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形象,两种思维的交叉与融合”——论吴荪甫形象塑造中独特的艺术手法

作者运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塑造了《子夜》中的吴荪甫形象：一方面是具有很强的理性色彩,能够有力回答当时社会论争问题;另一方面是蕴含极高的审美价值,唤起读者＂美学的感应＂。纵观作者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深度、社会责任感及刻画人物的＂艺术腕力＂达到了统一,＂理性和形象,两种思维的交叉与融合＂,是作者独特的艺术创作方法,作者在吴荪甫形象中倾注了艺术创造的审美情愫,这种情愫来自于作者＂治国、齐家,平天下＂远大志向,既有理性思维的参与,又重视形象思维的＂回归＂,吴荪甫形象正是这种所谓＂矛盾＂的统一体,是主观情感与理性思维相辅相成的结果。     

凝视“背影”——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父亲形象的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

“父亲”形象在文化层面上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文化符码化的“父亲”转化为潜在想象 ,对文学中“父亲”的形象塑造产生影响 ;而文学塑造一方面突出、强化了关于“父亲”的文化想象 ,另一方面又不断将时代语境中的新文化因子注入“父亲”想象 ,衍生不同的意义元素。文学文本于此参与着文化符码的演化、积淀过程。启蒙语境下的创作为“老国愚民”式的父亲形象在原有的文化内涵上增添了“非现代”的、“反进化”的否定性元素 ;革命文学中“父”“子”形象的对应或“父子兵”的模式 ,同样具有特定的文化符码意味 ;而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对父亲形象或神圣化或颠覆、解构等 ,也无不映现着历史流动中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的互动过程     

古史辨派“科学”形象的自我塑造——以顾颉刚、胡适为中心

20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辩派通过塑造一种区别于传统主流学术的科学范式，迅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学术新派别。在此过程中，顾颉刚与胡迄在占位竞争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各自对于“科学”的不同阐释，呈现出古史辩派对于中学与西学的不同选择及其复杂的思想面貌。     

整合元素 提炼内涵 强化传播——福建文化形象塑造的方式与途径

文化形象是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一个地区的文化形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和内涵.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地区之间的影响力不再简单地以经济发达程度和物质丰富与否来决定,而更多的依靠文化形象来体现.当代福建的文化形象,并不是一个既定的存在,而是当代福建人正在参与塑造且不断完善的工程.文化形象可通过多种方式,特别是通过发展文化产业的途径来塑造.     

现代文学期刊“塑造”作家方式的发生——从《小说月报》“塑造”冰心说起

现代文学的发生离不开现代文学期刊的孕育,作家、文学与文学期刊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密.文学期刊运用什么方式来推介能代表自己文学主张的作家,从而推动自己刊物的发展,可以说是文学期刊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考察现代文学第一份纯文学刊物——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对冰心的塑造方式,可以发现,《小说月报》对“冰心”的塑造开创了五四以来作家、作品、读者(批评家)、文学期刊紧密结合的传统.而这样一把双刃剑的形成,为其后现代文学场域中出现的国家权力或市场权力渗透导致的“伤害”提供了资以借鉴的反思路径.     

《雷雨》版本变迁下的人物形象塑造——以“文化版”与“开明版”比照下周冲形象变化为例

《雷雨》这部伟大剧作的出现代表了中国话剧艺术最高水平,然而,它的命运却是一部悲剧史,相对于它的初版本(文化版),《雷雨》开明版对人物形象进行较大修改。本文从周冲这一角色出发来探讨版本变迁对人物塑造的影响,周冲淡化了原来的悲剧色彩,人物形象比以前显得更为苍白,在艺术上它是一个极大的败笔。     

大学“小事”及知识分子形象塑造——评李旭雨的中篇小说《净土》

在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写作中,比较著名的小说有杨绛的《洗澡》、尤凤伟的《中国1957》。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型的作家继续创作出一批知识分子小说,如深圳大学南翔的《博士点》、中南大学阎真的《沧浪之水》、重庆师范大学莫怀戚的《教案》、甘肃农业大学史生荣的《所谓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汤吉夫的《大学纪事》,笔者将其命名为“‘大学’小说”。     

“文本的诠释”与“观念的呈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略

社会秩序、特别是生活世界中日常行动的秩序逻辑,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不过,无论是直接陈述思想观念的经典文本,还是展现生活世界中日常行动的民间文本,都没有将秩序作为明确的呈现对象,而是将对秩序的诉求、规划和实践隐含在各种论题和行动之中。秩序作为一种未曾言明的终极关怀,需要研究者立足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规则,理解和诠释文本的意涵,由此合乎逻辑地推理作者/行动者的言外之意或行动意图,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思想要素合理地措置在一个因果序列之中,从而呈现出各种要素是如何共同指向秩序的。因此,以秩序为理论关怀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通过文本的理解和诠释,才能从整体上呈现关于秩序的思想观念。     

区域社会与民间信仰——萍乡张相公信仰的初步考察

张相公是江西萍乡信仰最普遍的神袱之一,但现有研究却尚未涉及于此.通过考察地方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料,可以发现:由于信众、地方精英及政府的支持,张相公信仰由村落神逐步扩展为区域神,而其所倡导的舍己为人、关注生灵思想是张相公信仰长期传承的重要原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张相公信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亦可发挥积极作用.     

颠覆与遏制中的“自我”塑造——《奇境》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自我塑造、颠覆、遏制是新历史主义的重要概念,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形象的自我意识在自我和各种力量的"协和"中形成,体现为自我意志对既有权力机构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及对这一颠覆所进行的遏制。本文以新历史主义的观点观照《奇境》,分析人物的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展现文学对人性本质的解读。     

闽人对“光州固始”的记忆与诠释

"闽祖光州固始"之说,首见于宋高宗绍兴九年秋,郑樵为莆田《荥阳郑氏家谱》写的序。至今所见郑樵"荥阳郑氏家谱序"三个版本《家谱后序》《荥阳家谱前序》和《荥阳郑氏家谱序》的发现与流传中,先后呈现出对"光州固始"不同的记忆形态及多元意涵。从闽籍学人对郑樵"荥阳郑氏家谱序"三个版本的收录、引用、选择与解释中发现,"闽祖光州固始"是郑樵的预设;"闽祖光州固始"之闽人,实指当时的漳州人和泉州人,今天的闽南人;闽(南)人记忆中的"光州固始",不仅有"永嘉之固始"与"光启之固始"之别、泉州人与漳州人不同的"光州固始"情结,而且还存在精英与民间的双向建构。古今闽籍学人对"光州固始"的记忆与诠释,均属文化理念建构,"光州固始"现象为中华文化认同模式之一。     

政治·心态·人格——论干校经验与“文革”记忆

以干校经验为题材的干校文学,不仅丰富了"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还彰显出知识分子在苦难年代不惧政治强权、敢于反抗的品格。干校文学文本折射出极权政治下知识分子人格的分裂和灵魂的阵痛,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本文以干校经验为切入点,挖掘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心态与人格蜕变,以期把握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并对干校经验和"文革"历史加以反思。     

何以言《诗》——基于文本发生脉络的“绘事后素”新释与经典诠释再思

对《论语》“绘事后素”进行基于文本发生脉络的梳理,认为“绘事后素”的理解应包含子夏对《诗》的征引的内文本、《论语》中的对话文本、儒家诠释文本三层文本发生的脉络;三层文本发生的脉络内蕴着轴心时代所面临的“原生”传统、轴心时代所“创生”的文化传统与“生生”不息的经典传统三种传统。以“绘事后素”为例,由《诗》这一经典出发,可以引发出对艺术之诗、真理之思与经典如何与生命共在的哲学诠释学再思。     

中国维度下“天使岛诗歌”史诗性与文学性再解读

中美学术界均主要视"天使岛诗歌"为华裔美国文学/历史的奠基文本,突出其独特的"华裔感性"对于构建美国华裔新身份的重要性,无意中忽略"天使岛诗歌"作为早期中国"新移民"创作,同时也是北美华文文学拓荒性文本。其史诗性在于诗歌的怨语愁言反映出近现代"家国同构"模式上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其文学性在于作为一个民间集体文本,其精品多以富于民族趣味的"比兴"及使事用典等传统手法呈现移民们丰富、鲜活的感性。而"非诗性"应放在近代"诗界革命"后旧体诗词自身转型的诗史维度中理解。     

走向诠释的社会学理论——从“地方性知识”谈起

《地方知识》一书表明了克利福德·格尔茨对传统社会学所追求的那种"无所不包"的普遍理论的拒绝,有关"理解的理解"这么一种带有诠释意味的研究方式进入了社会学视野。自笛卡尔以降,主客二分的叙事模式已然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主流甚至是唯一的立场。尽管传统社会学理论历经几次变革,但其理论在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现代社会时仍然显得力所不逮。面对这一困境,存在论立场的诠释学能够给予社会学研究以启发。同样,向着诠释学转向的社会学研究或许可以开放出一条探寻社会意义的新的、多样化的道路。     

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从“双重创造”到“双向塑造”——构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经验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流观点隐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条件-例如相对完善和发达的市场以及有效、有限政府,在发展中和转型国家都是付之阙如的。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渐进改革”的策略,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探索出极具特色的动态演进路径,成功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市场关系的分析偏误和陷阱。中国先是通过一系列政府治理改革重构地方政府激励,形成地方竞争,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培育和创造市场,渐次完成经济转型所需的新型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创造”;然后,随着市场化进程加速,“官场+市场”双重竞争体制全面形成,政府与市场之间通过“双向塑造”共同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中央政府在塑造中国特色的政府-市场关系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引导、协调和纠偏作用。     

大屠杀记忆与创伤书写：“第二代”叙事与以色列人的身份认同

二战结束后的七十年里,大屠杀一直在以色列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公共话语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第二代”叙事文学逐渐发展起来。其创作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首先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或者说大屠杀“第二代”;其次是父母并非幸存者的作家,但本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大屠杀给以色列社会和个人心理带来的冲击,于是选择“第二代”体验为描写对象。他们都经历了以色列国家重建大屠杀历史与大屠杀记忆的过程,并把大屠杀历史与记忆融入到个人身份的建构之中。     

人民记忆的符号传播与精神寄寓的文化表达——再论“新写实”

“新写实”的创作主体试图苦心经营出一个“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间”,但实际看到的却是一切“生存空间都已经被集体意志所侵蚀、所消解化了”。他们共同努力,用“人民记忆”抵抗第一世界的“话语渗透”和本土文明的“自茧行为”。这个时期的经典文本虽然隐喻着创作主体的生存“尴尬”,但也寄寓着作者透过文化生产现实生活反思的精神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