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维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潮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光辉历史上,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从来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爱国问题不仅成为一个不同于以往历史时代的突出问题,而且具有不同于前代的新质和内容。中华民族不仅要武装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而且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反对侵略者的压迫、剥削和腐蚀。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刺激下,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热望改变祖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处境,欲致祖国于富强之域,成了这个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更深刻的内容。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潮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不仅与反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而且与改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同志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①戊戌时期,站在时代前列出而领航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他     

传教士与明清实学思潮

由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所带入中国的科学理念,深刻影响到明末清初我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思维方式,乾嘉学者所倡导的“实事求是”中就包含着这种科学精神的元素,这为推进中国知识界的近代化功不可没。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传统文化

早期来华新教是指１８０７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首次来华到１８４２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在新教传教士中尤以马礼逊、郭实腊、裨治文为代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对以后的传教士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代言人,新教传教士们广办刊物,著书立说,开办学校,传播东西方文明,他们所宣扬的有关西方文明的知识,给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秩序的基础带来了冲击和威胁,促使中国士人以更现实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特别是使一部分睿智的中国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不再沉溺于“天朝大国”的美梦里,而开始了“睁眼看世界”的历程     

19世纪新教传教士对太极说的批判与吸收

明末清初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儒学立场是:认同古儒,反对近儒。但是,在宋儒太极说的问题上,晚清新教传教士的态度已不像耶稣会士那么强硬,而是多少表现出愿与宋儒靠近、对话和调和的倾向。很显然,这些尝试与探索突破了利玛窦的局囿,拓宽了耶儒对话的空间和领域。     

伦敦会新教传教士与马六甲英华书院的英语教学

伦敦会传教士首先把欧洲盛行的语法翻译教学法介绍到中国 ,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照搬此法 ,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它进行了扬弃 ,这样使学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得到全面发展     

晚清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评说

晚清时期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十分关注中国科举制度,并发表了不少介绍、评论科举制度的言论。本文围绕美国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弊端及其改革建议等3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换一个视角,借西人的眼光,多方位认识科举制度的利弊。     

福音与救济:晚清新教传教士与山东黄河水灾论略

自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后,黄河泛滥成灾,沿河民众深受其害,英美等国新教传教士在其论著中对黄河及水灾情况也多有记载,称之为"中国之痛";面对地方政府救济不力的局面,传教士出于普世博爱之心,深入灾区,分工合作,调查灾情,呼吁捐款,散发赈银;黄河水灾屡治不止,李佳白、法思远等传教士还对根治黄河水灾,提出了筑堤束水、开通直流、疏浚河床等建议。不可否认,传教士参与黄河水灾救济带有强烈的传播福音的功利动机,但却在部分地区最大限度救济了灾民,其治黄建议也具有一定可行性。     

盛宣怀与戊戌维新异同论

首先我想对盛宣怀与戊戌维新的异同点作一概述。 盛宣怀被加上“大买办”头衔而予以全盘否定有年矣!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为准则的条件下,把盛宣怀划分在中国人民对立方面——“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     

重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互相衔接的两个阶段.前者是低层次的社会改革运动,后者是高层次的社会改革运动,但二者紧密关联,不能割裂.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质的区别,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一 19世纪60年代初,清王朝既遭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又面临着太平天国、捻军及各地农民起义的冲击,危机十分严重.洋务派为了“平内寇”,“御外侮”,拯救危机,打起“自强求富”的旗号,兴办洋务,倡导改革.政治上他们与人民大众为敌,充当清王朝的帮凶,是反动的.但他们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又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性.     

戊戌维新与对督抚制度的新思维

在戊戌变法的政治过程中，1898年8月30日，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和东河总督被裁撤，从表面看来，理由是裁减冗官与督抚同城等。但是，这个改革运动在9月被镇压以后，跟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命运一样，11月1日，上述三个巡抚都被重新设立了。理由就是“三省巡抚均著悉仍旧制，毋庸裁并”。在此可以看出，旧制强大的生命力。不过，戊戌的新思维，没有完全散失。因为，在清末最后的改革过程当中，这些巡抚与东河总督都又被裁撤了。这些措施明确证明了1898年的裁撤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合理性，要不然怎么能过几年重新再采取同样的措施呢？因为资料的限制，1898年巡抚被裁撤的有记载的理由并不复杂，但是该理由的思维背景可能是更深刻并值得研究。本文把督抚制度的长期演变过程也包括在思考之内，对戊戌变法期间与此后的督抚制度改革的思维背景进行探讨。     

传教士、儒士与西学东渐

中国近代社会跃进和渐进的变迁,不是直接来源于社会内部诸因素缓慢发展和积累的结果,而是在外来军事、经济、文化入侵,旧的社会形态被强制破坏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整体意义上,这种特殊状况下的社会变迁仍是缓慢和渐进的,但在局部的区域——开放的沿海城市、特殊的社会阶层中——与西方人关系密切的买办、商人、官僚、知识分子等,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的发展,却是在强制性的外来输入情况下产生了跃变。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领域的跃变,既没有本土文化的延续性演变为基础,也不具有足够的     

论戊戌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

维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第一次作为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先进政治力量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掀起批判与改造封建专制制度及思想文化的社会改良运动。维新知识分子首先总结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于政治黑暗腐败,主张引进西方君主立宪政体进行变法维新,但因受传统制约,采取了"托古改制"的变革模式。其次,开始批判传统价值观念体系,倡导人性解放。再次,初步认识到国民素质低下导致社会政治落舌,提出改造国民素质的重大课题,将维新运动推向深入。维新知识分子群体促进了中国社会政治及文化的近代化,与此问时,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人格心态、参政模式、道德观念及行为方式,也初步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但是,由于他们受传统经学意识、功名意识影响,对西学普遍缺乏系统而深刻的理解,又过于崇尚理想主义,因而变法既不彻底且以失败告终,知识分子群体也未能实现彻底转型。     

论社会思潮的发生、发展与消退

社会思潮是一种流行性的社会意识现象,是一种以时代为背景、以社会为场所、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意识的运动形式。每一种社会思潮,都是一定社会环境中人们共同的思想潮流和心理倾向。不同社会思潮的并存、继起、冲撞、融汇和消长,构成一定时期社会意识变动的宏观图景。追寻社会思潮的生命历程,考察其发生、发展和消退的基本过程及其特点,对于分析社会思潮现象,把握社会意识的运动及其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黄宗羲的“君主论”对戊戌维新思想家的影响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首先剥去君主“神”的外壳,还原出其“人”的面目,再剥离君主“人”的假面具,显露出其“贼”的形象,进而形成了抑君的思想。从政治话语与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维新派思想家对黄宗羲“君主论”思想的继承。     

论对权力的制约

一权力没有制约就会产生腐败。这是公认的政治学“铁律”。过去,我国对权力的制约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思想政治工作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等方式实现的。不可否认,这种制衡机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是有效的。但是,当我们今天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之时,这种制衡机制的效力则变得越来越低。面对政权机关和公务人员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不准”、“严禁”等等行政命令收到的效果往往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总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制衡方式不能有效地杜绝腐败现象的产生。     

论加强对检察权的监督与制约

权力只有受到良好的监督与制约才不至于被放弃或滥用.在实践中,检察权在对我国法律法规的被遵守和执行发挥法律监督作用的同时,其自身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被监督不力和滥用的现象.因此,对检察权这种监督性质的权力必须加强监督与制约,使检察权依法运行而不被滥用,检察主体依法履行职责而不至玩忽职守,以保障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文章在分析我国检察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加强对检察权监督与制约的必要性及其有效途径.     

后现代主义：引发教育反思的思潮

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社会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有其特定的产生背景。社会的变化、人们对社会生存危机的反思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都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后现代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主体性、强调内在关系;批判理性主义、崇尚非理性、倡导创造性;反对“同一性”、拒斥“整体性”,主张多元论等这些基本观点,对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引发了对当代教育的不断反思。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教育目的论、后现代的课程观则为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意义。     

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在贵州早期传播异同论

同为西方传入的宗教文化 ,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无论是在传播的社会文化背景、传播的途径及方式、对贵州社会的影响等方面都完全不同。对这些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对于研究西方宗教文化对贵州的影响有深刻的意义。     

试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另有的同志认为,二者性质相反,完全对立,如果承认这两次运动同属历史的进步潮流,那当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否定,是受了“愚弄”,“看错人了”,“把进步势力当作封建势力去反了,而且都是以进步反进步”。还有的同志甚至断言,认为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就是给洋务派中的某些卖国贼翻案,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基本原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事实,搞清楚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益处的。 一 戊戌当年,维新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评价是全面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首先对洋务运动和某些洋务派人物作了必要的肯定。康有为等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说:“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在于“造轮船”、“筑铁路”、“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轻气球、电器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路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29之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还说:“同治初年,创巨痛     

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孔教"构思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把孔子学说宗教化,一是为了抵抗近代西方侵略,二是为了制衡专制君主,三是为了改良社会风俗,四是出于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求。经过康有为改造的“孔教”,发掘出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真理元素,并已留下了近代“西政、西学”影响的深深烙印,从而为“现代性”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因各种原因而未实现创教目标,从总体上看,康有为的早期“孔教”思想,为会通中西、推进中国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