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献及其妻安氏墓志初探

洛阳新出土的花献墓志揭示了唐代后期洛阳一个家庭的景教信仰以及洛阳景教徒的生活点滴。花献及其家庭既信仰景教,同时又遵循汉地儒家的行为规范,体现出中古洛阳多元文化的影响。花献及其妻安氏的墓志由僧人文简撰写,反映了当时洛阳佛教与景教之间的关系。     

志铭分撰：唐代墓志文学研究之新视角

唐代墓志拥有史料性与文学性的双重属性,对唐代墓志的文学研究应该加强。从撰写者视角来研究唐代墓志,可以发现志文和铭文由不同作者分撰的特殊现象。从实际功用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铭之功用的看重;从文体分野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诗歌这种文体的高度认同。志铭分撰对于传世诗文别集中单独出现志文或铭文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也向我们揭示了唐代墓志发展的实际情形。     

墓志文献校理疏误例说

墓志是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现行墓志文校理存在着诸多疏误.文章以五代墓志为例,运用文字学、词汇学、校勘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对照原拓,分析研究了墓志文献校理过程中十种常见疏误类型,以期对今后墓志文献整理有指导借鉴作用.     

唐刘干夫妻墓志考略

洛阳出土晚唐刘干墓志记载了志主的家世生平、科第宦历及其著述等情况。刘干曾于大中年间修订《切韵》12卷及《通纂》、《通例》共10卷,可为研究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之阙提供原始文献线索。其妻太原王氏墓志为当世仅见刘干之著述。     

金代墓志等级制度研究——以出土墓志为中心

笔者在对已知出土金代墓志信息进行归纳和分析的基础上,对金代品官墓志等级使用制度进行复原,并结合史实对个别特例作合理解释。同时分析了金代存在的非品官者使用墓志的现象,认为"非官不志"的禁忌在金代已被打破,墓志已在僧道、平民等群体中较为广泛的使用。     

薛贻矩墓志录文商补

薛贻矩是五代后梁要臣,官至宰相.薛贻矩墓志的出土,为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参考资料.但业已发表的薛贻矩墓志在点校方面多有疏误,直接降低了该墓志的利用价值.文章利用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方面的知识,比照原拓,对薛贻矩墓志进行了重新审读,希望有助于晚唐五代史研究.     

试述元魏宗室墓志中的江南元素

元魏宗室墓志是洛阳邙山出土碑志的集中代表,其秉承六朝贵族主义精神撰写,凸显中古北方胡人贵族化运动的观念及成果。标榜文化素养是该类墓志的核心环节,细致剖析其结构元素,不难发现引领贵族时尚的江南新风占据相当的比重,具体包括玄谈、文学、宴饮、务虚、义理及书法等内容。在贵族化浪潮的席卷下,元魏宗室的气质风貌日益趋向江南化,此乃南北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文化史上叙写了绚丽的篇章。     

墓志文献数字化建设初探

墓志文献是历史演进的直接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墓志文献数字化是墓志文献保护、利用与开发的理想方式,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然面临不少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墓志文献数据库是组织、存储和管理相关数据的存储器,而其建设也必须设计相应的技术流程。     

五代墓志俗字考辨

五代时期是汉语俗字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五代墓志中包含着大量的俗字,这些俗字成为墓志整理和阅读的严重障碍之一。本文运用俗文字学、校勘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五代墓志中俗字疏误的一些典型实例进行分析研究。通过我们的研究,以期对汉语俗字研究、墓志文献等古籍的整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出唐墓志所见西域史事二题

本文结合史籍和碑刻材料对<程处侠墓志>、<柳宝积墓志>中涉及西域的人物及鹰娑川之战、焉耆之战进行了考证.     

墓志文体起源新论

墓志既是一种文体,又是古代丧葬制度的重要一环,既有文学的属性,又有文物的属性。关于墓志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丧葬制度,而没有对制度与文体之间的界限加以厘清。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墓志文经历了从志墓到墓记再到墓志的发展过程;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看出,作为有一定行文格式的墓志,是一种起于江左的文体,其出现时间应在晋宋之际。     

墓志异名考释

墓志作为一种纪念死者、赞颂功德的幽埋明器,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漫长。墓志的质地和志主身份各异,墓志文体及志石形制不同,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异名,情况复杂,但实质基本无别。其产生原因和丧葬的产生与志墓习俗、墓志进程的阶段性、形制的不统一性及志墓材料的不同、封建社会中官僚贵族礼仪制度的需要及歌功颂德的驱动、儒释道文化的共存、墓志文体和形制的连用有关。     

墓志的文体特征与《文选》“墓志”笺论

墓志和墓碑文都是有关死者的文体,负载着标识墓主的作用,二者在置放的地点、材质、形制、演变轨迹等方面又有明显区别。墓志主要记载墓主生平梗概,文末缀以齐言赞颂之辞,用语简约,以四言为主,追求言约义丰,多用典故。《文选》“墓志”类仅收任《刘先生夫人墓志》一篇,从妇德、门第、哀悼三个角度着墨。墓志所言与实际情况有契合处,其虽更多的是粉饰,但用心深微,技巧高超。     

吐鲁番出土墓志札记

本文对《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中收录的墓志志文用语如“虫丩车”、“毛”、“咸”等进行了释读。     

北朝《李骞墓志》考释

李骞是北朝赵郡李氏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李骞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生平以及赵郡李氏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结合墓志和相关史料可知,李骞原名希义,字景让,后改名骞,再改字希义;李骞家族原来聚居平棘,后来迁居柏仁;李骞庶长兄长钧未被记入《李骞墓志》,李骞长女宝信当为高延宗妃;李骞生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卒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549年）,曾在北魏和东魏担任多种官职;《李骞墓志》出土于河北省赞皇县。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北朝墓志的活体文献价值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收录北朝墓志17品，多为新出土的墓志，时间跨度长达48年，是创新研究北朝中晚期历史文化与“魏碑体”书法的重要活体文献。所收元氏墓志2品最为珍贵：《元嶷墓志》字数长达1389字，是《魏书》《北史》记载的近14倍，可极大丰富、提升对元嶷及其相关时代、人物、事件与相互关系的全面性认识；《元世■墓志》所记远较《魏书》《北史》为详，体现了北朝后期墓志溢美过实特征。其他如《于彧墓志》《穆良墓志》《尉僧仁墓志》《和伏生墓志》等北朝胡姓墓志，对研究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历史，《张斌墓志》《王茂墓志》《尧奋墓志》等对研究北朝世族史实与文化等，均有重要的活体文献研究价值。《尧奋墓志》和《独孤华墓志》为北朝鸳鸯墓志，也有着特殊的珍稀收藏、研究价值。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发微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内容比较丰富，所蕴含的辽朝史事信息也较多。除了前辈学者有所探讨的志主家世生平、职阶勋爵以及妻子儿女等内容外，墓志中其他一些记载，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辽朝某些实际情况。譬如辽朝官员脱“宫籍”对其身份地位彻底转变的影响、辽朝官员母妻诰封为命妇的基础与前提、“红尘”与“净土”视域下辽朝信佛居士丧葬活动中的双重仪轨等。结合传世史料及其他石刻文字，对梁援暨妻张氏墓志反映的各类史事问题发微索考，于拓展及深化辽朝历史研究或许不无裨益。     

宋琬墓志考

宋琬病逝后,其学生王熙曾为其撰写墓志铭,详述宋琬生平事迹。新发现的这块由王熙之子王景曾撰写的墓志,着重描述了宋琬死后家庭状况的演变,补充了第一块墓志所没有的内容,通过对新墓志的考证,纠正了历史文献中的错误,增加了新的史料内容。     

论北魏时期二王行草对元氏墓志书法的影响

元氏墓志为北魏时期的皇家墓志,形成于北魏汉化的关键时期.由于墓主人的地位显赫,使得元氏墓志书、刻俱精,代表了北魏时期的书法水平,可与南朝书法相抗衡.元氏墓志在整个北朝书法中特色鲜明,与同一时期的造像记、摩崖等有较大区别,点画圆润,结构精整,用笔方圆兼施,其俊美秀逸的风格显然受到了二王行草用笔的影响.北魏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汉化政策,造就了元氏墓志在书法艺术、型制及文体方面新的成就,其书体风格在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大变革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隋唐书法艺术走向辉煌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