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汽车进入家庭”:“囚徒困境”抑或“公地悲剧”

冲突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城市交通系统内部也同样存在潜在的冲突因素.通过对目前"小汽车进入家庭"的发展趋势分析,认为"囚徒困境"乃至"公地悲剧"的发生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建议应该加强城市交通政策的研究,利用城市交通政策的调控与引导.使城市交通以最合理的方式运行.     

中国现代"悲剧情结"及内在诉求

在国势衰微和西方悲剧及其理论传入的情境当中,中国戏剧界和一些重要思想家对悲剧问题至为关注,形成绵延至今的现代"悲剧情结".尽管由于"现实批判"和"学理研究"的不同取向及其代表人物个体背景的差异,使"悲剧情结"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在形式上或总体上却有着共同诉求,即推崇悲剧精神,强调直面人生,展示存在本体和超越现象层面.这些诉求不仅关乎悲剧创作,而且关乎所有艺术生产以及个体心灵净化和民族精神提升."悲剧情结"所蕴涵的诉求不仅对当时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在今天也依然具有发聋振聩的意义.     

"大团圆":中国悲剧研究中误用的概念

"大团圆"乃中国悲剧研究中广为流播的概念.无论中国悲剧肯定论或否定论者,都以此作为衡量悲剧价值高低甚至悲剧与否的标准.但在使用中却造成很大混乱.以相同概念审核相同作品却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判定.以"大团圆"观念巡视西方悲剧,不难发现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的西方悲剧同样不乏以"大团圆"为结局的作品."大团圆"概念既非中国悲剧研究的特异性概念,也非判定悲剧性质的有效概念.中国悲剧结局有着独特样式,但绝非"大团圆"所能概括.产生于特定语境当中的"大团圆"概念,不是悲剧研究中适用的概念.对于"大团圆"概念的澄清,有助于深化对悲剧特征的认识.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

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以便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我国人民的福祉服务,为健康发展社会学学科服务.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一种形式.而要正确把握现在、规划将来"理论自觉"就显得十分重要,也不可避免.在此我们想从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特别是从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之间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     

“游魂”景观及其症候分析——对“80后”文学文本可能性的一种思考

作为边缘化的"80后"文学,尽管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异质性在学术界及批评界尚存商榷,但在"80后"文本世界中,几乎集体无意识般游荡着"游魂"的幢幢面影.从他者欲望无意识的内化所建构的"游"的意识形态奇观、作者暧昧的写作身份所导致的反逆的游离姿态等角度来阐释"游魂"症候,为解码"80后"文学话语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视角.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清末民初的“中国意识”与文学中的“国家想像”

本文通过考察文学中的"国家想像"书写与"中国意识"推动下的民族国家建设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围绕"国家想像"在清末民初文学书写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学中"国家想像"书写的内驱力和基本语境等问题,来展开对清末民初文学特质及其文学史意义的分析.     

"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

"华夷之辨"为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搭建了桥梁.古代中国正是在"华夷之辨"的过程中实现了诸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形成近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本文立意不仅在于阐释华夷观念之演变在推动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所曾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而且在于借此为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一种阐释模式.     

“新启蒙运动”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935年8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了<八一宣言>,倡议国内各党各派捐弃前嫌、一致抗日,呼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举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引发了全国性的救亡热潮.中共理论家陈伯达等人借此发动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以抗日救国为其表、以传播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里.陈伯达们适时地借助救亡大潮,掀起"左翼"思潮,而"左翼"思潮又与救亡大潮融为一体.大量的青年知识者怀着救亡图存的目的选择了共产党,这对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新中国的最终建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革命悲剧及其局限——论雷蒙·威廉斯的悲剧观念

威廉斯将悲剧定义为一种关于人类失序状态痛苦经验表现的特殊文本形式。他将近现代以来的悲剧定义为"自由主义悲剧":一种对资本主义"自由秩序"造成的失序状态的体验。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活力已达到了尽头,有关自由主义的各种悲剧体验也必然趋于枯竭,人们在当前需要一种能够表现新的失序经验的悲剧形式即革命悲剧来取代自由主义悲剧。但威廉斯关于革命悲剧到来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实践可能性的讨论,均存在某些明显的理论疏失。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三大规律”的关系——兼从探索“三大规律”的层面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我们党执政所要把握的"三大规律",对这些规律进行的历史性探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根据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过程和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在探索三大规律的层面上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在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探索中,来探索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探索三大规律的最新理论成果.     

从“农政”到“农学”——以晚清“经世文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中国以农立国,农政向为国家政要之一.甲午战后,西方的“农学”知识大规模传入,“农学”一词成为19世纪末开始流行、20世纪初风行的一个概念.从《皇朝经世文编》到《皇朝经世文续编》再到《皇朝经世文三编》,鲜明地昭示了农事内容由“传统农政”到“近代农学”的变化.从“农政”走向“农学”的时代意义,彰显两千年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架构已到了最后的自立阶段,至19-世纪中叶起向“经世之学”转变,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分科之学”的知识建构.     

殖民地语境下韩国现代作家的“东北”形象

“北乡”是由解放前在东北的韩国人知识分子提出的乌托邦幻想,其基础是努力在东北寻求生路的生存意志。“北乡”意识产生于以日本的殖民统治为中心的中国、日本、韩国等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力量关系之中,于是韩国人的生存意志在日本的殖民语境中变形为一种乌托邦异国形象。     

角色认知与独特风格——评沈从文“乡下人”观念及其影响

主要论述了沈从文"乡下人"观念的形成,以及在这种角色认知下生成的一系列独特的艺术风格--神奇美丽的湘西自然风光,异样的风情民俗,富有生命力的纯朴人物……从而阐明"乡下人"观念在沈从文创作中的积极意义及影响.     

关于中国现代作家对"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

本文意在探讨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娜拉"式叛女出走后的生活状态的刻划①鲁迅先生所言的回来或者堕落;②有意义和力量的死亡;③依据革命战性自身和传统;以及造成这些状态的各种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通过这种梳理,亦可以见出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妇女解放、对于女性人格独立的思考.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高校党的建设

当前,认真学习贯彻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形势下,高校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课题和任务,高校党组织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按照<讲话>精神和"三个代表"的要求,采用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全面推进高校的各项工作.     

“节录”的文本遮蔽——《东方杂志》“选报”文本的特殊体例

"节录"是<东方杂志>中一种特殊的"选报"文本样式,通过"节录",<东方杂志>不仅对原刊文本做了文章经营意义上的修改,更进行了幅度较大的内容删节.删节的原因有两类:避绕时忌,展现自身的舆论理念.以"节录"文为个案,辨析选报文本与原刊文本的内容差异,可为深入探讨<东方杂志>的言论建构提供捷径.     

历史批判意识与德国悲悼剧的寓言式拯救——本雅明《德国悲悼剧的起源》对悲剧理论的理论建树

在本雅明《德国悲悼剧的起源》这部碎片式著作中,他对17世纪德国的悲悼剧进行了研究.并在分析德国悲悼剧中的人物形象时,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把悲悼剧作为现代悲剧的代名词,重点分析了古典悲剧与德国悲悼剧之间的区别.该书的主要思想成果是对寓言的探讨,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寓言关注“废墟”和碎片,并从物质层面来反观人类的精神文化.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贫困村灾后重建中的扶贫开发模式——“整村推进”与“单项突破”的村庄比较

甘肃三个在汶川地震中都受灾的贫困村,在灾后重建中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扶贫开发模式,在重建的效果上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采取"整村推进"模式的两个村庄在住房重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重建和心理文化重建等各方面都全面领先于采取"单项突破"模式的第三个村庄.本文分析表明,整村推进模式是引领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的有效模式,其有效性和优越性是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创新而实现的,整村推进模式的机制创新主要体现在资源整合、增权和参与模式的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整村推进模式是今后灾后实践和相关研究的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