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印光净土思想所蕴涵的终极关怀意识

依据终极关怀的三个特征与宗教的四项必要因素,可以更好地诠释与评价印光的弥陀净土思想。印光思想中的佛法核心问题,是堪破生死进而了生死的问题;要义是通过弥陀净土的信仰路径,化解死亡的焦虑,实现生命的安顿,通过落实道德关怀、生态关怀和临终关怀等具体的世俗关怀,最终落实终极关怀。印光强调弥陀净土的普适性,延续的正是净土宗在中国佛教各宗中能一枝独秀的主要因由之一。     

"真人不死"与"出离生死"——李卓吾生死智慧探微

晚明思想家李贽因为思想史的背景、生活阅历,以及个人思想上的喜好,40岁之后便以求生死之道为人生之首务.他从求"真人不死"之道到寻"出离生死"之道,其生死观可谓亦儒亦道亦佛,又是非儒非道非佛的,只能定格为"李贽的生死智慧",是一种综合性的创新.其意义在于为现代人树立起一个观念:思考死亡问题有着重大的价值.     

朱子论生死与鬼神

朱熹作为集大成的理学大家,面对佛道生死观、宇宙论和民间鬼神迷信的冲击与挑战,提出了一套以理气为核心范畴的宇宙论,并从本体论层面对鬼神、生死等关乎生命的本质与形态的问题给出了具有形上学依据的知识化、理性化解答。他基于理学的立场,以"理—气"二元结构为基本诠释框架,直面鬼神、生死问题,较为系统地解释了鬼神的性质、表现形态与生死的内在机制等问题。这一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特质的生死与鬼神观,可说是传统儒家生命哲学思想的典范。     

陆九渊的生死哲学钩沉

陆九渊的生死哲学形成过程与心学构建过程是一致的,它源起于对安身立命的"宇宙"问题的思考,成熟于"鹅湖之会"上"易简功夫"与"发明本心"修身养命说的提出.陆九渊的生死哲学涵括了"血气"与"德气"的生命本质论,"人爵"与"天爵"的生命价值论,"大命"与"顺天休命"的命运论,"贵生恶死"与"生死合道"的生死态度论等四个层面.陆九渊生死哲学的特点是力图排斥佛家、道家的生死哲学,肃清这两家的影响,同时他又将对生死的认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可行性极强.陆九渊的生死哲学极具儒家特色,是他对生死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     

道教与伊斯兰教关于生死问题的对话

生死问题是人生面对的首要问题,人为宗教更是将生死问题作为其学说的核心内容加以探讨。道教与伊斯兰教作为两种人为宗教,在解释生命创造的问题上,两者看法不同,道教认为人是由“道”派生的。伊斯兰教则认为,真主——神创造人类。不过,在生死问题上,道教与伊斯兰教观点也有诸多相同之处。二者都认为神对于人有绝对支配权,都极为珍视人的生命,它们对待现世生活的态度以及对待死亡的观点也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     

论王夫之的生死哲学

王夫之的生死哲学是其气本论思想的延伸。他认为,人的生死是气的形式的转换。死后的世界并非空无,而是肉体之气与心灵之神各归其类,死而不亡。就生命来说,气有屈伸,生的同时有死,死的同时又有生。气的聚散有循环往复,人的生死亦可以互换。就宇宙而言,是总量平衡、无所谓生死的;就个体生命而言,乃是有生有死与无生无死的辩证统一。宇宙通过气化,赋予人以道德自觉性。人能实践道德,便是实现天之所命,从而天人一体,超越生死,达到既勇于进取而又对生死、得丧、顺逆旷然无累的人生境界。     

“死而不亡”如何成为可能?——张载“气化生死观”的现代解读

张载的生死观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对生死本身的思考,它是循着认识论→本体论→人生论这一理路展开的。如果说在认识论上它在"幽明之辨"名下提出一种象的显微无间的现象学,并由此进入到一种气的聚散一体的本体论的话,那么,这种气的聚散一体的本体论的推出,则进而以天人合一的方式,使人的生死无间的生死观思想得以破显。张载所谓气的聚散也即所谓气的阴阳的气化生死观,既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周易的乾坤之道相接,又以"乾称父,坤称母"的"天亲合一"的方式,体现了向"家本主义"的周礼的宗法思想的历史回归。故张载的生死观的理论深旨,乃是以其直切生命本身的智慧,实现了对"内在超越型"的中国古老的宗教传统的深刻揭示和忠实皈依。     

传统伦理文化的根由——儒家文化对死亡认识的四个维度

死亡恐惧是人类的本能表现,而我们民族强烈的死亡恐惧更多是传统儒家文化塑成的。"恶死、讳死、慎死、哀死"是传统儒家文化对死亡认识的四个维度,而这又使儒家文化在生死问题上凸显出"喜生厌死"的伦理性格,也就是主要在这种生死伦理文化观的影响下,造成了我们民族对待死亡的强烈恐惧心理。     

称名与十念——昙鸾念佛往生方法辨析

北魏名僧昙鸾被认为是中国净土宗重要法门“称名念佛”的最早倡导者。但实际上,昙鸾的念佛方法“十念”并未偏离印度传统的观想念佛法。昙鸾推崇“称名念佛”对于净土理论的真正创新意义在于：认为根器较差的众生必须通过这一法门才能使自己的思维进入“十念”观想;以阿弥陀佛名号作为媒介,可以沟通佛与“十念”,从而使后者在作用上胜过众生以往所造的恶业,最终实现往生净土。昙鸾认为印度传统的净土法门方法不够简易,且与“业报”理论有冲突,他提倡“称名念佛”,乃是针对这些不足之处所做的改良。     

"安于死而无愧"——朱熹生死智慧探微

朱熹一生精研学术,在哲学、史学、文学、经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个人的生活过程中,却常遭丧亲丧友之痛,晚年体弱多病且又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由此,使朱子对生命与死亡有着异常深刻的体认,并展开了深入的、积极的思想学术探讨,形成了卓越的生死智慧--理气论的自然主义生死现,略可分为:生死之情、生死之理、生死价值.本文将主要集中讨论朱予的生死智慧,并延伸说明其现代的意义所在.     

"尽性至命之学"——阳明子生死智慧探微

本文主要探讨王阳明的生死智慧,并进而指出其现代意义。认为,阳明子以"尽性至命之学"来超越"生死之念",包括"惧死恋生之念"和"求死解脱之念",从而大悟"良知"之旨,实现了"昼夜生死"之体知;阳明子还以"死得其所"为生死践履,既要求人们为道义、事业而勇于献身,又要求人们应该保身全生(性),不要为取外物而伤身害命。阳明子的生死智慧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     

拯救青春刻不容缓

正重视生命教育忽视生命教育,导致青年对生命存在及价值的无知,对生命意义、道德人格和生死问题的无知。从而没有了"生命是上天所赐"的神圣感,没有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感恩之心。对自己的生命不珍惜,对他人的生命也没有感觉。从根本上说,教育要培养青年的两种能力:一种是生活的能力,     

宋明理学的鬼神生死思想探析

宋代以前的儒家典籍对死亡本身或死后世界的探索极少,即使面对这样一个人生重要课题,他们更多的是采取人生思考和安顿生命意义来面对。而到了宋代及晚明时期的理学家那里,对传统儒学中的天人合一的超越境界开始有了一些重要的推展,在对宇宙本体和形上道体进行深入探究的基础上,对生死大事做了较多的思考。在由此而形成的生死观中,死亡被视为一种自然现象（气之聚散）,不可避免,不需逃避,重要的是以虔诚的道德生命来坦然面对,到了晚明时期更是肯定了作为人生终极关怀的生死课题的探究的意义。     

论郭象对生死的知性阐释——兼与庄子的生死观作比较

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进行了创造性阐释,认为生死皆命,不可违逆,生死独化,两不相知,进而主张与变为一,玄同生死.与庄子追求"心"的解脱的生死观相比较,郭象对生死进行阐释的独特性在于注重对生死的知性理解,而后将这种知性理解转化为心灵上的理性接纳,其生死观可称之为"智"的慧解的生死观.郭象对生死的知性阐释是对魏晋时代生命自由问题的回应.     

论陶渊明的居贫心态和人生境界

贫是陶渊明毕生面对也是毕生致力解决的现实问题,对贫的体验直接关涉到他对此在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因此,深入地了解陶渊明的居贫心态和躬耕方式,有利于我们弄清他的角色定位和入世态度,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和把捉他对贫道关系的体悟以及对生死之义的感受.     

鲁迅“生死追问”的生命底色及其文学史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历史贡献已有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认识,而在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生”与“死”的深度反思和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与世界视野,还没有得到全面地关注与探讨。鲁迅创作中弥漫的死亡气息与荒原之感,冷峻肃穆之下暗涌着丰沛的人文激情,这本质上源于他对无数个体生命的极度关切,其贯穿一生的生死追问具有“向死而生”的哲学底蕴。鲁迅所开创的生死传统在萧红、曹禺、孙犁的创作中得以接续,艺术风格与感知方式的差异铸就了不同的情感温度,但最终都回归到对人之生存的眷顾与反思。余华、史铁生等当代作家的痛苦体验连通并呼应了鲁迅的人生体悟,既坚忍地承担着黑暗的沉重,又以一种近乎纯粹与本真的热情超越幽暗,这种理性与诗性交织的丰饶与张力构成了鲁迅生命美学的哲思意味。鲁迅“生死追问”的文脉奠定了现当代文学对终极命题持续探赜的重要方向,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敢于搏击命运的精神底气与生命底色。“生”与“死”作为关涉生命与文学的根本问题,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容量,见证了个体与民族充满艰辛与荣光的精神成长。     

性分·生死·穷达——论陶渊明与郭象的思想差异

总观陶渊明的诗文与郭象的<庄子注>,不难看出,"性分"、"生死"、"穷达"是他们积极探索的课题.但由于二人的出身背景、人生目标、所事学科不同,因而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具体来说,郭象倡导的是等级之性,而陶渊明标举的则是本然之性;郭象对生死的超越是智慧的,而陶渊明的超越则是诗性的、心灵的;郭象根本否认穷达的存在,而陶渊明对穷达则是齐一的、冥同的、不计的.     

论王船山的生死哲学

本文主要探讨王船山生死哲学的主要内容及其生死践履 ,认为 :船山先生不仅在哲学、史学、文学、经学 ,乃至音韵学、地理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而且承接易学、孔孟之道和张载之学 ,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死哲学理论 ,在中国哲学与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王船山的生死哲学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 :“贞生贞死”的思想 ;“立人道之常”的思想 ;王船山的生死实践是“历忧患而不穷 ,处死生而不乱”。     

弗罗洛夫的生死观及其人学启示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如何获得永生?如何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这些问题从来都是哲学家思考的"永恒"主题。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苏联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И.Т.弗罗洛夫通过对俄罗斯传统哲学,特别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生死问题的思考,结合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新人道主义思想,对人生意义进行了更深刻的阐悟。作为哲学家,他不满足于从纯粹科学的角度研究生物学意义上的生与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不愿意看到永远也不能实现的关于永生的虚无缥缈的幻象。弗罗洛夫将社会、道德、人道主义与生物科学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这一问题,形成了"独特的关于生死的观念和对待生死的态度",其理论建构对我们思考如何获得幸福的人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逍遥”和“齐物”的价值悖论

《逍遥游》和《齐物论》暗藏着庄子自我设计的思想困局。庄子的"逍遥"是排他的,而其"齐物论"则主张齐物我、齐物论、齐生死、乃至齐存亡、齐是非等等。这让同为《庄子》核心思想的"逍遥"和"齐物"陷入一种悖论般的两难:既然《齐物论》可以齐物我、齐物论、齐生死、齐是非,为什么《逍遥游》不可以齐大知小知、齐大年小年乃至齐逍遥与不逍遥?排他的"逍遥"与包容的"齐物"让庄子陷入一种无法自破的价值悖论。但是,正是"逍遥"与"齐物"所形成的悖论揭示庄子世界观的复杂性和哲学属性,庄子在论述其思想时呈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人道主义理想,其对存在的怀疑、对绝对价值的怀疑、对救世之道的独特态度成为先秦思想演变极其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