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视角下的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制度设计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从一个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只有靠改革红利带来的体制和制度变革,才能为创新型人才成长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保驾护航.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深层次原因在于高等学校体制和制度的不完善.创新人才培养,应进一步完善高考招生制度、教学制度等,创新体制机制,开展协同创新,突破现有制约创新人才培养的瓶颈.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问题研究

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是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的主要特征.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特征,指出人口转型使得中国总体人口形势已由人口红利时期总量过剩、劳动力年轻和充裕与抚养比下降的优势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时期总量减少、劳动力稀缺和老化与抚养比上升的挑战,其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总量负债、人口结构负债、人口性别负债和人力资本负债等四方面.虽然中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方向转型不可阻挡,但未雨绸缪,通过全面开发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才红利/知识红利、持续提高健康红利和挖潜提高老龄化红利等应对策略,就能有效减缓甚至抵消人口负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实现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人才红利效应与四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近二十余年来,如同全国一样,人口红利对四川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贡献。尽管现阶段四川的人口红利期尚未完结,但着眼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需要,必须认真重视"人口红利"效应逐渐衰减乃至枯竭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应当大力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使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的优势得到更加高效的发挥,为四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人口红利视角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状态,今后将逐步进入后人口红利期.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以及其他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人口红利在总量与结构、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均衡的矛盾;基础教育水平虽然整体提高,但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却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制度不健全、投入不足以及教育体系不完善等是造成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的根本原因.政府只有通过完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加大投入,通过制定各种激励措施吸引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模式因材施教、按需培训,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主动参加职业技术教育,才能达到增加人口红利的目的.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探究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保证,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是由于这两个红利的不充分释放导致的。我国正处于新旧更替的交界点处,一方面新的结构和制度红利并未完全释放;另一方面旧的制度和人口红利已经渐渐消失,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一旦越过这个交界点,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新时期,即实现“质”的飞跃。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构调整包括由市场和政府引致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驱动经济发展;改革包括制度的废除和建立,并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驱动经济发展。如果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能够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发展,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对此,应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保证经济平稳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     

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人口红利视角

2010年我国人口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11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增加,传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然而,在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整体变化和其内部变化并不一致,人口红利在人口分布上发生了乡城转移.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一直高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地区的总抚养比远低于农村地区.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和人口红利乡城转移的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别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为了获取更有效的人口结构转变收益和城镇化释放的人口结构红利,应该完善就业服务体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参与效率,同时通过资金、机构和服务三重保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水平.     

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走势的影响因素及特征分析

中国人口红利拐点正在到来.在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不断发生改变.这些因素直接体现在企业层面、政府层面、市场层面、社会层面和国际层面,影响到人口红利的获得与实现、数量和质量变化、空间和时间分布、国际和国内的分配,这将会对中国未来产业机构的调整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

运用中国1979-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模型并辅之以序列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序列相关等检验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了显著的人口红利,而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等制度条件因素则进一步放大和提升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文章认为,促使乡城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等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而言至关重要。     

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

人口红利是人口学领域及学科体系的扩展部分,也是人口学界与经济学界接轨而重点研究的领域.人口红利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持续期长短及其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隐患等问题的争论与研究上,但对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红利的判定方法与模型的适用性研究不够明确.对模型所选用的基础数据的处理和修正交待不明确,对参数选取、结果检验等还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合理的年龄结构、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它本身并不是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成果,还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如何抓住"人口红利"结束前的十几年时间调整人口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人口红利”研究现状与评述

中国的"人口红利"一直是学界与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在认知与判断上也存在众多分歧。在此利用文献研究法从人口红利概念、人口红利判断标准、中国人口红利期限、经济作用、兑现条件五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学术分歧的根源,并对相关理论与观点进行评述,最后提出作者的判断与研究结论。     

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

近三十年来,依靠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实证验证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论扩大内需与人口消费红利

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消费效应出发,分析我国当前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对扩大内需的积极影响,明确提出和分析人口消费红利及其现实性,并深入探讨人口消费红利的实现机制,最后提出充分兑现人口消费红利、扩大内需的对策建议。     

人口红利理论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讨论了人口红利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实证描述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发现,人口红利是指特定时空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性或机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实质上就是一个前置条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根据对中国目前及将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状况的研判,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和结构性失衡是两大长期的基本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两大基本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和更加复杂。因此,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深化人事制度、退休制度改革,完善教育机制、产业机制及生育政策等,方能更好地收获人口红利。     

关于人口红利与生产力发展关系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提出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概念,人口繁衍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人口红利期充足的劳动年龄人口保证了劳动者的数量供给,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但规模在持续减小,把握人口红利存在性、持续性、规律性特征,可以有效兑换人口红利,推动生产力发展。     

人口、经济发展与四川的机遇——一个“人口红利”的视角

本文援引国际、国内经验,把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或"人口红利";论证了中国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四川作为人口大省,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好、利用好这笔宝贵的资源,对四川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不同的人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中国"未富先老"的现实国情,使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与2004年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这个区间的时间格外地短暂。任何潜在的人口红利,要想得到现实的开发,皆需要通过艰巨的改革,以获得必要的制度条件。未来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并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变化与人口政策研究

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历年人口数据来分析阐述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结构状况，来推算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总抚养比，同时测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每年出生人口数和社会总抚养等人口状况指标，通过测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状况指标预测出：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基于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和现行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本文提出人口生育政策必须调整且迫在眉捷。     

人口红利还是就业压力？———论资源约束对人口红利的挤出效应

本文在分析人口红利的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运用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互补关系原理,分析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两者不同比例关系情况下,人口机会窗口的两种结果:人口红利和就业压力,运用附加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约束条件的IS-LM模型描述了这两种状态。我国目前总体上处于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资源约束对人口红利产生"挤出"效应,人口机会窗口更多的表现为就业压力。     

人口红利区域分布失衡与空间发展不平等：劳动力价值低估视角

“人口红利”应是劳动力数量这一“量”以及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统一。文章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主要构成及其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维度，估算出2006—2017年中国省际地区农民工在理论上需要实现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应得报酬与其实际所得工资之间的差额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发现这一人口红利不仅均值逐年增长，而且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目标地区人口红利增长能够显著扩大该地区的空间不平等，同时会通过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缩小邻居地区空间不平等，而邻居地区人口红利变动也将通过显著的负外生交互效应反作用于目标地区的空间不平等。由于间接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加之邻居地区的负外生交互效应，使得人口红利总体上具有缩小区域空间不平等的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尤为如此。文章的发现对于认识中国“人口红利”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区域经济平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新人口红利的生成逻辑

数字乡村建设为破解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人口与人才短缺的双重困境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陕西省宜君县的案例研究,本文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新人口红利生成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下乡要着眼于我国乡村社会的人口现状和产业结构特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来盘活乡村生产要素和重构乡村产业体系,以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和实现农民生计模式的创新转换,为引回返乡青年人才资源、提升留守妇女人力资本回报和延展留守老年人口机会窗口创造积极条件,进而为催生乡村新人口红利提供多元的路径机制。宜君经验的重要启示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底层逻辑是“以人为本”,核心原则在于处理好外源与内生、城市与乡村、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主要目标是帮助农民实现生计模式的创新转换,建立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