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叙事诗写作的史诗化与现代化追寻

中国诗歌“抒情独大”,致使叙事诗不发达;但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急切期盼与实际行动中,中国现代诗人创作新型中华民族史诗的热望和尝试从未停歇。先后出现了晚清客观写实性的“时事诗”和“杂事诗”之类的“诗史”式写作,20世纪20年代以历史和神话为题材的长诗史诗化写作,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和左翼诗人的呐喊型叙事诗写作、民族主义诗人的颓废型叙事诗写作和现代主义诗人的歌咏型叙事诗写作,以及40年代庄严的“民族革命的史诗”写作。其史诗化和现代化互为表里、彼此阐发,共同谱写出中国现代叙事诗多声部的华彩乐章,积淀了丰厚的中国现代叙事诗传统。     

《诗经》史诗古今研究大势

在诗经学中,史诗概念的出现比怨刺诗、情诗、农事诗和燕飨诗等概念的出现要晚得多.《诗经》中的史诗是“五四”以后学者们运用西方的诗歌艺术理论研究《诗经》的新的发现.自从有人提出《诗经》中存在史诗以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极大兴趣.这不仅是由于这些诗歌的重大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且直接关系到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文学的看法.西方学术理论界曾经流行一种偏见,认为中国没有史诗.这种偏见以黑格尔为代表,他认为在东方各民族中,只有印度和波斯才有一些粗枝大叶的史诗,“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式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     

论北方民族的英雄史诗

一、北方英雄史诗带随着外国文艺理论的传入，史诗（ＥＰＩＣ）这一概念逐渐被我国学者所认同和接受。在国外，史诗（ＥＰＩＣ）一词，并无严格的概念含义。它常指描写英雄业绩的长篇叙事诗。作为文学术语，它既包括书面作品，也包括口头作品。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运用史诗把他们大量歌颂英雄丰功伟绩的传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学者们常常把史诗与出现于英雄时代的有关英雄的口承诗歌等同起来。在我国，“史诗”在不同的民族中有不同的称谓。维吾尔人民称“史诗”为“达斯坦”（ＤＡＳＴＡＮ叙事诗之意）；柯尔克孜人民称之为“交毛克”（Ｊ…     

制造“美人图”——汤姆斯译《百美新咏》考论

翻译以“信”为第一义，然而在实际翻译中，译者常根据译入语的时代需求、文化背景、审美习惯等，对原文进行一定的改编和处理。19世纪早期，英国汉学家汤姆斯译颜希源《百美新咏》，选取其中31位女子的传记，并对文本进行较大改编，重构了一组具有汤氏审美旨趣的东方“美人图”：人物选取由重美貌与德行转向重才学与智慧；文本重编时，以女性为媒介向西方介绍中国诗歌。汤氏对中国诗歌的关注集中于平仄、四声、押韵和对仗等面向，较早表达“中国无史诗”的观念，由此在中西诗歌比较视阈中建构起汉学世界的中国诗歌史认识，推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知识演进中的经典化进程。     

中国上古诗歌的历史文化观照──评姚小鸥的《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

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无疑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保存了三百余篇古老而优美的诗歌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审美价值，而且因为《诗经》作品广泛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示出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情感，具有高度的历史文化价值。既然世界上各古老文明的历史发展，总是与诗歌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就像《伊利亚特》、《奥德赛》两大史诗开启了西方文化的长河，《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两大史诗闪耀出印度文化的曙光，《诗经》、《楚辞》两部…     

论先秦两汉民歌的叙事特征

当代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有一个通识:相对于西方源远流长的史诗传统,中国古代诗歌以抒情短章为主.因此.先秦民歌是抒情诗已成为最基本的文学史常识.笔者对故意翻案以求标新立异的作法不以为然;不过笔者深切地感到:对中国古代诗歌所做的“抒情诗”与“叙事诗”的划分相当含糊,基本上不符合中国古代诗歌的实际,其根源在于对西方相关文学理论的割裂与误用:从中国古代的诗学观念和叙事理论看来,先秦两汉民歌多     

周礼东渐的途径、特点与影响

周人灭商，以“小邦周”君临“大邑商”，首先面对的是治理方式的多种选择。周人明智地汰弃了商代普遍使用的对于方国部落不直接介入的遥控方式，因为遥控的结果是四方方国的叛服不定以及政局的长期动荡，这一因素最后还帮助了周人的兴起和灭商。深切的体验使周人清醒他认识到，要维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局面，必须由周人势力直接介入和控制各个（尤其是东南的东夷、淮夷地区的）方国部落。正是这一指导思想，促使了以周礼为核心的周人政治模式向东南地区辐射。本文以黄河下游的齐鲁、淮河两岸的淮夷以及长江下游的吴国为例，探讨周礼…     

《诗经》:中国第一部大史诗

从前，人们认为西方有史诗而中国没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诗经》虽然与史诗有不同风格，其基本特点却是相似的，只是如同伏尔泰在《论史诗》中所说：“谁要是考查一下所有其它各种艺术．他就可以发现每种艺术都具有某种标志着产生这种艺术的国家的特殊气质。”中国先秦大史诗《诗经》因看它自己的制度与风俗，以某种类型的社会自己的思维样式，用形制宏伟的诗歌形式．比历史更为深刻地记录人类生产斗争和生活斗争。《诗经》所收的诗，从地域看，有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等地；从作者看，上至公卿大夫，下至普通百姓；从内容…     

谈“近亲通婚”对两汉政权的影响

谈“近亲通婚”对两汉政权的影响汪春泓中国古代有“同姓相亲，其殖不繁”（《左传》）的说法，已对近亲通婚后果有膘陇的认识。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认为“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三曰同姓不婚之制。”“……而同姓不婚之制...     

公刘迁出地考

《诗·大雅·公刘》是周人史诗之一,它叙述了周人先祖带领周民迁豳的史绩。诗中生动地描述了周人告别故地、沿途辗转、寻找、最后定居于豳的情景。但诗中并未明确交代迁出之地。自《诗毛传》以来,治《诗》者多主自邰迁出之说,然按诸史籍,殊为不符,故今为之考。公刘迁豳非自邰邰,是周的始祖后稷的封地,故址在今武功县境内。首倡迁由自邰说者为《诗毛传》。《公刘》第一章《毛传》：“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辟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邑于豳。”其后,治诗者多从其说。郑玄《诗·豳谱》、孔颖达《毛诗正义》、王先…     

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意”论

结合“以意为主”的诗学观在中国诗学中的流变，以及“意”在李奎报诗歌本质论中的特定内涵，来分析、研究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中“重意”这一审美趋向的两种理论批评倾向。其一，李奎报关照到中国诗歌创作中“意”的思想性，即重视诗歌的社会实践作用；其二，李奎报审视中国诗歌创作中的对“意”的表达的艺术性，即由对中国诗歌的思想内容的揭示，转向对中国诗歌的审美式批评。     

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理论概说

本文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古代诗歌不同流派的审美取向作了概括性的阐述。“言志”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诗歌理论、审美标准，居于中国诗歌理论首位；“缘情”说，是对东汉至魏晋的五言诗的一个高度概括，揭示了情感所具的美的品质，是对诗歌美的张扬；“形似”说，与“缘情”说是同时形成的美学理论，它表明诗人自觉地追求“感性显现”，自然地表现了一种绘画美；“格律”说，增强了诗歌的形式美、音乐美；“境界”说，表示中国诗歌理论、审美理论，正趋完善，并且自成体系，向高水平、高层次发展；“神似”说，使诗歌“臻至高境”，进入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禅化说”“诗道说”是从“境界”说中抽取出来的，不是另起炉灶     

周人“天命”观念中“先王”的位置及作用

一 武王克商，周人由偏于一隅的蕞尔小邦一跃而成为替代商人统治天下的新兴力量，周王也取代商王，成为统治天下的最高权力的象征，此事件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不过，在周人看来，武王克商仅是周人在完成“王业”的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政权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因为武王灭商，虽然标志着周人在现实政治领域完成了对商代王权的替代，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周人还必须对其取代和继承商王政权的政治事实给出足够充分的解释和说明，也就是要从理论上对周人所取得的“天下”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必要的说明。这一时期周人所着重强调的“天命…     

“史诗”观念的中国接受与中国“史诗”审美传统的生成

自史诗概念传入中国,关于中国有无史诗的争论成为中国文论和美学界的一道独特景观,姑且不论究竟中国文学史上是否存在汉语史诗,也不论汉语史诗和西方意义的史诗的差异,史诗观念的传入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促发的创作实践层面的史诗性书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积累,从文学到影视,从精英文学到大众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涌现出不同形态的史诗性书写和史诗性审美,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中国已然生成了“史诗”审美传统。从“史诗在中国”到“中国的史诗”的转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身份认同乃至国体的寓言。     

中国诗歌的民族风格及其形成因素

什么是中国诗歌基本的风格特色呢?闻一多曾用“蕴藉”、梁启超曾用“含蓄蕴藉”加以总括,我们认为是比较准确的。对于中国诗歌这一基本的民族风格特色,有些西方学者也有一定的认识,他们认为“中国古诗含蓄简约”,“中国古诗抒情从不明说,全凭暗示,不激动,不狂热”。关于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不同,钱钟书先生曾进行过比较:“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有节制,说话不唠叨,嗓门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     

何为“满—通古斯语族史诗”?

“满—通古斯语族史诗”这一提法基于“东北亚史诗带”与“满—通古斯语族史诗群”,但所涉族群基于严谨的语言学划分，仅指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埃文基人及那乃人的叙事传统。其中满族“窝车库乌勒本”、赫哲族“伊玛堪”、鄂伦春族“摩苏昆”早被学界所知，而鄂温克族史诗从名到实都需重新界定，埃文基人和那乃人史诗的相关研究状况也需做介绍。     

尚“文”之风与周代社会

周人尚“文” ,“文”体现了周代社会的整体风尚。浓厚的“文”风 ,对周代社会及华夏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周人政治中重“文”的传统 ,使当时的各族属能够在平稳的环境中协调、融合 ,为形成统一的华夏文化奠定了基础 ;周人对“文”的追求 ,显示了周人的精神自觉和对自身价值的体认 ,它促成推进了周人整体修养的提高 ,对华夏族气质、性格的形成 ,起到关键作用。与社会制度相比 ,时代精神与习俗风尚往往有更深厚的影响力。尚“文”风气不仅塑造了周代社会独特的社会风貌 ,而且保证了华夏文化生生不息 ,传承不断。     

“姜嫄履大人迹”与原始图腾崇拜

《诗经·生民》是歌颂周民族祖先后稷之诗，为周人开国史诗六篇中的第一篇。凡八章、前两章曰：“厥初生民，时维姜■，生民如何?克湮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圻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堙祀，居然生子。”《史记·周本纪》据此解释道：“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姜■为帝■元妃。姜■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可知，姜■为帝喾元妃，姜姓，有邰氏女，名■。她践巨人迹而有孕、生子。…     

巴蜀新生代诗的文化思考

本世纪末中国文学，似乎要回应世纪初新文学在诗歌领域的突破，涌激出一股新诗潮。他们公然蔑视根深蒂固的“优美”、“意象”等诗学范例，大胆反叛一切既有的文学模式，以一种“集香木以自焚”的决绝态度和大无畏的“莽汉”精神，超越一切，“非非”一切，破坏一切，以求从根本上刷新诗坛。他们追求的不仅是“划时代”里程碑价值，更在寻求一种“创世纪”的意义。因此，我们将之称为“新生代”。其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以“非非”、“莽汉”、“整体主义”（或“现代史诗”）为代表的巴蜀新生代诗，都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天下未乱蜀先乱…     

论国外史诗及其理论译介与中国史诗学的建构

对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以来中国史诗学作“史”的观照时,除了应有“史识”的眼光之外,以正确的价值立场审视翻译和介绍国外史诗及其相关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史诗学术史上的作用,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没有对国外史诗及其理论的介绍、引进和借鉴,就没有中国史诗学的发生和发展.这一表述看上去似乎是一种简单的方程式的因果关系,却未必能够对中国史诗学做出全面而准确的阐释.不过站在国际史诗学的立场上考量,这一表述无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