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视角下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城市治理过程的实质在于解决公共问题,必然涉及利益问题的讨论、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利益矛盾的解决。鉴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过渡的时期,本文以利益为突破口,在阐述"城市治理"和"公民参与"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城市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具体路径和功能,认为应建立规范的公民参与教育和培训制度,提高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意识,促进公民利益觉醒;创新公民参与形式,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完善多元利益表达机制;丰富社会公众组织,形成公民参与合力,优化利益综合、竞取和博弈机制;建立健全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构建利益整合、利益分配、利益补偿机制。     

公共政策中公民参与的经济分析

民主制度不会无端形成,而是有赖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公民参与也不会凭空产生,而是客观参与机制与公民主观参与动机的结合.本文借用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对公民参与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归结出人性假设与治理结构两个分析视角,并对公民参与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给出解释.再以利益与信息为切入点,修正了传统政治学所设计的公民参与机制,并对公民参与的边界提出构想.     

城市旧区改造中社会第三方作用与参与机制

社会第三方由于所具有的社会性、独立性和公信力,在旧区改造拆迁工作中具有"润滑剂、粘合剂、清洁剂"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保障整个拆迁过程的"公平、公开、公正"。通过完善公信平台的组成机制、全过程参与机制以及个性化服务机制等社会第三方参与城市旧区拆迁改造的机制,有助于平衡拆迁改造利益博弈各相关方的利益,大大降低城市旧区拆迁改造的难度和系统风险,进而有力推进城市的旧区拆迁改造工作。     

环境规制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环境规制是其表达环境利益的必备途径,特别是在制衡传统环境规制工具理性缺陷、规制俘虏风险以及重拾环境规制价值理性的进路中,公民参与对于建构政府回应性、开放性和公开透明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民主行政价值和多元治理意义.而在实践中,由于体制可参与性、公民理性参与能力和水平、政府网络治理水平以及公民参与意愿缺陷使之陷入了公民可参与性及公民参与性困境,极大地制约了这一途径的演进.完善公民参与制度中的激励机制设计,并基于我国基层自治组织分布特性,舍弃泛公民社会及社群主义意义上的相对虚无,构建有限范围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真实参与路径成为了具有特定可操作性的公民参与机制选择     

公民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增多表明,既有的环境决策模式受到了公民参与的挑战。但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环境决策遇到障碍：一是公民无法及时获取环境决策的相关信息;二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渠道不畅通;三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四是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府环境决策有助于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有效性,甚至合法性。其路径有四：一是扩大环境信息公开;二是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协商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三是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意识;四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利益博弈、制度公正与城市拆迁纠纷化解机制

公正是一种建立在多方利益动态博弈均衡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城市拆迁制度的形成与实施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博弈均衡的确认与保障;同时,只有相关制度体系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体现了城市拆迁中相关利益主体博弈的均衡,该制度才是公正和良好的,城市拆迁纠纷才能得以解决。这就要求,城市拆迁立法或定制要依据博弈规则与均衡,通过强化公开机制和完善利益表达与拆迁参与机制来确立和保障公正,也就是确认和保护各种合理的符合市场价值或公益价值的利益。此外,从目前来看,建立、培育或完善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中间组织、强化城市拆迁听证制度,对实现利益均衡、强化制度公正来说是必要的、紧迫的。     

公共决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可操作性研究

论述了随着社会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政府治理中将公民的力量导入公共决策的体系,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是我国目前形成良好政治生活状态的趋势。,同时指出由于存在抵触行政绩效、参与者是否平等和社会能否共善等难题,公民参与的可操作性备受挑战。因此,从公民参与的正当性以及困境的摆脱来证明其可操性,为公民的有序参与提供有效途径对我国的科学决策有显著意义。     

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困境及优化路径选择

公民能否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发展程度的重要衡量因素,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然而,当前公民社会的发展还不完善,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意识的薄弱,参与机制短缺以及制度的不完善等导致了公民参与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阻碍了公民参与进程和民主治理的推进。因此,依据公共政策性质和合法性要求,选择适度且均衡的参与途径与策略,辅以具体的完善公民参与的措施,是消解公民参与实践困境的有效路径。     

组织化有序参与：扩展公民参与的新思路

公民参与碎片化是导致扩展公民有序参与难以实现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使公民参与组织化。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的组织基础,而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功能也符合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目标。因此,要通过激活群团组织的利益表达与聚合功能、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市场治理和释放NGO的社会治理活力来实现公民组织化有序参与。     

反思与超越:水权交易中公民参与维度的构建

在水权交易中提高公民参与的力度,契合民主社会发展之需要,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益博弈是公民参与水权交易主要动因,社会讯息互动、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参与精神等的缺失是当前制约公民参与水权交易的现实困境,因而今后应着力进行公民参与的多重建构,具体可在水权交易中引入公共参与的概念并对之进行具体体系构建,从法律和精神两个层面出发,通过全局体系构建模式完善公民参与制度。     

新公民参与运动背景下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困境与挑战——兼论“邻避”情绪及其治理

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与决策领域中广泛存在且影响不断增强的公民决策参与现象,形成了媒体社会化时代我国的新公民参与运动。城市政府公共管理中"邻避"情绪的显性化则是我国新公民参与运动的集中体现,它既深刻反映出公民参与的不完善性,也凸显优化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的必要性。当前,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树立与公民分享决策权力的理念并合理把握公民参与的限度,将有效的公民参与融入到公共决策过程中;同时,要围绕发展有效公民参与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城市农民工——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

公民参与不仅包括政治参与,而且还涉及到社会参与。农民工在城市的公民参与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民工个人权利的实现、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根据在武汉市的调查,当前农民工的公民参与度较低,处于城市的边缘状态。农民工的公民参与状况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生存状况、城市认同心理、组织化水平、公民参与的动员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提高农民工的公民参与水平,必须采取多方面措施建立农民工公民参与制度及其社会基础。     

公民参与的宪政解读

公民参与不仅是一种政治活动,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参政权.阐述了公民参与的理论,并从宪政角度分析了公民参与的意义,即公民参与政治是民主化的动力,公民参与法律是法律秩序建构的活力;分析了公民参与的困境"公民冷漠"和由"多数暴政"引起的工具化倾向,评述了我国公民参与的现状和不足,并提出完善途径:信任大众,完善参与的法律机制;克服"多数暴政",建立协商民主.     

当前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民主从代议制民主向协商民主、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的不断强化和转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石和核心。转型期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传统政治文化、强势政府、参与制度缺失虚置、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是制约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影响因素。推进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健康有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健全参与制度、创新公民参与形式以及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四方面通盘考量与践行,从而使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实化于能。     

城市拆迁冲突公共治理的文化价值视域

社会公共治理强调公共权力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建立合作导向的协商机制,这要求它们在化解城市拆迁冲突的文化价值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这也是民间力量推动城市拆迁制度变革的努力方向。制度建构与维持的精神根源是文化信念,因此,尽管拆迁冲突的直接诱因是制度不善导致利益分配不公,但其社会心理因素却是城市拆迁缺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民生的文化价值伦理的关注;当前,城市拆迁冲突的制度化治理也同样存在文化价值障碍。如此,拆迁冲突情境介入者(拆迁人、被拆迁人和地方公共权力部门)的文化价值更新和社会的文化价值重建对于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只有建立在深刻认识中国现实文化价值的特质及其与现代民主文化价值差别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于中国合作治理城市拆迁冲突的根本性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机制研究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途径来行使自身权利、表达利益诉求,进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行动过程.社会组织通过自主行动来表达公民的利益诉求,为公民参与管理社会事务、分担政府转移的职能提供了机遇,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政府对社会组织活动的规制、社会组织本身的类型与性质等,都会影响社会组织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作用效果.政府需要对社会组织进行扶持与规范,以有效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

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是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政治参与理论一脉相承的。胡锦涛认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广泛动员人民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公民政治参与要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要提高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度,发挥民主党派和社会组织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作用,要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保障普通党员的政治参与权。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公民的法律参与的强大武器

(一)实行依法治国是推动公民的法律参与的前提条件 现代社会是参与社会,也是民主社会.无论是以主张对于公共事务由公民直接介入进行决策的共和主义民主理论,还是倡导经过选举产生议员以代表公民利益进行决策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都主张参与的核心价值,公民参与是民主的体现.     

新媒体环境中的公民参与现状分析

新媒体的发展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分析了新媒体的特点及其对公民参与的积极意义,探析了新媒体环境中公民参与存在的主体局限、公民责任缺失、公民非理性参与以及政民互动中政府回应力不足等困境,进一步提出消解参与壁垒、建立平衡监管机制、增强政府回应力、引导"意见领袖"等途径,力求改善新媒体环境中公民参与的现状,从而更好地汇聚民智、集中民力。     

浅析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适度性

当代民主政治潮流下,公民参与在公共决策中具有重要地位,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事实决策中,匮乏的公民参与和过度的公民参与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适度性应成为公民参与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不适度的公民参与可能产生的问题作为逻辑起点,在分析公民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的基础上,依据公共决策的不同性质,确定公民参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