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龄前儿童家庭照料安排与政策需求——基于多源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基于多源数据分析中国0~5岁学龄前儿童家庭照料安排状况及主要特征。不同来源的数据都反映出家庭的儿童照料赤字过大、母亲照料负担过重、母职与父职关系失衡、祖辈的替代照料比重高等特点。这些现实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女性的就业与发展、家庭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会影响到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实。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缺乏对儿童照料安排的制度支持,尤其是3岁以下正规照料供给的严重短缺。"工作—家庭"平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刚性的社会需求。从宏观上看,儿童照料是人口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从家庭政策的视角,应该加强对儿童照料的支持,包括加大陪产假和育儿假的力度,大力发展针对3岁以下幼儿的正式照料服务,帮助和支持照料者对工作—家庭责任的兼顾。     

中国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逻辑斯蒂多元回归分析,探讨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险等因素对城乡老年人劳动参与可能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缓解经济压力是老年人劳动的主要原因,但社会参与成为高学历城市老年人群参与劳动的重要动机;良好的身体状况提高了老年人劳动的可能性,对农村和男性老人的影响尤为突出,经济状况较差的老年人表现出更强的劳动参与倾向。     

城镇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现状、问题和对策

文章运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城镇劳动供给的基本现状和特征;并通过研究失业率、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剖析了目前城镇劳动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存在的社会后果。     

中国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健康后果的实证研究及政策思考

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中,隔代照料这一选题极为重要,隔代照料也是老年和家庭福利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对两者相关性的深入实证考察较少,仅有的研究也未就隔代照料产生的健康后果达成共识,政策应对亦存局限。为此,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截面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照料孙子女对自身健康产生的后果及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其进行量化研究并通过稳健性检验。研究得出三项基本结论:隔代照料的健康后果受到照料强度、子女特征、居住模式及老年人自身罹患慢性疾病状况的影响,在不同的特征状况下呈现不同的健康结果;照料者受教育程度、照料者性别、健在子女数等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对被解释变量(照料者健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成年子女向上的代际支持也对老年照料者的健康发挥了调节作用;使用工具变量(照料者是否享受老年优待政策)进行因果识别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最后,本文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从代际关系视角、社会性别视角和老年婚姻社会功能等方面提出公共政策的应对思考,以期为制定相应的老年和家庭福利政策提供策略...     

吉林省城镇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的现状和对策

依据劳动经济理论,应用吉林省的微观数据,从劳动力的人口特征、受教育程度特征、户籍特征和地区差异等角度,研究吉林省失业率、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的现状。针对吉林省城镇劳动就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树立就业优先、发展新兴产业与第三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和健全失业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照料史、隔代照料对我国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Harmonized CHARLS的研究

现代社会家庭规模以小型化和核心化为主,但不论农村还是城市,孩子的生养教化等功能仍由家庭承担,很多祖辈依然承担着照料孙辈的任务,隔代照料在现代社会仍发挥重要作用。隔代照料对照料者的健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因"居住安排"而异,同时照料状态的转变,即照料角色的获取或退出、持续或中断等不同"照料史"的变化对照料者的健康也有影响。本文采用南加州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提供的Harmonized CHARLS 2013-2015年追踪数据,选取45-80岁的中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以虚弱指数表征健康结果,运用滞后变量回归模型,从"居住安排"和"照料史"两个维度研究隔代照料行为对照料者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子女同住且提供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的健康有改善作用;照料史的动态变化影响照料者健康,新进入照料角色对照料者的健康有改善作用;在照料孙辈的同时,祖辈出于利他主义动机为成年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能显著改善其健康状况;男性在提供隔代照料过程中更容易经历健康的亏损,尤其是单身的男性照料者;以上结论仅适用于70岁以下的照料者,对于7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长期提供隔代照料会加重健康负担。     

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2000年以来中国的婚姻支付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在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婚姻支付上升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选择产生直接影响。文章采用跨期分析方法构建老年劳动参与选择模型,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1)婚姻支付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及劳动参与时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及家庭固定资产水平异质性;(3)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平缓的“倒U型”关系,这可能与老年人的财富水平相关;(4)养老金水平、健康状况与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婚姻支付在普遍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基础上,还显著促进了“弱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包括:农村、女性、高龄、低财富水平及低健康水平的老年人。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防止婚姻支付过快上涨,完善老年劳动力市场,加强兜底性社会保障建设等促进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双向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家庭老年照料会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吗?——基于两阶段残差介入法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女性照料者的家庭照料负担日益加重.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9年数据,利用两阶段残差介入法探讨从事家庭老年照料活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老年照料与女性劳动参与决策之间存在内生性,忽略内生性会低估照料责任对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预测值替代法会高估照料父母公婆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程度;两阶段残差介入法是解决非线性模型内生性的有效且一致的估计方法,女性从事家庭老年照料活动使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12.46％;这种对就业决策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城镇女性、与父母公婆同住以及兄弟姐妹数量少的女性中表现的更为严重.文章的结论为我国制定支持家庭老年照料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儿童照料与二孩生育意愿——来自上海的证据

本文围绕一项针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调查,分别使用二分和有序Logit方法分析儿童照顾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育龄女性能够从家庭内和社会中获得更多孩子照料的时间支持时,她们有更高的二孩生育意愿,也会伴有更明确的二孩生育规划;双独家庭能够从父辈获得更多的经济、时间上的帮助,因此他们要比单独家庭和双非家庭更愿意再生一个孩子;居住于上海市城区的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更易获得孩子的照料资源,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供选择,因此她们的二孩生育意愿高于居住于郊区的女性。此外,本文通过是否采用了避孕措施对二孩生育的意愿程度做了进一步区分,结果发现当第一个孩子主要是由孩子父母承担照料工作的时候,女性存在二孩生育意愿的程度是最低的,祖辈照料对二孩生育意愿程度的积极影响也明显低于社会性照料,此现象在上海市户籍的女性中体现尤为明显。最后为纠正自选择偏差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PSM)进一步验证了与首孩性别相比,首孩的抚养成本与接受照料情况显然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更大。因此,本文认为加大公共托育服务的供给、为育龄女性提供高质量的0-3岁婴幼儿社会照料支持是提高二孩生育意愿的最有效...     

秘鲁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的微观研究

本文利用2001年秘鲁国家统计和信息局第三期家庭抽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了在秘鲁城市中,人口、经济和教育变量是如何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并且将首都利马和利马以外的其他地区加以区分来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秘鲁城市范围内.女性劳动参与随着女性生命周期的变化出现了很明确的模式;生育、婚姻状况、与家长的关系、接受高等教育(指硕士及以上和培训)明显地影响女性劳动参与。在首都利马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影响方向很类似。但是在首都利马的影响程度要大一些。     

中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验证

以往文献表明中国老年人传统上依赖家庭照料,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这与西方的社会化照料模式以及夫妻关系核心呈现明显不同的特征。但是,伴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的社会支持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本文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4)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方法对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现阶段中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正在转变,虽然以家庭为主的传统照料模式依然是老年人照料需求模式的主体,但转型期照料模式和社会化照料模式已被部分老年人接纳。家庭代际支持的强弱对老年人照料需求模式选择仍然具有最为显著的影响;健在子女数量在2个及以上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照料模式,而没有健在子女或只有1个健在子女的老年人则更倾向于转型期照料模式和社会化照料模式;老年人经济状况与子女数量交互影响照料需求模式选择,低收入且子女少的老年人面临着照料困境。研究还显示老年人主观健康状况、养老观念对照料需求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主观认为自己不健康的老年人以及具有现代养老观念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化照料。老年人照料需求模式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自西向东表现出对社会化照料模式的接纳。     

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

本文把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分为家庭照料和社会化托育服务,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交互效应检验,考察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纠正内生性偏误后,与母亲作为主要照料人相比,其他家庭照料主体参与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父亲参与的照料能够使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提升约30%,而祖辈照料则使流动女性就业概率提升约58%。另外,选择社会化托育服务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交互检验表明,母亲照料1-2岁和2-3岁随迁子女会使得其就业概率更低,分别是照料0-1岁随迁子女的9.4%和7.7%。     

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加入内生性的考察

婚姻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国内已有研究只是将婚姻状态作为控制变量,缺乏对婚姻状态与劳动参与之间作用机理的深入分析,女性市场劳动参与和其婚姻状态之间的内生性也一直被忽视。本文从劳动参与决策出发,从市场工资与保留工资的决定因素入手,使用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婚姻的框架下分别探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世代特征和宏观经济特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已婚状态和未婚相比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城镇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对农村女性的负向影响。对于不同出生队列,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Wald检验发现对于城镇样本,婚姻状态和劳动参与之间确实存在内生关系,对于农村样本,婚姻状态对于劳动参与并不是一个内生变量,因此后文的内生性分析是基于城镇样本进行的。在通过人口性别比和婚姻登记条例的修订控制住内生性后,通过两步法的IV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已婚状态对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显著变大,这与现在很多城市女性因为接受教育和追求事业而晚婚密切相关。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需要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缓解女性面临的家庭和事业的冲突。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及其健康效应——以深圳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快速的人口流动与事实城市化对城市环境与人口健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研究通过在深圳市开展的调查,分析了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生活环境特征与身心健康状况,初步检验了环境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身心健康的净效应。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而言,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健康具有更为突出的影响。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倡导良好的保健行为和生活习惯,对于改善其健康状况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