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食品监管职能缺失的体制分析及其治理策略——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沿革表现出了"破碎化"的监管职能,这与社会结构转型、制度变迁和政府机构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解释框架,分析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缺失原因,制度化政府内部及部门之间的跨界合作,把社会多元治理力量纳入到协作的制度内,建构政府内部之间、部门之间及社会监管主体之间的协作网络结构,这是对公共行政适应社会改革发展的回应。     

行业协会与政府合作治理市场的可能性及限度

优势互补只是行业协会与政府合作治理市场的基础,并非是合作的充分必要条件.组织性质上的“二重性”使得行业协会既有与政府合作进行市场规范的可能,也有被会员企业俘获的危险.对于行业协会来说,其促进行业自律的动力首先来自于企业个体理性与行业协会集体理性的冲突.其次,企业个体理性与行业协会集体理性的冲突及行业协会的集体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又决定了行业协会在不同情况下,治理动力的程度有所不同.同时,行业协会对市场进行的治理是有限度的,不同层级、不同生发方式、不同管理形式、不同区分度的行业协会自律治理的限度也不同.     

协同治理：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新路径

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在“全域旅游”这一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对于市场乱象的整治、旅游环境的改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传统的政府综合监管模式因缺乏协同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而难以应对层见叠出的旅游纠纷。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理念更新和规范调整,检视了现行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在立法、执法、司法、行业等方面的不足,引入协同治理思想形成政府、司法、行业、公众、社会多方共治的新时期治理模式,找准协同治理的最大公约数、最佳连接点,本土化建构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新模式以发挥内外部多元化模式协同效能与效度,助力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度融合,积聚各部门优势推动协同治理的实现。     

地方政府数据化治理的法治进路研究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涌现,社会运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逐步实现数据化.数据化治理有效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现代化治理进程,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法律冲突不容忽视.为促进创新型治理模式的深度发展,国家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其进行规制,但囿于数据化本身的复杂性与创新性,各地方政府如何应对治理过程中产生的难题仍处于探索式实验阶段.面对这一挑战,我国应在充分借鉴域外关于数据化治理法律规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法治思维的引导下,建构符合法律原则、满足各地方化差异的数据化治理法律规制体系,深入探讨规制的深层理据和价值,积极推进改革和创新,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日本证券公司的治理

本文分析总结了日本证券公司当前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发展竞争格局 ,从公司发展规模、股权结构、内部治理组织结构等多方面出发 ,研究了日本证券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 ,并详细分析了当前发展状况下 ,日本政府监管策略的变化和采取的主要监管措施 ,为我国证券公司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政府治理的市场模式分析

政府治理的市场模式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来提高政府效率 ,从而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市场模式的主要理论基础有 :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市场模式有其特定的具体内容。中国在运用市场模式进行行政改革时的主要思路是 :引入市场机制 ,建立有限政府 ;加强政府内部改革 ,强化政府责任 ;明确政府、社会及公众的作用方式     

论行政法治建设与地方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行政法治与地方政府治理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行政法治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合法、公正、高效地履行法定职权,而且有利于有效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然而,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实践来看,行政法治建设不足导致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地方行政法治建设,通过优化地方行政立法、落实职权法定原则、推进公正执法、强化依法治理的责任观念以及完善行政复议机制等措施,不断提高地方政府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政治活动中,现代国家逐渐形成了日益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延展。民主与法治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权源价值和目标保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文明提供了基本方式和路径选择。新形势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形成法治政府、市场经济、社会三者相互约束和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以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食品安全治理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公益问题,需要社会公众的有序参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也是公众的一部分,在食品安全治理中亦要发挥主体作用。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需要政府采取行政委托、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等方式,以达到食品安全监管良性循环之目的。同时,政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保障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的有效实现。     

生猪电子交易市场开发瓶颈及其化解之道

生猪产业风险催生了生猪远期交易商业模式.但目前生猪电子交易还处于发展初期,市场开发与拓展存在众多瓶颈,涉及思维认识、市场信誉、合约标准、交易成本、市场垄断和流动性等,对此,须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化解:政府部门扶持、产业战略联盟、样板客户示范三管齐下,构建良性产业生态;投资商+投资经纪商+生猪贸易商分担风险、获取收益,推行做市商机制;建立现货按期+现货挂牌+竞价交易 多元化的交易方式,及建立现货交收+协商交收+现金交收的交收制度体系,实行交收制度多元化;分散生猪产业风险,推行信贷+担保+保险+信用的金融综合化治理;稳定经营拳头品种合约、改良合约标准、大胆尝试新品种合约,不拘一格修缮标准合约.     

试论中国证券市场生态及其治理

运用生态学的概念,分析了证券市场生态现状,指出中国股市生态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有深刻的制度、文化和社会背景等原因,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和谐的资本文化、有效的监管和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提出股市生态治理的关键在于调整股市结构、改善公司盈利状况以及强化政府监管.     

乡村治理的自主性困境及其化解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乡村地区必要的治理力量、治理资源和治理权限,是实现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并推动乡村治理从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的内在要求。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完成以来,国家给到乡村地区输入的治理资源和嵌入的治理力量日渐增多,乡村治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由于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在乡村治理资源的使用、治理格局的主导和治理权限的获取等方面面临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困境,使得乡村治理的绩效并未随着治理资源和治理力量投入的不断增加而出现明显改善。赋予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对乡村治理资源拥有一定限度的自主配置权,构建以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村民代表为主、外部嵌入式治理力量为辅的乡村治理体系,赋予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必要的自主行为空间,激活乡村治理内生秩序等是化解乡村治理自主性困境、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改善乡村治理绩效的基本路径。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及其治理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基于互联网生长生存的网络意识形态具有多维性、长期性、隐蔽性和全局性等特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威胁来源于网络文化、网络舆论和网络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为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厚植网络文化,提升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引导网络舆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的管理权;引领网络思潮,巩固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公司治理与财务困境:来自上海股票市场的证据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的公司中都存在最终控制人。最终控制人的存在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从而造成了公司价值的下降。然而,这还不能确定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困境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通过对上海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现金流量权与表决权的偏离等治理结构变量确实与财务困境存在相关性,建立预测模型进行预测时能够达到很高的预测精度。     

公司治理与经营模式的缺陷是美国公司会计欺诈的根源

美国公司一系列会计欺诈的事件决不仅仅属于会计专业问题,公司治理与经营模式的缺陷是美国公司会计欺诈的最主要根源。这些事件是我们理性分析美国公司制度建设、经营模式、竞争策略、激励制度、会计模式等的难得案例,对于我们致力于完善市场监管、公司治理、会计制度诸多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农村人地矛盾的新状况及其治理

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新的农村人地矛盾凸显,具体表现为建设用地扩张与耕地保护的量性矛盾、劳动力与土地资源配置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土地细碎化与发展现代规模农业的技术性矛盾以及土地资本化需求与产权安排的供需矛盾。从目前形势看,这些矛盾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化解并系统推进对农村人地矛盾的治理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城市治理的基本假设及其幻想

当前关于城市“管理”的理论研究中,“城市治理”的话语正在取代“城市管理”,由此形成的各种对城市的认知也反映在城市的实践中,譬如,提倡提高公众参与、实施精细化治理、信仰信息技术等。通过审视城市治理主张的公众参与假设、技术治理假设和空间治理假设,文章提出治理理论的兴起不足以取代城市管理理论;对管理主义的批评,不能通盘否定“管理”理论对城市的重要作用。主张重塑城市管理理念,以管理思想处理理性与自由的关系,理清并守住政府的职责,警惕唯市场效率,探索多元价值的平衡之道,贡献管理公共性的经验,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论高校腐败及其治理

目前,因体制机制的制约和腐败亚文化的影响,我国高校腐败的形态既有与其他领域相同的一般形态腐败,如选人用人、基建工程和设备采购领域腐败等,也有其自身特有的形态,如科研经费腐败、招生腐败和校办产业腐败等,呈现出涉腐范围广、贪腐数额大、一把手腐败突出和危害程度深等特点。因而,依据新的形势任务,适时转变传统反腐观念,准确把握高校反腐的着力点,在建立健全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基础上,抓早、抓小,方能在扎紧制度笼子,尽力压缩权力寻租和腐败空间的同时,有效预防那些钻了制度空子的漏网之鱼形成大气候,造成大伤害。     

农村孝道衰落的根源及对策研究

中国传统孝道的维系主要靠家庭权力机制、伦理道德机制、官方惩罚机制三个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压迫型体制,建立在孝道工具化基础上的家庭文化成了当今孝道衰落的根源。传统孝道成了父母控制家庭和子女的工具,掌握家庭权力者在家庭中任意发号施令,不讲平等与尊重就成了一种布迪厄所说的惯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意识。由于文化系统一般都具有很高程度的连续性,使得长期以来我国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缺少人性教育,其孝道不是建立在发自内心的愿望基础之上。孝道的工具化和家庭的奴化教育,使得孩子缺乏理性精神,结果,子女在掌握家庭权力后又走向不孝。必须将平等意识、协商精神、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引入家庭,将父母对子女尊重、民主平等作为亲子关系的基本准则,形成新的家庭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新的孝道,子女(媳)才会真心尊重父母及长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