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襟宇而发其才情”——明代前后七子自赎性反思散点的聚焦

明代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嘉靖年间复兴的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相继称雄于文坛近百年之久。对于他们勃兴文学复古运动的群体形象,历来文学批评家大多以“拟古”二字加以概括。然而,叶燮、王渔洋等人,却在心平气和的再三审视中,看到了七子派的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有得与失的两面性,认为在反对“剽窃摹拟”、尊重创作个性方面,王世贞等人的诗评“间有大合处”。虽然他们对七子派文论中的“大合处”缺乏系统性的阐述,对其“间有大合处”的动因缺乏深刻的剖析,但却开启着人们深远的思索。     

近代散文观及其特征论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其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在近代,它们却交织在一起.因而,近代散文观也在由“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发生着变化,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骈散观”的嬗变与近代散文理论的探寻;“大散文”观及其创作实践;在杂文学观与纯文学观多元建构的文学转型格局中前行.这一新变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风骨”和“建安风骨”——兼与王运熙先生商榷

怎样认识“风骨”和“建安风骨”这两个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概念?学术界虽然讨论过多次,但似乎一直没有获得圆满的答案。鉴于它们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涉及到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的许多重大问题,因而站在宏观的高度,联系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和     

周必大散文的主体风格及其成因和价值

周必大是南宋政治家,他不仅在政坛上光彩夺人,在文坛上更是绚丽多姿.他诗文俱佳,有诗六百多首,文两百卷,其文主体风格是"雄深博雅",主要体现在思想雄深、内容博雅、用典繁密、文笔筒练、语言流畅、行文苍劲、文体多样等方面.这种风格的形成既与司马迁散文"雄深雅健"有渊源,也与他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相关.周必大的散文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

唐玄宗开元时期朝廷中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在武则天时期已初露端倪。“吏治”派主张用“吏干”之才,不重视官吏的文学才华;“文学”派提倡用“文学”之士,将文学创作才能视为选拔官吏的必备条件。狄仁杰、姚崇、宋璟等是“吏治”派的代表人物,上官婉儿、张说、刘幽求、张九龄等是“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吏治与文学之争”,不但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随着两派势力的交替上升,轮流执政,盛唐前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及诗风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     

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关于岭南文化艺术的历史观察与美学思考(研究提纲)

(一)问题的提出1.有没有一个岭南文派?在今年初的广东中青年作家创作实践研讨会上,老作家吴有恒作了题为《应有个岭南文派》的发言(见1986.3.10,《羊城晚报》),他提出:“既然有岭南画派,有广东音乐,那就应有个岭南文派”。“岭南文派有一个特色是开放,是新潮。”“岭南文派应力求以新奇取胜,而不以古朴见长。”“岭南文派,应该有,但尚未有。似有实未有。它还未有足够数量的作家,还没有足够数量与质量的作品,关键在于新起的一代。”这就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岭南文学的命题提了出来。2.近年来对岭南文学的研究状况     

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

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陈长义建安诗歌和盛唐诗歌，是我国古代诗歌坛上两座辉煌的艺术高峰，显示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成为后代诗歌创作的范式。建安诗歌的美学特征，人们将它概括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汉魏风骨”等等。盛唐诗歌的美学特征，人们则以“...     

20世纪明代散文研究述论

在继承和反拨清代批评的艰难行进中,20世纪明代散文研究获得了独立的学术地位,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存在的问题和失误亦不容忽视.20世纪明代散文研究可分为发轫期、兴盛期、萧条期、繁荣期四个不同的发展时期,每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征.其中关于明代散文流派的研究几乎贯穿明代散文研究的百年历程.对七子派的研究大抵围绕复古的兴起和动因、复古的价值和局限等方面展开;对唐宋派的研究则较系统地揭示了唐宋派的思想渊源、散文理论、审美意趣和艺术特色;对公安派的研究大抵围绕公安派的兴衰历史、小品艺术、性灵说等重心展开;对竟陵派的研究一直在抨击与肯定的矛盾中进行;相比之下,对台阁派、茶陵派的研究则显得冷寂.     

“谁与青天扫旧尘”——“大礼议”思想背景新探

考察明中叶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嘉靖前期的“大礼议”与更定祀典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有益的视角.“大礼议”反映了皇权与阁权之间的斗争,这已经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然而与以往许多赤裸裸的政争不同的是.“大礼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礼仪形式之争,权力的对抗是在议礼双方论辩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既然是辩论就需要有一定的根据、以理服人,那么双方论辩的基础或思想背景如何?真的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大礼之议.重嗣者议虽非而心则忠.重统者议虽正而意则媚”,仅仅是一些下级官僚的“希意干进”吗?令人的考证其实已否认了这一点.而极为巧合的是,议礼过程中新旧两派的对立,实际在学术背景上正是正统的朱学与新兴的工学之间的互相诋娸.早在四十多年前.欧阳琛先生就已对此作过考证.他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欧阳先生以朱王二派的对立考察了从嘉靖到万历一段时期的党争，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将嘉靖一朝很有影响的“伪学”之禁与“大礼议”《含更定祀典》关系极为密切，笔者对“大礼议”的整个过程进行了重新梳理，略述-孔之见。     

从三曹的诗风看“建安风骨”的嬗变与发展——兼论曹植的文学史地位

当今中国古代文学史界,凡论及建安文学的风格,无不推崇“建安风骨”;论及建安文学时期的代表诗人,无不推举曹操、曹丕和曹植父子三人;而论及其中“最杰出”者,又无一不推举曹植。然而,若把三曹各自的诗风,分别与“建安风骨”这一文学时代风格作比较,却又发现不少难以协调一致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结症就在于对“建安风骨”的认识与解释上。     

清初诗坛与明七子

一 明代七子派,是指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作家。前后七子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是明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后七子之后,公安派、竟陵派先后崛起,对七子派进行攻击,陈子龙等云间派起而捍卫。不久明亡,而攻击与维护七子派的斗争,仍在清     

提要钩玄 推陈出新——评吴孟复先生《桐城文派述论》

自方苞揭橥“义法说”,至马其昶、姚永朴等以雅洁韵致为宗旨作文,论文,桐城文派在文坛上绵延流衍了二百余年.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历史之久,作家之多,薰染之深广,恐怕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与桐城文派盛极一时的状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对桐城文派的研究长期停顿于零敲碎打的阶段,一部不仅仅是胪列桐城文派个别作家及其作品,而是全面、系统地探索桐城文派创作与理论的内在发展规律,分析桐城文派对现代散文、现代语言学、文章学影响的专著。却迟迟未能面世。这或许与桐城文派研究牵涉到整个清代乃至近代文化的各个层面,一时还无法准确地把握有关。在这里,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孟复先生的新著《桐城文派述论》,可称为桐城文派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突破、新收获。     

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前奏:“论语”派翻译研究

“论语”派以“幽默”“闲适”“性灵”为标杆,大力译介西方幽默文学,并吸取其精髓,创造性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立中国现代幽默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翻译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论语”派翻译活动虽位处边缘,却自成一体,但其作用却远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今天看来,“论语”派译者中心的理论关怀,重视读者的实践诉求、理性对待异域文化的价值判断、挑战主流思想的批判勇气,以翻译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创新之举,无不对当今的译坛带来丰富的启迪.其自身际遇也提醒学人反思,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结合才是一个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灵魂与价值所在.     

论韩柳古文创作中的“破体为文”现象

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一场古代实用散文向现代文学散文转变的革新运动。韩柳古文创作是对传统实用散文固定体式的大胆突破和创新,其以“诗”为文、以“传奇小说”为文、以“寓言为文”,使古代实录简朴的散文发展成为真正的文学散文。     

论当前小说创作的哲理化倾向

一 道古而论今,从“魏晋风骨”到“盛唐之音”,历史上的文学高峰都以鲜明而不可替代的美学特征体现着自己时代的精神,散溢着历久不衰的艺术风彩。我们今天是否正迈向五四以来又一个文学高峰?“改正派”、“解放派”……中青年作家才人辈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     

试论秦汉散文的辞赋化倾向

散文的辞赋化倾向早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就有了端倪,到了秦汉这种表现更加突出。秦代李斯之文,汉代不论是诸子散文还是史传散文都具有明显的辞赋化倾向。这主要体现在语言上的文采华丽、辞藻丰富,创作手法上的铺张扬厉、踵事增华,以及结构方式上的“主客问答”、散韵相间。推究其原因,既与作家的创作思想及创作初衷相关,也是文学发展中的必然性。     

也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有感于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

刘禾教授在<跨语际实践>中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把文类形式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是"一个自我殖民的规划".实际上,中国古代从柳宗元开始就把文章分为著作类和比兴类."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继承了这一看法,将用文字书写的文本分为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并在此基础上,把文学之文落实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四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西方文学作品文体,立足革新中国文学传统的创新.欧洲文学的文体分类长期实行三分法,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分法根本不同.因此,刘禾教授的上述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论美国"垮掉派"文学对现代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美国“垮掉派”文学在20世纪美国文学中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本文梳理了“垮掉派”同现代主义的关系,探索了美国“垮掉派”文学在题材、思想、风格和形式方面对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曾国藩与湘乡派

湘乡派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历史面临根本性转折时期,出现的一个散文流派。它标举桐城“义法”,但实际上却摒弃方、刘、姚的基本观点,而力主“文章与世变相因”(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以“经济致用”(曾国藩在《圣哲画象记》、《致吴南屏书》中均有表述)相号召,不但使濒于“文蔽道丧”、“浅弱不振”(黎庶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