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2010年第三次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探讨了城乡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检验了各因素影响效力的城乡差异。性别角色意识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与性别差异,女性性别观念在不断现代化的同时,仍延续复归传统的趋势;影响城乡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差异的因素主要反映在夫妻相对收入比、生育子女数、女性年收入、母亲受教育4个变量上。而城镇化、市民化以及义务教育持续普及与巩固有助于缩小城乡女性的性别角色意识差异。     

"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的阶层分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

本研究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和2006年的调查资料,比较分析了知青和非知青在阶层分化、收入分配以及生活幸福感等方面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知青和非知青在阶层分化和收入分配均没有显著影响,但知青比非知青的生活幸福感程度要低;另外,在知青群体内部,返城时间是他们的阶层分化和生活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也是知青和非知青生活幸福感差异的主要原因.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大学生综合幸福感结构验证与影响因素分析

以《综合幸福感问卷》为工具研究大学生综合幸福感。发现大学生幸福感在性别、文理科方面无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学生干部的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城市学生幸福感高于农村学生;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因素主要影响主观幸福感;运动能提高幸福感,但过量运动反而会导致幸福水平下降。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运动时间、是否贫困生、年级、生活支出、性别、是否学生干部．对心理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是否学生干部、年级、运动时间和城乡来源。研究发现SWB与PWB都是幸福感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我国城乡差异的区域研究

本文运用区域差距的测度方法定量研究了我国各地区近六年的城乡差异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我国的城乡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2001-2006年内,城乡差异在西部表现最为明显,其次是东部,中部的城乡差异最为微弱。6年里,在区域内部,西部各地区的城乡差异在缩小,中部地区差距变化不大,而东部各地区之间的城乡差异在不断扩大。     

中国出生性别比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中国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并具有明显时空差异。出生性别比先增后降,具有阶段性差异,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东、中、西部差异与城乡差异。为验证人口生育政策、城镇化、经济增长、城乡差距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包括总和生育率、城镇化率、人均GDP、城乡收入水平比等变量的出生性别比多元回归模型,并利用1985—2016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提高总和生育率能降低出生性别比,城镇化率与出生性别比成倒U型关系,人均GDP与出生性别比关系不确定,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促使出生性别比失衡。据此可知,单纯发展经济不能使出生性别比趋衡,只有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使出生性别比再次趋衡。     

领导干部的幸福感与工作绩效

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和工作幸福感水平较高,对工作绩效的自我评价较高;领导干部的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领导干部的工作幸福感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工作中的自我接受和福利待遇幸福感影响其生活的满意度,自我接受和人际关系幸福感影响其情绪体验;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对工作绩效的预测效应不显著,工作幸福感的不同方面对不同的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研究建议:重视领导干部幸福感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有针对性地提升不同的幸福感;重视领导干部不同的工作幸福感对工作绩效不同方面的影响。     

休闲方式、精神健康与幸福感

休闲对于个人生活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将休闲方式分为不同类型,利用CGSS 2010年城市部分的问卷和数据,用OLS回归方法分析不同休闲方式对精神健康及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娱乐锻炼型、社交型休闲方式对精神健康和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其中社交型休闲方式的作用更强;休闲方式部分通过精神健康这个中介变量而影响幸福感。     

童年幸福:人生财富与社会责任

儿童幸福感主要体现于对生活的满意度及积极与消极感受方面。当今儿童总体上对生活的满意度比较高,其中家庭满意度最高,自我满意度较低,对学习满意度最低;在生活感受中,积极感受占主导,同时存在一定比例的消极感受。在影响儿童幸福感的因素中,人口学方面表现显著的是城乡、户籍、是否独生子女及学校级别等;社会学因素中"健康、家庭和学校"三个领域都有显著体现。     

黑龙江省高校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

通过调查问卷对高校体育教师的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研究,问卷内容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三个方面。结果表明:女性教师较男性教师的主观幸福感高,新婚教师比未婚和其他已婚教师幸福感高,31-40岁教师的主观幸福感较低,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幸福感高于其他群体,体现了教师的幸福感随着职称的升高而上升。     

跨文化视野中的主观幸福感

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发现 ,不同的文化中幸福感的标准与来源存在差异 ,主观幸福感理论模型主要有自我决定模型、多维模型以及目标模型。积极的自尊、关系满足、生活意义与规范、父母期望等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主观幸福感有着不同的影响。主观幸福感模型的文化整合 ,使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理解文化在幸福感中的作用和机制 ,未来的主观幸福感理论模型应该综合考虑不同文化的影响 ,从而能够深入地理解幸福感。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调查分析

目的:该研究旨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进行了解调查,为进一步开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GWB)对粤东地区五所大学的29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男女、本专科的差异上未达到显著水平;而在城乡、是否独生子女则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城高于乡,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结论:要注重对大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独生子女人群的大学生进行幸福教育。     

外来打工人员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

通过对影响幸福感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外来打工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但其主观幸福感高是与以往生活条件、预期水平等有很大的相关。女性比男性更会寻求外界帮助和支持,而女性打工者比女大学生更能建立稳定长期社会关系。     

异质结构视角下福建省扩大消费的差异化机制构建——基于LA-AIDS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LA-AIDS模型,对福建省1995-2011年城乡各类消费支出及价格的相关数据进行有约束条件的迭代SUR回归,并计算出了城乡的支出弹性、自价格弹性及交叉价格弹性。结果显示:福建省城乡居民各类消费的支出弹性都大于0;食品和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均为生活必需品且为替代品;在交通通讯和娱乐教育文化两类支出上城乡差异较大;在居住消费支出上表现出了属性上的差异。据此,从拓宽收入、引导消费、稳定物价三个方面构造了城乡差异化的消费扩张机制。     

民国江南的城乡关系及其乡土性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城乡关系表现更为密切,大量的市镇在城乡之间扮演着亦城亦乡的角色,在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仿佛使城乡差异与区分感显得模糊起来。可是自传统时代以来,人们对于城乡关系的区别意识仍然十分清晰,不少文人对此从不同的层面予以重新析分,以"乡土性"观念出发,对城乡关系在民国时代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分化作了有力的揭示。城镇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乡土性"、乡村生活对于城镇的依赖性、城乡生活中正在加大的分离感等,在民国时代已然十分明显。那种对于农村生活的焦虑以及对于大都市生活多少存在的不满,呈现出彼时复杂的城乡关系及其生活中仍然浓厚的乡土性。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剖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设定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我国28个省级单位1991-2010年的数据,实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农资配送服务、农技推广服务、农业信息服务、农产品营销服务、农村金融保险服务水平的提高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同时还发现,城乡收入差距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城镇化水平、城乡就业结构差异水平、城乡人力资本差异水平、政府的城乡差异化政策等的影响.文末从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视角出发,提出了缩小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成都市城乡一体化进程及其水平测度

近年来,四川省成都市在一些列统筹城乡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城乡一体化水平明显提高。从城乡一体化发展度、差异度和协调度三个方面的实证研究发现：整体而言,成都市城乡差异度有缩小趋势,但城乡差别仍然明显,各区市县呈现出不均衡发展态势。因此,成都市应加强统筹规划的力度,加大对局部发展不平衡的协调,以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整体推进。     

居住安排、居住条件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研究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陕西和湖北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文章考察了居住安排和居住条件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与子女等同居并不能直接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只有与子女等同居但子女外出打工时,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才比寡居以及与配偶独居时更高.居住条件的改善可以提升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居住在楼房、房屋更新、房屋建筑面积更大、房屋建造者为子女的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更高.另外,分群估计发现,居住安排对女性、低龄、未受过教育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居住条件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不存在较大的群体差异.研究进一步发现,居住安排和居住条件会影响农村老人的代际关系满意度和居住条件满意度,进而影响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我国东中西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从东中西三个经济地带的角度,较详细地分析城乡收入、消费、消费倾向、消费结构、耐用品拥有量等差异情况及原因,然后,针对差异形成的原因及我国的具体条件,提出了一些缩小城乡差异、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的建议。     

教育公平政策注意力的演进及走向探析——基于《教育部工作要点》的研究

1987-2012年《教育部工作要点》对教育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阶层差异和教育资源四个方面均有涉及,政策注意力对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稳中求变,呈低起点、快提升的特点.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阶层差异的政策转向制度化的解决渠道,而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则没有很好地解决.教育公平注意力的转移进一步需要注意力的固定,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