,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