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难题的马克思诠释

《论语》中“直躬证父”的故事阐发了儒家伦理“亲亲相隐”的原则,揭示了儒家面对家庭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伦理冲突所作出的独特诠释。其中,“叶公之直”作为烘托儒家伦理要求的参照物,在现代性语境下十分呼应地描绘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共同体模式。而黑格尔和施蒂纳对《安提戈涅》的解读为解析叶公“荆蛮之豪”的思想内涵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补充。黑格尔主张主体生存必须跨越家庭血亲达到国家公义的水平,施蒂纳则揭示了国家共同体的虚幻性与个人功利的真实性,二者的思想作为同一逻辑的不同环节展现了现代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宿命。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和施蒂纳表达了他对消除异化、恢复人本真自由的“真实共同体”的理想追求,这一旨归构成了马克思对“亲亲相隐”难题的现代诠释。以“亲亲相隐”与《安提戈涅》为线索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儒学与马克思思想在共同体理论方面的共通性,从而为我们理解中华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新境界提供理论支持。     

也谈“亲亲相隐”之本义

在学术界围绕"亲亲相隐"与儒家伦理的争鸣中,《〈论语〉"亲亲相隐"章重读》一文认为争议双方均误读"隐"之含义,故力图从字义训诂入手释"隐"为"直",再借助文献佐证推翻传统释义。但这一观点无论是在训诂释义上还是文献佐证上均存在着主观臆测、过度引申、片面解读等问题,因而是难以成立的。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中国现代形上学建构的反思——以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为例

中国现代形上学的建构存在着逻辑(知性)和生命两条进路,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是对熊十力生命进路的继承.这一形上学在净化传统儒家意义本体论的同时,又将"良知"变成了吞噬一切的"黑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原始儒家"存在合理性"的偏离.     

冯友兰“接着讲”儒家教化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现代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取代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结构,这一变革对传统儒家社会伦理提出新的挑战,即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儒家伦理如何可能。冯友兰在接着讲的意义上阐发了儒家教化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可能性,积极阐发了传统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实现与发展。认识冯友兰对儒家伦理如何可能问题的思考,对促进研究冯友兰教育思想获得了更为扩展的意义与视野,而这亦是我们应自觉意识和积极展开的。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亲亲相隐”的观念是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在量刑时予以减免的根据。此观念和法律规定在西方亦有体现。“亲亲相隐”体现的是人的天然本性,“大义灭亲”维护的则是法律的正义。国内学术界就此问题曾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战：一说“亲亲相隐”虽然有违现行法律,但它符合和顺应人性的正当发展,现行法律应做适当修改;一说“亲亲相隐”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情与法历来就是困扰着人类的问题,但我们不仅在学理上更应该在实践中去寻找一条两者相融的道路。     

义、利与爱:企业家慈善行为的伦理考察

中国企业家的成长重塑了中国的慈善事业.企业家的慈善行为从根本上说,出于他们的伦理动机.在当代社会,慈善行为作为企业整体行为的一部分,对企业的营销、企业形象的培育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是企业的总体的追求利益行为的一部分.这是企业家慈善动机的利的部分.在现代社会中,企业家在社会责任心的驱动下,以回报社会为目标,受"纯粹利他"的自我实现动机推动,这是企业家慈善动机的义的部分.现代慈善文化还受儒家以"仁爱"核心的慈善传统的影响,企业家慈善行为也可在中国伦理传统中找到思想基源.     

论春秋“出奔”现象中的亲亲之道

亲亲之道是先秦宗法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机制与政治传统。它体现在“出奔”这样的恶性政治事件中。具体而言,出奔中的亲亲之道体现在春秋贵族对出奔的理解方式、出奔中的礼制、宗国对出奔者的处理方式、受奔国对来奔者的受理方式等方面,其实质是为了维持宗法社会的自身稳定,体现出宗法社会鲜明的特色。先秦儒家赞成在出奔中采取亲亲之道,在这一点上,《春秋》三传的史评取得了一致。     

儒家伦理的二维结构体系——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谈起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伦理体系的纲领。这条箴言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二维体系结构,即精英伦理与平民伦理,或德性伦理与功利伦理的和谐共生关系。儒家伦理从孔子道德学说的源头即兼顾了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两个思想维度。孟学传统,尤其是宋明新儒家,无视孔子兼顾义、利的德性伦理主张,将义与利、理与欲视作善与恶的对立,否定逐利伦理的正当性,从而滑向道德理想主义的极端。这种绝对主义的精英德性伦理虽然提升了儒家的道德境界,但因其忽视了儒家原有的平民伦理或有限度的功利伦理,致其在高扬道德人文精神的同时,实际上失落了儒家对于"小人"或世俗社会的道德人文关怀。故这只是儒家伦理学说体系沿一个维度的偏重发展。相比之下,荀子从自然人性出发,主张"义利两有"、"以义制利",才是真正继承孔子伦理精神者。荀学传统通过道德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联姻,在道义论体系下为儒家保留了功利论的学脉。这种圆融的二维结构体系,符合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伦理选择,因此比只讲道义论的孟学理学伦理更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伦理的现代转型。     

“亲亲相隐”之现代刑事法律人文价值分析

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推进，要求在刑事法治建设中重视尊重人权和司法理性，使人成为人，使现代刑事法律凸显人文精神。在此背景下，儒家“亲亲相隐”思想所表现出的人性、人道以及保障人权的光辉日益彰显，其蕴含的合理人文精神值得我们在现代刑事法治的构建过程中继承和吸收。     

论儒家伦理的亲亲原则及其现代扬弃

众所周知 ,儒家伦理博大精深 ,包含着多项原则。亲亲原则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这项原则不仅在古代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而且在今天中国人的观念中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影响着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尤其是家庭道德的建设。因此 ,对这一原则做一考察和分析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一“亲亲”这个概念频繁地出现在先秦儒家的多种典籍里 ,如《诗经》、《左传》、《公羊传》和《荀子》等。而对亲亲思想作了较充分阐述的 ,则是《礼记》和《孟子》。《礼记·中庸》说 :“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 ;义者宜也 ,尊贤为大。亲亲之杀 ,尊贤之等 ,礼…     

论《春秋谷梁传》的亲亲之义

<正> 亲亲之道在儒家理论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儒家的所有理论都是围绕此展开的。“在宗法等级社会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他在血缘上与天子、诸侯、卿、大夫等的关系的远近决定的,社会关系同时就是血缘关系”(匡亚明:《孔子评传》第199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日益稳固,亲亲和尊尊在儒家伦理中的地位,必然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在《春秋谷梁传》(下简称《谷梁》)中有所反映。《谷梁》是鼓吹君主“在民上”、“大上”的主导地位的。君既处于“大上”的地位,君道自然高于亲亲之道,这在《谷梁传》中是时可发见的。《谷梁》认为,君处于至尊的地     

一场空火虚耗式的论战——评"亲亲相隐"之争

论战双方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邓晓芒、刘清平等先生认为,孔孟的"亲亲相隐",导致了专制集权,而专制集权导致了腐败,所以"亲亲相隐"的血缘伦理思想应对今日的腐败负责;而郭齐勇等先生认为"亲亲相隐"思想与今日的腐败无关,"亲亲相隐"思想是合理的,在当代仍有着无上的价值.争议双方都脱离了社会结构转型这一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因而双方都是在空发议论,并无多大现实意义.双方均不应纠缠于血缘亲情伦理,而应探求如何构建奠基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伦理秩序与社会正义.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编者接:"亲亲相隐"的观念是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在量刑时予以减免的根据.此观念和法律规定在西方亦有体现."亲亲相隐"体现的是人的天然本性,"大义灭亲"维护的则是法律的正义.国内学术界就此问题曾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战:一说"亲亲相隐"虽然有违现行法律,但它符合和顺应人性的正当发展,现行法律应做适当修改:一说"亲亲相隐"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推己及人”与“中华民族”建构的情感进路

作为民族国家,中国建构国族与国家是一个过程的两个结构面。在国族建构中,历史文化传统的因素发挥了需加重视的作用。"推己及人",既促成了国族建构的思维模式,也塑就了国族建构的情感进路。在中华民族建构中发挥支配性影响的"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格式化陈述,便是一个明证。其间对血缘亲情与人际亲近关系的打通,对社会认同与国家建构的直接同构,呈现出中国的国族建构特征。从古至今,中国的社会政治建构基本沿循这一条情感进路。无疑,这是一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促进国族认同的进路。但这一进路也遮蔽了情感逻辑之外的理性设计所当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建构现代国族时,情感与理性、社会与政治是不可偏废的两类动力。     

自由·人格·幸福——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学的逻辑与反思

人道主义伦理学以人自身的可能性与幸福为旨归,而实现这两者的前提就是人要是"自由"的人。弗洛姆正是以对"逃避自由"的批判为逻辑起点来揭示人对真正自由的渴望,而此种自由的实现又必须依托于"生产性人格"的塑造这条进路,从而构成逻辑完整的伦理体系。以马克思道德理论来反思弗洛姆的伦理体系,则存在某些不合理之处。     

儒家传统“节”德的三维意蕴及检讨

从德性的视角审视,"节"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至少涵盖了节用、节义、节欲三个维度的意蕴,这三个维度的意蕴本质上是寻求情感、价值、理性三者之间的平衡,是传统伦理规范的主体性建构,共同展示了儒家伦理的思想特质与伦理精神。历史视野中传统道德的思想逻辑、展开维度是我们认识传统、承接传统的基本思路,儒家传统的"节"德作为一种道德的负价值与正能量交织的两重性道德范畴,需多加辨识并谨慎取舍。     

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建构的反思——以中国现代形而上学的建构为背景

中国现代形而上学的建构存在着“逻辑”(知性 )和“生命”两条进路 ,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学是对熊十力生命进路的继承。这一形而上学在净化传统儒家“意义本体论”的同时 ,又将“良知”变成了吞噬一切的“黑洞” ,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原始儒家“存在合理性”的偏离。     

关于"亲亲互隐"、"爱有差等"的争鸣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争论孔子论“父子互隐”和孟子论舜及“爱有差等”的问题。这一争论关涉到整个儒家伦理的历史和现代价值之评判。儒家伦理是一复杂的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德目之间是有张力的配合;儒家的仁、义、礼、忠、敬、信等德目都是社会性、公共性的,适用于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建构的;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儒家的“仁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必然有绝对的普遍性,并且是“爱有差等”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父子互隐”的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     

禅让政治的基本理论架构及其所要求的德行基础——楚简《唐虞之道》第6至13号简思想析论

文章对楚简《唐虞之道》第6至13号简作了详细的思想解析,考察了"尧—尊贤—禅让—义"和"舜—爱亲—孝—仁"这两条理路的内在思想逻辑及其在禅让政治实践中汇合的过程与可能性。认为简文作者在王者作为天子权位授予主体的观念主导下,深入剖析了儒家禅让政治的基本理论架构及其基本精神,指出了禅让政治所要求的孝、忠、仁、义等德目及其间相互转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