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姚贾与张王

“姚贾”与“张王”是中唐交往最为密切的两对诗人组合。“姚贾”对“张王”颇为推崇。他们在频繁的诗歌交往唱和中相互影响,有许多相互学习、模拟对方风格的作品。“姚贾”与“张王”在诗歌风格上均具有通体“雅正”的特色,其中姚合表现为“闲雅”,而贾岛表现为“古雅”。“张王”与“姚贾”相类似的生活经历和心灵体验,使他们在诗歌的表现内容上也有很多近似之处。此外,在创作态度上,“张王”与“姚贾”一样具有“苦吟”的倾向。     

无法认同的身份——阿Q是一个民族主义形象吗?

鲁迅在改造国民性思想影响下创作了<阿Q正传>,作为现代性焦虑的产物,阿Q形象被作者赋予了批判落后民族性,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民族意识的重要历史使命.<阿Q正传>在对中国农民作虚假想象的同时建构了知识精英启蒙主体身份,因此,在其诞生不久就受到革命话语的极力抵制.中国国民性话语的谱系背后隐藏着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霸权,而启蒙精英们却对此一话语霸权缺乏基本的反思意识.启蒙话语将阿Q形象与农民身份捆绑的话语策略非但没有得到中国农民的认同,相反却意外地成为对中国近代革命主力军的诋毁与污蔑.因此,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阿Q固然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却不免是一个失败了的中国民族主义形象,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历史所无法认同.     

湖州之役:朱元璋集团初抵浙西的“挫折”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到十八年(1358)二月,分别在江南的集庆路与平江路建立基地的朱元璋集团和张士诚集团,围绕浙西地区展开激烈争夺,终于以形成“中分浙西”格局而告一段落.其后,朱元璋集团依仗兵力优势,跨越边界,发动对张士诚集团新的攻势,这就是历时八个月的“湖州之役”.到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应天集团的攻势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中分浙西”的局势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一结果的出现,深刻反映出两个集团的不同性质,是我们认识初抵浙西的朱元璋集团的一个重要窗口,对我们深入认识元明嬗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辛亥年“赵屠户”名实蕴涵初探

对于辛亥年(1911)四川保路运动中牵动全国舆论的赵尔丰,学术界的既有相关研究,历来忽视他曾经被保路报刊和保路话语誉称为“福星”、建构为“爱民”形象.赵尔丰确实曾经对四川绅民的保路诉求深表同情、支持而屡次为之向朝廷代奏.但他早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前,就已得有“赵屠户”诨号,且在官场语境中与其“能臣”形象相联系.辛亥年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他因受清廷谕旨严厉逼压而制造成都血案,以其再当屠户之举,自毁“爱民”形象.其后赵尔丰一边镇压民众,一边通过白话告示等力图重建“爱民”形象,及至在拥有重兵的情形下同意四川独立;但最终仍因当过“屠户”的血账而被杀,其“爱民”形象的自我重建遂告彻底失败.     

影像代偿:好莱坞电影中“精英黑人”的影像表征

影像转向的语境下，影像开始替代口头语言和文字成为受众认知世界的主要媒介。但即便是影像，也并非一定是对现实的客观再现。作为“造梦”装置的电影，以影像作为主要的表现手段，极具逼真效果，极易被误认为“现实”。在部分好莱坞电影中，黑人形象已经摆脱了早期的缺位状态或者刻板形象，更多以“精英黑人”的形象出现。但这种精英化的影像表征不一定是真实的。事实上，电影通过指涉现实等方式，消解了虚拟影像与现实之间的边界，使“精英黑人”的电影形象变得逼真和普遍，掩盖了黑人群体在现实中的真实社会地位。进而，电影作为一种影像层面的代偿，通过涵化观众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戏剧性地消解了现实中的社会和阶级矛盾。     

"民间"的嬗变——"鲁迅话语"与当代绍兴戏中的女吊形象重构

1949年以后,“鲁迅话语”在绍兴戏曲的女吊形象重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改”中的绍剧《女吊》和九十年代以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腔《女吊》是两则典范。二者创作理念迥异,却均由官方与知识精英联袂打造,并借由“鲁迅话语”创造出走向鲁迅《女吊》背面的女吊形象。在这一过程中,鲁迅为“民间”资源注入的“自我”内涵,先后被置换为“人民性”和“民族性”,而鲁迅借以省思权威话语、重构自我精神的民间资源,成为制造新的集体话语的某种途径。     

欲念的满足─—《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再思考

“诸葛大名垂宇宙”（杜甫诗句）。千百年来,作为杰出历史人物的诸葛亮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长期而广泛的传诵历程中,诸葛亮形象最后定格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并获得了民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在这里,诸葛亮被描绘成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德行高尚、才智盖世、亦人亦神的超人形象,成为智慧与忠贞的化身。关于这一艺术形象,前贤与时俊有过许多精彩的评述,而本文则试图从诸葛亮形象的形成轨迹中发现并探讨“定格”的缘由,并由此而理解这一艺术形象的文化意蕴。诸葛亮形象的形象轨迹,大致可分三个阶段：1、历史的写实。作为三国…     

“海滨故人”女性群体的自我追求及其现代意义

以“海滨故人”为标征的形象群体是庐隐在“社会问题型”小说中塑造的第一批觉醒了的中国现代知识女性形象,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是这个女性形象群体精神世界的共同特征。“海滨故人”女性群体的自我追求一方面体现在追求自主的爱情,一方面体现在追求事业上的价值实现。由于社会和自身的原因,她们在上述两方面的追求均以失败告终。     

儒家道德精英主义评析

以孔孟为代表人物的儒家基于对历史上治国经验的总结、阐发，提出了一套道德精英治国理论。主张以精英集团治国，实行“德治”、“人治”，主张法律虚无主义，以此建立起一种牧民、使民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因此道德精英治国理论是一种不科学的、失败的理论，它导致了精英与大众的疏离，并塑造了中国百姓顺从、驯服的保守性格；它是我们在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在观念上的障碍，应当进行批判和清理。     

谈谈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形象

关於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形象问题,现在还议论纷纷,为了对“红楼梦”的人民性得到正确的认识, 因此在这里对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形象,提一些不成熟或者是错误的意见。但为了阐明我的意见, 有些地方未免与李希凡、蓝翎二同志对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看法有些分歧的地方,并不能说是批评,不过提出我的意见而已。“红楼梦”是封建统治没落的缩影,其中的矛盾是复杂的,但是概括的说:“红楼梦”中的矛盾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间的矛盾,即地主同农民的矛盾,这矛盾在“红楼梦”没有直接的显露出来,因此在“红楼梦”的典型形象中,没有被剥削阶级即正面的典型形象存在。但这矛盾,在剥     

"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

针对目前中国社会史等于“区域社会史”研究 ,区域史研究又多趋向于探讨“宗族”和“庙宇”功能的现状 ,本文提出应改变“村落研究取向”的建议 ,即从“跨区域研究”的角度使社会史研究趋于多元化 ;应有意识地区别“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感”。“地方性知识”是知识人从思想的意义上进行划分的结果 ,“地方感”则更接近于精英或底层民众自身的感受 ,两者不能混淆而应区别对待。如何在尊重既有地方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重新理解政治变迁的跨地方性逻辑的问题 ,以及“政治”在近代的意义 ,不但要从“地方”的角度加以理解 ,更应该结合一些跨地区的政治现象如“社会动员”加以解释。     

深度嵌合:乡域政治中的精英互动——以华北A村的一起更名事件为例

该文以发生在华北A村的一起更名事件为例,探索在乡域政治运作过程中,以乡镇干部为代表的国家精英、以村干部为代表的双重精英和以地方能人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文本的叙事性描述和“过程—事件”分析,研究发现在国家权力的实践过程中,乡域政治中各精英主体深度嵌入乡村熟人社会结构,通过体制、权力、文化和关系等共同运作...     

清末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地方自治成长

“地方自治”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路径,深深吸引了面临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晚清社会精英,这种“爱慕”之情汇集成清末地方自治热潮.清廷对地方自治予以勉强回应,并小心翼翼地限定控制着地方自治实践,以谘议局为依托的地方自治力量迅速壮大起来.作为一种改革尝试,它预示着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某种趋势和地方自治的成长.     

论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

鸦片战争后的“千年变局”是近代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由政策层面始,逐步深化到体制层面、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为调适认同危机心理,近代知识精英经历了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主张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仿行和全面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探求过程。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政治探求对中同近代政治发展有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

中文世界中最初的兰克形象,是经过日本史学界过滤而来的“客观”的科学史家。而至民国史坛,不论是鲁滨逊新史学派还是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都把兰克描绘成史料考证面相的兰克,虽然在中文世界中出现过观念论或民族主义论这种“异端”兰克面孔,但都没有得到我国史学界的宣扬中国现代史学的专业化需要兰克史学中的史料辨析方法,同时乾嘉以来形成的汉学传统也需要借助“科学”的兰克而得以延续,以致“史料考证”的兰克形象在我国维持了很长时间。     

“闽揽”与明中后期入澳闽商的“污名化”现象——以《盟水斋存牍》若干案例为中心

葡萄牙人在1557年居留澳门之后，带来了中西贸易的新突破。闽商利用澳票制度入澳经营，成为葡萄牙人的商业伙伴。闽商的商业行为既有合法正当的经济活动，也有“违禁走私”等越轨之举。后者触及地方政府和官绅的经济利益的经济行为。官方文献由此以“闽奸”“闽揽”等指称闽商群体，产生了“污名化”现象。《盟水斋存牍》的相关案例显示，闽商“污名化”原因大略可总结为：一是广东地方官与地方士绅从王朝正统和义利观念出发歧视闽商，以“揽”和“奸”来表述与葡萄牙人进行商业活动的外来商业群体，出现“闽揽”“闽奸”等特有贬称。二是随着全球化经济利益的扩大，闽商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分歧现象也逐渐严重，商业形象被极度恶化，“污名化”具有了被表述的事实依据。三是明中叶之后社会经济变迁所致，商品经济繁荣引发了身份秩序转变，士绅庶民产生了身份焦虑性，常常以“污名化”方式塑造对立面或替罪羊，演变成为一种普遍心态。入澳闽商虽被广东的官方文献贬之为奸滑险恶之徒，但在福建地方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视为地域社会的精英人物。     

学士、谋士、隐士与士人身份的三维结构——以《沧浪之水》为例对当代官场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谱系学分析

阎真是当代官场小说的旗手，“通过一部《沧浪之水》在官场小说写作中力拔头筹”。该小说以某省卫生厅的官场博弈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池大为从知识精英到官僚的身份转变，揭示了官场文化对精英知识的腐蚀，抒写了知识精英身份认同的焦虑和人格分裂痛苦的心灵历程。有评论家指出，     

《论语》中的精英式求知

在《论语》中,求知的内容包括明确的知识和默识的知识,求知者的目标是成为德位兼备的君子。由于有德者未必有位,在求知意图方面,求知者首先自认为是潜在的、德位兼备的君子而代民(小人)求知,以期教化民(小人)。这种求知是一种立足民本思想之上的精英式求知,却又存在着自我消解的可能性:全体智力正常的人皆能求知,这等于承诺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精英,从而消解了精英自身。从逻辑上看,当精英式求知的民本思想基础被排除之后,包含在精英式求知里的“为己求知”的首要地位得以凸显。由此可见“为己之学”乃是孔子思想里具有普遍意义的部分。     

谈陶渊明的“乞食”与“躬耕”

陶渊明的形象似乎也经历着一个发展过程,由“隐士”、“徵士”到田园诗人,再进而到农民诗人,甚至成为“农民社会主义”者。总之是越来越“革命化”。为了使这一论点具有说服力,就要论证他的生活是劳动化、贫困化的,是与一般普通农民一样的,于是,一些人硬给他穿上了几件带有现代化痕迹并不可体的衣服,被描绘成了与他的本来面目并不完全一致的形象,似乎归隐后的陶渊明真的成了衣褐荷锄躬耕陇亩的农民诗人,晚年甚至还作了沿门乞讨的叫化子。 事实真的完全是这样的吗?我们还是用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考察他,还他以本来面     

论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

鸦片战争后的“千年变局”是近代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由政策层面始,逐步深化到体制层面、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为调适认同危机心理,近代知识精英经历了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主张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仿行和全面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探求过程。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政治探求对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有复杂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