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魏祖庙石室看乌洛侯的位置及其他

去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今内蒙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嘎仙洞内,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的刻石后,才确凿无疑地证实了此洞就是我国鲜卑族祖先居住过的石室,系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的、发祥地①。这一发现是我国近代北方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之一,其在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金石学、历史地理学上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它的发现势必引起国内外学者对鲜卑学、蒙古学研究的热潮。本文拟利用这一发现对历史上乌洛候族的位置、族属、变迁及其周围的历史地理学上的诸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以纠正、补充前人的研究成果。 近代学者…     

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

本文分四个阶段回顾和分析了西方史学的传入及其回响.认为近代以来,关于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应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认识.而这种"中西文化交汇",又是和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从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近代以来外国史学的传入,既有中国历史学学术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在某种意义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略论中国古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古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在批判继承前人古史学成就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考古资料的研究与利用,将中国古史学领域内的狭义历史学与考古学进行整合式研究.无论是狭义历史学抑或是考古学都不可能单独构建真实可信的古史系统,但双方在史料性质上的互补,必然要求古史学者将两者相结合,采用不同性质的史料,运用不同研究手段、方法和理论,建立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模式.在整合过程中,要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虽然传统文献与考古资料貌似相合,却不详究,牵强附会,证成己说;二是单独用传统文献或是考古资料能够解决的历史问题,却要将两种史料强行整合到一起.受史料的不确定性所累,反成蛇足.     

美国考古学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美国考古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隶属于人类学。它之所以没有像欧洲学术传统那样隶属于历史学,似乎是历史的偶然。美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土著印第安人,当人们从古代遗址中发现文化遗存的时候,总是自然地把这些遗存和土著印地安人的祖先联系起来。这种学术上的联系最终造就了美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长期以来,不断有考古学家论证考古学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应该是人类学的,并且一定会为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传统走向现代:近代传奇杂剧的舞台艺术变革

大量的剧本材料表明 ,近代传奇杂剧在服装、道具、烟火、灯光、场幕、布景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旋转舞台也开始出现。这些舞台艺术变革与创新是中国戏曲传统的扬弃 ,更是在外国戏剧文化影响下发生发展的。近代传奇杂剧的舞台艺术转变与其他方面的重要变革共同促进了近代戏曲的发展 ,同时也加速了传奇杂剧的式微与消亡。这种深刻的历史转变是古典戏曲向现代戏剧转变的一道津梁 ,对中国传统戏曲格局的终结和现代戏剧格局的建立也起了重要作用。     

梁启超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创始人 ,他对 2 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到过奠基作用。梁启超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史学方法的创新 ,在当时学术界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后世的中国史学研究有很大影响和参考价值。     

关于19世纪90年代国家观变化之研究

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为西方列强所肢解瓜分、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 ,为了回应救亡图存、变法谋求之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 ,中国国家观也因之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传统王朝观向近代国家观的转变 ,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对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理论的思考与探索 ,以及国家主权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萌生与发展。     

论中国近代城市社会结构的演变

近代以来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社会基本经济关系的变化 ,导致了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 ,不仅体现在由封建性封闭结构向近代资本主义开放结构转变 ,而且也体现在传统的等级职业结构为近代以来新兴的功能职业结构所取代     

苏联召开历史学和考古学方法论问题的学术会议

据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83年第4期报道,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哲学讨论会中央理事会、土库曼科学院哲学讨论会理事会和土库曼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于1982年11月在阿什哈巴德组织召开了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历史学和考古学方法论问题”的学术会议。莫斯科等城市的科研所和高等学校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前出版了研究以下主要问题的题纲汇编: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一般方法论问题;物质生产、自然界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意识及其     

试论中国古代民族的产生与区域

试论中国古代民族的产生与区域安京一、关于研究方法民族起源问题一直是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最广义的民族学，包括了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主要内容）所关心的问题、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引起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许多重要变革，取得了不少极有价值的成果。...     

中国考古学的成长及其社会功能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有“史学危机”之说,而作为中国历史学分支的中国考古学,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回顾我国考古学成长的道路,探讨它的社会功能,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将不是没有意义的吧。考古学主要是通过科学的发掘和系统地整理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它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中国考古学,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解放前的二、三十年考古工作虽取得不少成就,也出版了一些考古报告,然由于国民党政府重视不够,加上当时的条件所限,考古发掘仅局限在周口店、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     

《金文新考》开拓了上古史的一角——评骆宾基晚年的古青铜图铭研究

最近,有幸读到骆宾基同志呕心沥血三十载考证研究青铜彝器后所撰写的一部一反习闻、偏见和旧传统、旧学术研究的诸多论点的文字考证书——《金文新考》。此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有《典籍》、《货币》、《兵铭》、《人物》四集,编作六卷,洋洋四十余万言。此书出版应属祖国学术界“继承与发展”中的大事。尤其可贵的是贯串于全书中的勇于探索的精神,令人扼腕赞叹。由于作者以马列主义唯物历史观思想为指导,对古五帝金文与唐虞金文的反复思考、分析、研究和整理,作重新辩证地再认识,对古代典籍如《尚书》、《史记》、《春秋左传》《水经注》等广征博引,并尽量利用考古资料,特别是利用建国以来考古学方面的新成果,使历史学、文字学与考古学相互印证参照,从而有可能拨开祖国上古史的重重迷雾,让人们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了自己的痕迹,……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发现了最新的东西”。半个多世纪以前,在中国旧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三方面     

考古学的宗旨与研究方法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是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份，考古学是依据人类通过各种活动所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研究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我国的考古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西方引进的。考古资料湮埋在地下，需要通过科学方法对古代遗址进行调查发掘，需要借助各种自然科学方法，作文字记录、照相、测量、绘图等取得完整资料。进行室内整理工作，也要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各文化遗物的形制特点及其变化。     

取法东邻：日本明治前期教育改革与清末教育革新

明治前期的教育改革,对日本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它进行研究不但有助于探索日本近代迅速崛起的原因,而且有助于研究近代中日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尤其是中国效仿日本所走的近代化道路。文章主要就维新政变后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教育改革的背景、内容和特点进行分析和评价,目的在于探索日本整合西学、儒学和日本国学进行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     

亚洲史学会第十次研究大会

亚洲史学会第十次研究大会于 2 0 0 1年 3月7～ 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亚洲史学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它于1 990年 3月在日本东京成立 ,并举行了第一次研究大会。此后 ,每年都举行一次这样的会议。其会员主要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等亚洲国家的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和其他有关学科的研究人员 ,也包括美国、法国等欧美国家从事亚洲历史学和考古学等方面学术研究的学者 ,总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学会的宗旨是加强对亚洲古代史和考古学等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史学研究 ,促进各国学术界之间乃至学者个人之间的交流 ,通过讨论…     

从北京游民习艺所看传统慈善向近代慈善的转变

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的以收养为主的慈善救助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救助的需要,在完善传统慈善救助方式的同时,政府和社会大力提倡教养结合、以教为主的现代新式救助方式,其中,纯粹以教育为目的游民习艺所更能代表传统慈善向近代慈善转变的发展趋势,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推崇,并取得一定成效。     

学科建设和课题研究

建院3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促进多学科共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逐步形成了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依托,以宏观性战略性问题研究为重点,以综合性研究为特长的科学研究体系,研究范围覆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新闻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和国际问题研究等诸多一级学科,包括260多个二三级学     

对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特殊路径的探析

文章从政治学、历史学的视角,透析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特殊路径,旨在说明,政治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影响全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海上画派形成及发展原因之探析

海上画派是中国近代绘画史上创造一代绘画新风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艺术流派，它为中国画的传统形态向近代化形态的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的形成及发展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何炳松的史学方法

何炳松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理论家。他的史学方法包括历史研究方法论、历史写作方法论和史料处理方法论,包括重视通史义例、提倡综合研究法;主张通史与正史并存、集体修史,提出历史编撰应该考虑的问题、历史著述的基本要求,关于编撰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历史教科书的诸多要求;关于史料的范围、整理、考订以及史料和史著的关系等。他为新史学的传播与构建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理应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突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