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谈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

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日雅,六曰颂。”这两处都将赋、比、兴与风、雅、颂并提。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这里进     

《诗经》中的“比”法

(一) 《诗经》中的“风”、“赋”、“比”、‘兴”、“雅”、“颂”六诗之说,始见于《周礼、春官》。此六诗的记法的特点,是把“赋、比、兴”同“风、雅、颂”互相交插在一起,此后的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便有人认为“赋、比、兴”同“风、雅、颂”一样,都是属于乐歌名称的,另外,较多的人则以为“赋、比、兴”是关于诗法的类别。考以《诗经》之实际,我们赞同后者。     

《诗经》"六诗"新考

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流行了一千余年。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然而,由于《毛诗故训传》至两汉交替之际已成断简残篇,所以在东汉末年,《诗》学大师郑玄对“六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而孔颖达等又盲目遵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武断认同了郑玄的解读,致使后来的《诗经》学者陈陈相因,谬种流传。经考析,现存《诗经》文本中保存有风体诗83首,赋体诗43首,比体诗55首,兴体诗39首,雅体诗46首,颂体诗约39首。     

“音乐与诗歌关系”笔谈【五篇】 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形式的影响

先秦两汉时代 ,是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最为紧密的时代 ,《尚书》中说 :“诗言志 ,歌永言 ,声依永 ,律和声。”可知 ,那时候的诗歌与音乐几乎不分 ,正所谓“诗为乐心 ,声为乐体。”由此而言 ,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形式的影响之大自不待言。但以往我们对这一现象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下面 ,简单讲两点看法。一、音乐对《诗经》、《楚辞》文体形式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 ,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 :“《风》 ,风 (讽 )…     

《诗经》语体与《诗经》训诂

《诗经》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包括：《诗经》之风、雅、颂与语体之口语体、正式体、庄典体的对应性。文章讨论朱熹《诗集传》经学训诂与毛传、郑笺之不同;马其昶《毛诗学》出而“经学不得废”;戴震《毛郑诗考正》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考证法,以及《诗经》三体与《春秋》褒贬所表现出孔子“语体施教”的特征与思想。     

《易经》卦爻辞的诗性阐释──中国古代诗歌之起源

我国最早诗歌总集是《诗经》，这个名称是汉代定下来的．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用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远古、上古流传下来的诗歌，我们且认“三千”之数，那么被孔于（或周代其他乐官）删掉的其他二千七百首．是否还有迹可寻呢？现存“《诗》三百”，主要是西周时代的诗，有少量商代之诗（《商颂》是宋国人正考父依据商代的祭祀乐歌改写的），那么殷商以远至契、后稷时代的诗又何在呢…     

《豳风》说

清人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有《<豳风>说》,略谓: 鲁无风,《豳风》犹鲁风也。周公治鲁,尊尊而亲亲,故鲁虽弱,有先王遗风。他日,夫子曰:“鲁一变至于道。”又曰:“吾舍鲁何适矣?”盖此志也。以《周南》始,以《豳风》终,始终以周公也。解放前,徐中舒先生也主此说。他曾有《<豳风>说》一文,其副题为《兼论<诗经>为鲁国师工歌诗之底本》文中广列论据以证。我不同意张、徐二人之说。《诗经》之有风、雅,据我看,《诗大序》的说法是对的:“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也即,风诗是一个地方政权统治     

“赋比兴”今释

<正> 自从《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兴于诗”,两千多年来,关于赋、比、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代经学家郑玄说:“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把“比兴”训为“美刺”“讽喻”,于是众儒便索隐影射、穿凿附会,把“比兴”解释为讽刺社会现象、宣扬道德伦理的诗的社会作用,以合于“文以载道”。刘勰也说过:“环臀以托讽”,“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这算是社会作用说。还有文体说。章炳麟《国故论衡·六诗说》中把“赋比兴”与“风雅颂”统称为诗的六种类型。朱自清也怀疑:“赋比兴”“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和风雅颂一样。”①此说本于《周礼》:“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传》中变称为     

秦少游的“复雅归宗”

<正> 一、“复雅归宗”的历史渊源和当日词坛何谓“雅”?雅者,上接《诗经·二雅》而贯以《风》、《骚》。南宋末年的沈义父说:“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乐府指迷》)张炎更独标“雅正”,以为“若邻乎郑卫,则与缠令何异也”(《词源》)。由此可见,宋人心目中的“雅”,从审美情趣说,要求符合传统诗教,即“温柔敦厚”、“乐而不淫”等等。从语言风格上说,则力戒俚俗浅露。这个文人之“雅”,显然是针对民间之“俗”而言。     

国风──男女风情的世界

国风──男女风情的世界冯耀初《诗经》“国风”这部分诗歌通常叫“风诗”。为什么这部分诗歌叫做“风”特呢？以往有的认为，“风”是“风格”的意思，《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这是根据音乐风格来划分的，“风、雅、颂”所配的乐调风格不一样。“风”是什么乐调呢...     

读《尚书·无逸》

《尚书·无逸》是一篇反映西周初年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文字,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说,周公“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鲁周公世家》中还明确地指出了《无逸》的主题思想;“为人父母,为业至久长,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无逸》篇中,周公反复告诫成王说,治政之道     

《颂》诗新说——“颂”为原始宗教诵辞考

关于《颂》诗,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释“颂”为“容”,一种训“颂”为“镛”。前者本之《毛诗序》,宋、清学者遵之;后者则是张西堂先生的新说,为当代一些学者所称引。二说虽有近理之处,但未得颂之本意,有必要加以申辩。一、“颂”不得为“容”为“镛”说《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申“形容”为“形状容貌”,清儒阮元则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也谈“馌彼南亩”

《社会科学辑刊》八一年一期载晁福林同志《关于“鎑彼南亩”》,读后对其送饭给农夫吃的解释,有疑义。《甫田》、《大田》反映的是西周农事,当时在大面积土地上耕作的奴隶,多者如《噫嘻》所写的“十千维耦”,即近万人;少者也不会如后世的小农经济,只有几个人。一个贵族宗子带着老婆孩子去给众多的“农夫”送饭,是不可能的。此其一; 其二,《甫田》、《大田》、《七月》等诗在写到“同我妇子,馌彼南亩”总是紧接着有“田吱至喜”一句。“喜”,郑玄以为“读为喜,酒食也。”从上下文看,所馌的对象当为田畯。田畯为何人?《诗经》注家都解为田大夫。但在《周礼》中并无田畯这一官职,仅在春官下有“籥章,掌土鼓豳籥……凡国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郑司农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又《国语·周语》韦注:“农正,后稷之佐田畯也。”田畯是后稷的助手,又是最先教人从事耕耘的人。后稷本是弃的官职,     

变风变雅与“礼崩乐坏”

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革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下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雍容典重的雅、颂诗篇,到直抒胸臆、讽喻时政的变风变雅诗。在“变风变雅”的一些诗篇中,诗人以激愤的怨恨之情对天呼号。《诗经》再也不是传统风、雅中对现实半真实、半理想主义的讴歌了,而是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变风变雅”可以说是一个更进步、更活跃、人类意识更加觉醒的时代的序曲。     

孔子删《诗》管见

孔子删《诗》之说,起源于司马子长。《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以前历代儒生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唐人孔颖达在对“书传所引之诗”进行反复考证后,首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对孔子删《诗》之说持否定态度。宋以后,对孔子删《诗》之说进行考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朱熹认为,孔子只对《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刊定,而不曾删《诗》。叶水心非常同意这个意见,他说:“<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但当时持相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不同意孔颖达的意见。他说:“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也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现代学者     

论“周南”和“召南”

一《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在《诗经》十五国风中,只有《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历来颇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南”字的理解各有不同,其影响较大的有五种意见。 (一)南化说。《毛诗·关睢序》说:“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郑玄《诗谱》说:“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陆德明的《毛诗音义》也说:“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等,均从此说。 (二)南音说。《吕氏春秋·音初篇》说:“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此说到了宋代颇为流行,王     

朱熹的《通鉴纲目》及史学思想的新阐发──读汤勤福新著《朱熹的史学思想》

汤勤福的博士论文《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下简称汤著），拜读之后有一些感想，必欲一吐而快之。一汤著在史学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朱熹《通鉴纲目》的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通鉴纲目》“凡例”是朱熹所撰，他还撰写了部分的“钢”，而“分注”则是朱熹托其学生赵师渊撰写完成的，即认为《通鉴纲目》的主要作者不是朱熹而是赵师渊。这一观点影响极大，几成定论。对此汤著作了说细的考辨，得出了全然不同的新论断。作者考证，元朝贺善曾指出当时有人怀疑《通鉴纲目》非朱熹所作；全祖望、王梓…     

《诗经》赋比兴原论

赋、比、兴的提法,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与风、雅、颂一起合称为“六诗”:“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大序》则将“六诗”称为“六义”。在中国学术史上,历代各学振对“六义”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当代学术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风、雅、颂是《诗经》乐歌编排的分类,以乐调而得名;赋、比、兴则是《诗经》所采用的三种基本的表现手法。尽管在具体的作品中,赋比兴三种手法常常融汇交错在一起;但是三者无疑有其各自不同的表现特征及功用。本文将依次分别对赋、比、兴在《诗经》中的具体涵义及其表现作再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并力求从中探寻这三种表现手法对中国诗歌艺术形态发展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