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德性—礼—政治”模式——进步儒学视角下的政治哲学

今天,儒家哲学应当是"有根的全球哲学":植根于儒家传统,并从全球的其他哲学传统受到激励。进步儒学即是通往儒家政治哲学的这样一条进路的一个例子。它的基本理论结构像一只三脚凳,乃是德性—礼—政治的相互关系。所有三个维度皆植根于传统,但所有三个维度以及这些维度相互联系的方式,却已经在回应新的情境与挑战中经历了新的发展。伦理的德性是进步儒学最基础的目标,但是,要使德性的获得成为可能,个人的德性就必须"坎陷自身",并遵从政治的规则(例如法律)。同理,人类社会中,对于伦理规范与政治规范之实现来说,礼的规范也是必要的。因此,所有三个维度都是至关重要的,都是理解儒家政治哲学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儒学之“本”与“源”——评安靖如“进步儒学”的思想方法

美国哲学家安靖如的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基于有本的全球哲学观念,在伦理—礼—法或德性—礼—政治的模式中凸显礼的重大意义,以联接儒家传统和现代价值,是富于创造性的。然而,有本的全球哲学的思想方法毕竟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末、体—用、形上—形下的思维方式,礼是沟通形上之本与形下之末的中介,尽管探及儒学之本,但未溯及儒学之源。此外,他关于生活儒学先有对现象学的信奉、并以此为基础来综合改造儒学的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再议“坎陷”——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一

坎陷是牟宗三的重要概念,有两个具体指向,一是“坎陷的外王指向”,二是“坎陷的存有指向”。这两个指向虽然都离不开道德与认知的关系,但涉及问题不同,完全可以分开处理。“坎陷的外王指向”内含“让开一步”“下降凝聚”“摄智归仁”三个要素。“让开一步”意指让开身段,以发展自己不擅长的方面,这项工作必须在“摄智归仁”的前提下展开,不是嫌弃“道德无力”,不是主张“道德无用”。“让开一步”之后的发展方向是“向下”的,此即为“下降凝聚”,这一义理可以借助“多重三分法”得到有力的说明。“多重三分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有很大的学理潜力,代表着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向,不应轻易讥为“儿戏之论”。     

“推扩”“坎陷”还是“虚通”？——现代新儒学的一条知识论线索

作为心体、本体的良知如何对接科学精神,是现代新儒家特别重视的问题。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学者,对此都提出系统而原创的观点。但是,学界往往重视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而忽略了熊十力与唐君毅的观点。事实上,熊十力的良知推扩说与唐君毅的良知虚通说,以及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共同构成了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的一条思想线索。     

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先秦儒学

先秦儒学的本质是一种政治的道德哲学,其创发是源于对政治之“道”的高度自觉,政治秩序的重建乃是基本的思想主题,而“正名”则是君子“为政”的根本。作为政治哲学,先秦儒学展示给人们的思想景观是精神与欲望的冲突,是人性之高贵与卑俗的对抗,“教化”因此而成为政治的重要使命。先秦儒学建构的是一个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世界,它能够为我们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有益的价值资源。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蒋庆的“政治儒学”

近年来,儒学复兴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已经成为事实。基于现代新儒家致思方向之偏误,蒋庆主张儒学制度化,走＂政治儒学＂之路,并对其发展脉络、基本特征与历史形态作了深入研究。作为当前儒学复兴思潮之一种,＂政治儒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儒学研究路向的新展开。不过,总的看来,＂政治儒学＂学理上不够圆通,也没有现实可能性,并非...     

试析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兼评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当代新儒家的"新外王学"的存在已经是一个理论事实,李明辉的新著《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可被看作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存在和延续的又一佐证。但是,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乃是一种抽象观念的排列组合的结果,是以对"现实"的思想过滤或者将"现实"排除在其视野之外为前提和特征的。反过来,这也决定了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从根本上丧失了面对"现实"的维度和内在理论能力,换言之,在"儒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观念性嫁接和融通中,真正的政治哲学思考尚未开始。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爱智慧”的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儒家——兼谈西方儒学研究的误区

儒家思想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能够与病以药的真实智慧，即能够通过对人心的治理达到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目的。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沦为“科学的婢女”，丧失了哲学本有的“爱智慧”之意义，也丧失了对现代社会病症的医治能力。而受到科学精神影响的西方哲学方法论也不适合于研究以开显性德为目的的儒家思想。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加深会使人日益认识到儒家思想的实用价值，西方学者对儒家思想的体悟和理解也会加深。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之文化生命内核

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从其形成、结构、作用及其与三统并建的关系来看,它只是转换文化生命尽性方式的桥梁,文化生命则构成其理论内核。     

辩证逻辑下的道德实践——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之省察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中蕴涵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理论,一直被学界误以为是"无中生有"模式的创造,这种理解基于对该理论作因果逻辑的判释。误解主要表现在:作为"内圣"主要内容的道德实践无法直接创造出科学与民主。若换从辩证逻辑的维度来审视道德开出新外王所具有的实践必然性,可能更有益于人们理解该理论。同时,"良知"所具有的道德与超道德两层内涵,又展示了它在辩证开显中的复杂性。     

政治哲学的“规定”及其当代性

与“什么是哲学”的答案始终悬而未决一样,“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也为学界争论多年而从未有过“公论”。可以明确的是,尽管政治哲学是具有深远历史传统和丰厚思想资源的研究领域,但将这种研究领域命名为政治哲学却是现代学科构建过程中的晚近事件。以现代政治的现实视角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回顾和归纳大致界定了政治哲学的本性、研究对象与致思方式,也在古典与现代的贯通中明晰了政治哲学的当代性。可以说,     

熊十力“断染成净”说与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比较

儒家传统的内圣如何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理论之一,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两人的致思进路并不相同。熊十力"断染成净"说借鉴了佛教唯识宗的理论,以性智为体、量智为用,经过纯理智的修养过程,达致"性智全显"的境地,儒家传统的内圣由此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体现了体用相即的致思进路,这一理论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是比较圆融的。而牟宗三则另辟蹊径,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说,认为良知本体需要经过自我的坎陷,才能开显出"纯粹知性",也即是科学和民主,牟宗三的这一理论引起学界较大的争议,多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着缺陷,其原因就在于牟宗三没有完全继承熊十力的体用相即的方法。     

生活、哲学与信念——评黄玉顺的"生活儒学"

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是近年兴起的“儒学复兴”、“文化保守主义抬头”诸般思潮中的一种。在“哲学”式微的现代,“生活儒学”执持于从“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进路复兴“儒学”,无疑是发人深思的。而如何理解“哲学”与“形而上学”,乃至于如何定位“儒学”中的“生活”观念,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     

重新理解“政治哲学”——对施特劳斯的某种回归

政治领域是一个追求"权力"的公共"意见"领域,其最终目的是"意见"的协调统一及基于此的社会行动;哲学则是追求"真理"的相对私域,它在解答政治领域内超验疑惑的同时,不断批判不符合真理的政治。同时,哲学需要政治为其提供场域和支持,政治则需要哲学为其提供理性导引和德性保障。此即哲学与政治复杂张力结构关系的一体两面,而政治哲学的本质就是这一张力结构关系的理论表达。这也是对施特劳斯"政治哲学"范畴分析理路的某种程度上的回归。     

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的新突破——评《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

作为哲学与政治学相互交融渗透而产生的交叉学科“政治哲学”既是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又是政治理论在哲学高度的抽象与概括,是政治思想的最高层次。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政治文明的今天,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成为当代中国     

道德与知识、事功的一致——由牟宗三“良知坎陷”引发的思考(一)

中国文化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和谐精神与竞争意识的对立.前者主张仁义,后者主张争利.虽然仁义的落实需要知识与事功,但由于道德和知识事功的内在冲突,即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仁义与争利的对立,儒家的内圣之学长期存在轻智与贬功的倾向,不能直接开出外王.牟宗三先生良知坎陷说,为基于中国文化开出科学与民主做出了努力.儒家关注的是人类永恒价值,但现实是残酷的.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传统儒家需要经过曲折和悖论,认可知性主体的独立和争利的价值,方能开出外王.但这种新的学说面临着突破儒学边界的困境,故需要区分理想(终极)的儒家与现实(坎陷)的儒家.     

论政治哲学的发展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

近代社会的发展促使了政治哲学的产生,就当前政治哲学发展的态势来看,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中国的发展极为迅速。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在指导思想几十年的发展中,共产党人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将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相结合,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政治方面就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件极为具有影响力的哲学事件,这一学科的兴起积极回应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的范式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政治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入手,建构自己的、适应于现实生活并能引导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哲学理论,本文将探讨在政治哲学发展的前提下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