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司法运作

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罪行法定规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刑法对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保障,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但有些学者也冷静地意识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贯彻问题,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在我国刑事立法史上确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则任重道远,这里既有立法不断完善的问题,更须在司法上付诸艰苦的努力。”〔1〕法律的真实生命应当而且永远存续于实际的司法运作之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价值主要不在于刑法典对其作了规定,而在于刑事司法中它能够得到准确的贯…     

简论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国刑法明确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法所特有、贯穿刑法规范始终、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根本准则。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最主要的基本原则。本文试就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几个问题作一简要的论述和探讨。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渊源罪刑法定的思想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时期。作为法律规定的原则,最早体现于１２１５年的英国大宪章。该宪章第３９条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拘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     

浅析和谐社会中法律秩序形成之因素

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建设符合和谐社会的法律秩序则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法律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现象,同时也是法的基础价值。法律秩序的形成可以促进社会繁荣,为人们提供安定、幸福的生活环境。笔者拟通过法理学视野对法律秩序的形成因素进行探讨,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借鉴各种学说对法律秩序的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主要归纳法律秩序区别于其他社会秩序所具有的特点和法律秩序所独有的社会功能;第三部分旨在详细分析法律秩序形成的各种因素,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律适用过程中司法权威的树立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以及民众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培养。     

罪刑法定与我国刑法的价值选择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一个深刻的观念变革与价值重塑工程 ,只有从它的思想渊源、价值内涵等方面把握 ,才能使罪刑法定原则“从法律理念转为法律现实” ,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得以贯彻     

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司法裁判的二元目标,是法律的规则性、规则的理性与限度之张力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司法语境中,社会主义法治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政策的构成性前提,也是其实践的规定性组成部分.遮蔽于道德理由的规则之治,是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社会治理模式,但也有其限度和局限,这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的践行性前提.相应地,落实“法律效果”就是最大化规则之治的优点与功能,以维系秩序与保障权利;关切“社会效果”则是基于规则适用结果与最优道德判断的不一致性,要求适度返回法律背后的道德理由,平衡法律适用的社会效用.法律效果在法治国家司法中处于优先地位,对社会效果的考量,须设定各种制度与方法约束.唯此才能使司法裁判做到“规范上封闭和认知上开放”,真正实现“两个效果有机统一”.     

冲突与协调: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主义解读

罪刑法定虽然在不同的法系有不同的表现,但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诉求是一致的.国际刑法也以人权保障为已任,因而必然要求罪刑法定.但是,二战之后的国际军事法庭针对战犯的审判中,罪刑法定主义中的禁止事后法原则对审判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虽然此后的国际刑法时该原则都予以了明确的规定,但作为国际刑法重要渊源的国际习惯的适用可能会与禁止事后法原则存在冲突.此外,两大法系就罪刑法定主义中的明确性的要求在国际刑法中也没能得到充分的实现.罪刑法定主义不仅是法谚,更是一种人权保障的观念.在侵犯人类基本人权的最严重的犯罪面前,国际刑法不应该排除"自然法"作为其效力根据,从而使其与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相协调.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以明确性与适当性的博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贯穿于刑法运行全过程的基本原则,作为司法过程一环的量刑活动必然要遵循此原则,当前我国司法系统正在推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当然也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展开.罪刑法定原则对量刑规范化提出了明确性和适当性这两个要求,但是,量刑规范化改革更多实现的是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却难以完全实现其适当性的要求.由此,在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野下寻求明确性与适当性之间的平衡.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与法治

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和制度选择,而依法行政则在法治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处于关键的地位。权力必然腐败的"铁律"使得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成为法治的制度保障。在控制行政权力行使的各种监督形式中,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具有其他监督形式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先原则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我国妇女法的社会性别分析

社会性别是旨在实现性别公正而识别性别不平等的理论和法律分析方法。从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我国妇女法,我国妇女法仍存在明显的性别盲点,主要表现为:妇女法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不衔接;法律语言以男性为参照;在两性权利冲突时法益权衡的非正义性;规则缺乏或与原则相冲突使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虚化。为实现妇女法的性别公正的立法目的,必须完善妇女法,使妇女法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相应的措施有:在妇女法法律体系中明确国际法的法律效力;完善妇女法的立法技术;弥补法律规则的缺失;探索男女平等原则的司法适用的可能性。     

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与良法之治

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简单植入或法律体系的建构 ,也不仅仅是“依法治理”对秩序的促动 ,而关键在于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大力推进市民社会自主性 ,以多元社会权利来平衡和制约国家权力 ,缩减国家权力职能和建立其合法性权威 ,并弘扬正义法精神以实现良法之治。只有这样 ,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法治国转型下的法律体系化建设

树立良法之治是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本文通过在立法目标、权力结构、共识机制和知识积累等方面探究当前法律规范缺乏体系化的原因,归结其实质为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偏异和学术研究中的技术偏异,由此导致法律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缺失,不利于法治国的转型.以此为基础,提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需要朝着面向社会整合、面向司法和面向问题这三个向度展开.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现代化的对接路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对接之间存在困境,困境的形成主要由于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重法制轻法治、重集体轻个人、重和合轻冲突、重德(礼)轻刑(法)等特点,并长久以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困境的消解,不能靠简单地移植西方法律,也不能仅依赖于本土资源自生,而应该通过以下几条路径:1)培植现代法律意识,去除“人治”观念,培育起真正的“法治”观念,形成民主、平等的共识;2)建构市民社会,激活契约精神;3)在立法环节上完善现代法治的同时,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加快司法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路径和步骤,推进法制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     

论中国法治国情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的促动

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迅猛，“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权从政治性宣告向司法实现的进一步转型。从人权司法化问题的明确提出到现在，中国人权事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人权观念认可阶段、人权立法保障促动阶段和人权司法保障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国情从所依之“法”到所治之“国”均发生了诸多变化，促动着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法治国情所依之“法”的变化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正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正从“政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思维方式转换。法治国情所治之“国”变化显现为：“中国梦”将深刻促动中国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际化对依法治国有更高要求；主要社会矛盾转变对依法治国提出新要求。当前，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必须立足现有的法治国情，其现状也是现有法治国情的组成部分，在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中推动中国法治国情的发展，而法治国情的发展又进一步促动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行业自治中的适用——以中国足协为研究个案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19世纪君主立宪时代的德国,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学的特有概念。新中国自行政法学创立以来,虽然在理论上没有明确“特别权力关系”这一概念,但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多采用该理论的相关做法,相关内容广泛地分散于各个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之中。特别是在其他国家逐渐开始反省并改进这一理论时,我们的法律制度对相关领域的调整仍停留在传统的理论阶段。对这种现状进行必要的修正,是现代社会行政法治和人权保障的共同要求。笔者拟结合中国足协的相关情况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发展变迁,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有关特别权力关系的内容作一个必要的反省与检讨,以期能对法治介入行业自治的制度化有所裨益。     

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

文章认为,当代中国法律中存在着明显的权力缺席现象.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观念的,也有体制的.观念的原因主要有国家主义法律观、强制主义法律观和管理主义法律观的负面影响;体制的原因则指我国现行立法体制(特别是由有关政府部门起草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案)的弊病.权力的缺席是导致权力失约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为权力缺席使控权对象缺失,使权力制约失去了规范依凭,同时也使权力在法外推定有了"必要"和可能.而权力一旦在法外能够推定,则意味着权力扩张和权力失约成为必然.为此,作者提出要真正控权,就必须注重公法建设的主张.公法倘要克服权力缺席现象,需强调控权的立法宗旨、确权的立法内容、护权的立法技术和越权的法律责任.     

法治的实质: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人是自由的存在物 ,也是遵循规则的存在物。自由和秩序的需求源于人类本性 ,人的个体性彰显为自由 ,人的社会性体现为秩序。法治是法律运行良好的“法大于权”的生活方式 ,法治的核心价值是自由 ,法治的基础价值是秩序。法治的自由与秩序价值难以在静态中达到平衡 ,法治的实质是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加强党自身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仍面临立法质量不高、法律实施机制不完善、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的困扰、公民及部分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方面的困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依法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依法执政;全面提升立法质量,做到有法可依、有法能依;切实加强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维护法治的权威与尊严;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立法建议与民主立法关系研究

立法是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人民参与立法是人民参政的重要形式。民主立法原则不能只以人民选举的代表表决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体现,还要贯之于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的方式。立法建议就是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的基本方式,它还是法律正当性源泉之所在。立法建议和民主立法原则既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在法治背景下,前者是实现后者价值的必然规则。     

新技术革命的十项法律对策

本文提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十项法律对策:(一)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迎接新技术革命法律对策的经验的三结合;(二)以法律手段保证科技、经济、社会三者的同步发展;(三)以法律手段保证国家、科研和教学机构、企业三者在科技发展中紧密结合、协力攻关;(四)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三结合;(五)中央立法领导机构、受委托的部门立法起草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的三结合;(六)近期、中期、长期立法规划三结合;(七)科技进步的基础性立法、高技术立法和相关性立法三结合;(八)立法中的立、改、废三结合;(九)立法、司法、守法三结合;(十)法制实施、法制宣教、法学研究三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