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虚拟

怎样使散文富有诗意?除了从生活的矿藏中提炼富有诗意的原料外,在写作上是不是还有相应的技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看看诗是怎么成为“诗”的。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文出正面,诗出侧面。意思犹五谷也。文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这里所说的“诗出侧面”,“酒形质尽变”,实际上就是一种虚拟的写法。散文是“文”自然要从“正面”“出”,但要使散文具有     

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的“炼字”与“炼意”

古诗创作历来有强调“炼字”之功 ,看重一字之妙的一派。如宋代范温《潜溪诗眼》“炼字”条云 :“好句要须好字 ,如李白诗 :‘吴姬压酒唤客尝’ ,见酒初熟、江南风物之美 ,工在‘压’字。老杜《画马》诗 :‘戏拈秃笔扫骅骝’ ,初无意于画 ,偶然天成 ,工在‘拈”字。柳涛 :‘汲井漱寒齿’ ,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之字 ,如‘修竹不受暑’、‘野航恰受二三人’、‘吹面受和风’、‘轻燕受风斜’ ,‘受’字皆入妙。老坡尤爱‘轻燕受风斜’ ,以谓燕迎风低飞 ,乍前乍却 ,非‘受”字不能形容也。”再如清代贺贻孙《诗笺》中指出 :“前辈有教人…     

乌台诗案纵横谈(续)

《乌台诗案》一名《乌台诗话》(见《眉山诗案广证》卷 2 ) ,却有悖于“论诗及事”或“论诗及辞”的“诗话”传统。但换一种眼光来看 ,诗案中有时涉及作诗本事 ,有时供出诗作或某些诗句的用意 ,则“论诗及事”、“及辞”还是时或有之 ,只不过作者多半迫于外力言不由衷罢了。因此 ,《乌台诗案》实在是一种“变形”的诗话。关于诗案供状迫于外力言不由衷 ,前文已有所触及 ,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以见其荒唐可笑。《和李清臣韵》云 :“羞为毛遂囊中颖 ,未许朱云地下游。”前句姑置不论 ,后句用了一个典故 :“朱云 ,汉成帝时乞斩张禹 ,汉成帝欲诛之 …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自宋代起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贬之者如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均见《后山诗话》)沈括更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褒之者如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丿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愈是唐代的大家,可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叶燮《原诗》更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至今仍争论不休。我这里根据古代诗评家所提供的线索,分四个问题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一些论述。     

《石刻篆文编》字说(二十七则)

丕卷一、第二页秦诅楚文:“亲仰不显”。案古无丕字。金文中凡“丕显”字皆作“不显”。《诗·周颂·清庙》“不显不承”,《维天之命》“于乎不显”,以及其它的“不显”皆应读为丕;郑玄笺谓“读如字”,如果他见到汉刘熊碑中的“相继不显”则当作何解邪?不字在古文字有于书写时注其中笔作(?),如金文筥侯少子簋及古匋文之例,后人隶作(?),如日本唐写本《书·盘庚上》“(?)乃敢大言”之例,再变而为丕矣。     

文辞所被 夸饰恒存——谈古典诗文里的夸张

艺术夸张在我国的文艺评论中也叫增语、增文、夸饰、形容、豪句、激昂之语等等。王充《论衡·语增》云:“纣为长夜之饮,糟邱酒池,沉湎于酒,不舍昼夜。”又《论衡·艺增》有“《尚书》‘协和万国’”之言,还有“《诗》言‘子孙千亿’”之语。这些都是“增语”、“增文”。《文心雕龙·夸饰》说:“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     

古典诗词立意举隅

古人云:“诗如马,意如善驭者。”其实一切文艺作品何尝不是如此,不过作为抒情言志的诗词更突出罢了。王若虚在他的《滹南诗话》中指出:“文章以意为主,字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王夫之《姜斋诗话》也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     

“复语”杂谈

一王念孙父子在他们的著作里曾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古人自有复语。”(见《读书杂志》卷三之四、三之五、四之九、七之四、八之六,《经义述闻》卷九、十五、三十一、三十二、《经传释词》卷五等处)他们所说的“复语”,指的是古汉语中的那种“平列二字、上下同义”的语言单位,其实也就是由两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根并列在一起而构成的复合词。     

经传中“不”“无”为语词辨

《经传释词》既误以反诗句之“不”“无”为语词,予撰《反诘句相反见意》以正之。王氏凡遇古籍中有“不”“无”字句而稍难于理解者,又多以“不”“无”为语词。此亦不可不辨。夫“不”字为语词者,仅限于《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一类名释,“不”字实无意义可言。故《玉篇》曰:“不”词也。其他“不”字皆有意义。如《书多方》“尔尚不忌于凶德”,言尔曾(《说文》尚,曾也。)不畏于凶德也。《诗·抑》“尚不愧于屋漏”,《楚辞·九章》“尚不知余之从容”。皆“尚不”连文,“不”岂语词,《诗·何人斯》曰:“否难知也。”否即不,上句曰“还而不入”,则其与于谮我情事,不难知也(参《毛诗后笺》)王氏以“否”为语词,(?)未达诗之旨意。《思齐》     

评朱庭珍的《筱园诗话》

朱庭珍,字筱园,云南石屏人.近代诗人、诗论家.已刊出的诗作有《穆清堂集》及续集,诗论有《筱园诗话》.他本人在《穆清堂诗钞自序》中说:“自束发受书,即解声韵,视诗如性命,为之垂四十年”(《石屏县志》第二十一卷).足见他对诗的执着追求.他的同时代人陈灿评他的诗:“思愈清妙,笔愈奇峭,才气愈跌宕纵横,而初无惨淡经营之迹,盖锻炼之极归于自然,……筱国自(?)角以诗名当代名公,钜手一见为之心折,而遇弥穷诗乃弥工.”(《石屏县志》第二十一卷)《石屏县志》对他的评价是:诗才敏捷,博洽今古,名动一时.可以看出,他的诗作确有相当的影响.但是,他的卓著的才能,并不是表现于他的诗歌创作,而是表现于他的诗歌理论的建树.当他还不满二十四岁的时候,便完成了具有独到见解的论诗专著《筱园诗话》,象这样     

宋诗理趣漫论

对于宋诗,明清时即有以其“主理”而发的微辞。如明人李梦阳说:“宋人主理,作理语。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空同集·缶音序》)清初吴乔又说:“唐诗主达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人主于议论,故于三百篇远。”(《围炉诗话》卷二)然而,诗歌与理并非完全背驰的。就是上述李梦阳之语,不是也承认“诗何尝无理”么?他是不要“专作理语”罢了;清人沈德潜也说:“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说诗啐语》六十三)宋诗中确乎有直接说理与不带情韵的议论者,缺乏诗的意境,无疑不足取。但宋诗中含“理”的篇什更有不少是富于“理趣”的,这“理趣”是宋诗研究中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课题。     

散文的心

讲中国文学,最先让人想到的并非诗歌,而是“文”或“文章”。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共识,不妨叫做“文章正宗论”,即认为“文”的历史最久,作者最夥,成就最大,形式也最灵活、最具包容性,“诗”则位列“文章”之下,甚至隶属于“文”。西人论文学,推本溯源至于“诗”,“诗”乃一切文学之顶峰,故亚里士多德《诗学》雄霸西方文学理论数千年而不坠。中国古代讲文学,一“文”字足矣,理论上可媲美亚氏《诗学》者,《文心雕龙》也,而刘勰之“文”,一如陆士衡《文赋》之“文”,兼赅众体,诗歌韵语自不能外。这是东西方“文论”、“诗学”理路及符号体系之…     

神韵辨

王士祯为清初诗坛领袖,吴陈琰评其诗说:“先生兼总众有,不名一家,而摄其大凡则要在神韵。”(《蚕尾续集序》)《四库全书总目》云:“士祯论诗,主于神韵。”(卷一九六《渔洋诗话》提要)王士祯虽主神韵,却没对神韵这一概念作过明晰的阐述。人们对王士祯之所谓神韵的传统解释是“风神韵致”。不过,“风神韵致”四个字并非比“神韵”两个字好懂,所以这种以古解古,等于同义反复,并不能说明问题。     

试论吴乔“意为主将”说——《围炉诗话》管窥

一吴乔,一名殳,字修龄,江苏昆山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清顺治前后(十七世纪中叶)在世,工于诗,“王士禛尝以善学西昆许之”。而吴乔所撰《围炉诗话》六卷,更“脍炙艺林,其排击七子,探源六义,议论精到,发前人之所未发”。著名文士赵执信《谈龙录》曾专门述及:“昆山吴修龄论诗甚精,所著《围炉诗话》,余三客吴门,遍求之不可得,独见其《与友人书》一篇。”由此可见《围炉诗话》于当时诗坛影响之一斑,必有其“自抒心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句中引刘克庄语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钱先生尝释此诗云:“隐讽诗与禅扞格不两立,文词乃禅家所斩断之葛藤也。”依钱先生之说,遗山诗意即:诗是禅客必割之赘疣,务斩之葛藤,遗山此诗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与     

吴雷发《说诗菅蒯》发微

清人吴雷发所撰《说诗营蒯》有昭代丛书一卷本,丁福宝收入《清诗话》。吴雷发字起蛟,号夜钟,又号寒塘,江苏吴江人,诸生,生卒年不详,为康、雍时人。自明代前后七子相继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拟古之风后,虽经公安派、竟陵派之扫荡,但在清初至康乾年间其余风并未息歇,诗坛上拟古反拟古之争依然存在。吴江叶燮起而著《原诗》对拟古风进行抨击,有摧陷廓清之功。吴雷发则以《说诗菅蒯》阐述了颇有价值的艺术见解,而且对稍后的反拟古诗论的集大成者袁枚的“性灵说”亦不无启迪的意义。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 《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句中引刘克庄语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钱先生尝释此诗云:“隐讽诗与禅扦格不两立,文词乃禅家所斩断之葛藤也。”依钱先生之说,遗山诗意即:诗是禅客必割之赘疣,务斩之葛藤,遗山此诗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与后村同调。     

《徐而庵诗话》精义发微

《徐而庵诗话》系清初徐增所撰。徐增字子能,号而庵,长洲(今苏州)人,生卒年不详,据《四库全书总目》知“增与金人瑞游”,可断定徐增活动时期同于金圣叹(1608—1661),为顺治年间。徐增有《说唐诗》二十二卷,卷首为《与同学论诗之语》,后为张潮改名为《而庵诗话》收入《昭代丛书》,但有删除或遗漏;丁福保《清诗话》即收此书。日人近藤元粹编《萤雪轩丛书》却据《与同学论诗之语》原文收入,内容完璧无缺,并略作评点,改名为《徐而庵诗话》,此书较完整地反映了徐增诗歌理论,优于《而庵诗话》。对于徐增的《诗话》有心斋居士赞曰:“诗话所云,盖胸中确有所见,非徒为大言欺世者,读者当自得之也。”此并非溢美之词。《徐而庵诗话》篇幅不长,但围绕诗人的条件、创作构思的规律与诗歌内容的特点等方面进行阐发,颇有见识。徐氏诗论继承了前人诗论中某些可取的观点而有所发挥,这又启发了稍后的袁枚“性灵说”的一些美学思想;虽然亦有局限性,但不乏可资鉴借的价值。徐氏诗论尚未见人论及,故试作发微。     

高适《燕歌行》所刺新考

盛唐边塞诗人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高常诗集》卷五），今人多认为诗序中所言之“御史大夫张公”即为玄宗时名将张守进，所谓“征戍之事”指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张守登隐瞒部下败状，“妄奏克获之功”这件事（见《旧唐书》卷一O三“张守检传”）。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二在此诗下引《旧唐书·张守传》后即谓“此诗盖隐刺之也。”岑仲勉先生亦谓“此制张守登也。”《读全唐诗札记》朱东润先生主编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之《唐诗选》论及此诗时亦持此看法。傅珐琅先生则对此提出…     

语言的张力——论宋诗话的语言结构批评

以讨论句法、炼字、造语为主要内容的宋诗话一向以其琐屑细碎、无关宏旨而为人们所诟病,而我们认为,宋诗话的最大价值恰巧在于立足作品的分析,以及对诗法诗病的寻绎阐释,使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从传统的外部社会学研究进入诗歌艺术的内部研究,从浮游于语言之上的性情、韵味研究转向从语言出发的诗歌特质研究上来,从而创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以语言结构为中心的真正的作品本体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