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效力实现方式研究

通过对宪法效力实现方式的研究,解决中国宪法在未完成司法化之前宪法效力实现的各种方式,并分析其实现的可能性和根据,旨在对今后的宪法适用和宪法修改提供可行思路。     

论宪法意识

宪法意识是制度与社会生活联系的纽带 ,体现了宪政和法治精神的现实化过程。宪法意识对于社会实践的重要作用 ,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全社会进行提高公民宪法意识水平的教育 ,以增强和深化公民的宪法意识。     

德国、荷兰的私法宪法化问题

私法宪法化问题是近、现代西方宪法对私法的效力影响问题,是人权或基本权利对私法权利和关系的效力影响问题。从宪法的角度看,就是宪法的第三人效力问题、水平效力问题。德国是较早提出私法宪法化问题的国家。且德国非但具有完善的成文宪法和民法典,且拥有联邦宪法法院,因此其私法宪法化问题更加规范化和具有典型性。荷兰也具有成文宪法和民法典,且其私法宪法化问题无论在审判实践还是学界探讨方面都深受德国的明显影响,并进而互相影响。因此在私法的宪法化方面,两个国家的大部分问题和解决方案与理念都是共同的。因而,研究德国和荷兰的私法宪法化问题非但在欧洲,而且对于整个西方国家来说都具有普适意义。德国和荷兰两国的私法宪法化问题的源头是公、私法两域分治;其实体依据是客观价值体系;其实现途径是间接效力。     

强势话语中的宪法权威——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困境

从世界各国法律实践中来看,宪法司法化已经成为必然,但是,中国的宪法司法化却是仅仅借助于政治强势语言。然而,宪法除了政治涵义之外,更具有法律的内涵,而中国的宪法司法化却忽略了宪法具有“法”的一面,形成了一种“强势语言范式”,但这种语言范式的转变却是十分艰难的。     

宪法的演进及其方法

宪法演进包括重立、修改、补充、解释等方式的交叉应用。但中国近百年的宪法史却形成了以重立为主要方式的演进传统。这种传统对和平时期的法治有很大的危害,难以使宪法拥有权威。因而,对宪法演进的重立手段应当慎用;对修改和补充应当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运用(或者少用);对解释手段则应当充分重视,将其当做保持宪法稳定性、权威性的措施和协调社会变迁关系的重要方法。     

关于建立中国宪法诉讼制度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将宪法的作用仅局限于为具体立法提供法律依据,宪法规范缺少在司法领域的适用性.针对现实中的随意违宪现象,笔者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视角,论述中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的必要性,并提出建立切合实际的中国宪法诉讼制度的观点和构想.     

宪法诉讼制度的基本功能探析

从世界各国宪法诉讼的实践来看,宪法诉讼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世界性的潮流,但中国宪法目前还没有明确确立宪法诉讼制度,本文分析宪法诉讼制度的基本功能,认为中国要实现依法治国,须以改革与发展的观点来思考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问题。     

论宪法秩序形成的文化内涵

西方维护自由的秩序价值观创生了宪法秩序,而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是宗法秩序。宗法秩序的价值是维护专制。中国传统的秩序价值观作为文化沉淀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制宪和行宪,它对舶来的宪法进行了权力设置的重构,使得近代中国立宪运动中权力始终朝一元化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培育宪法秩序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舶来宪法文化的重构作用。     

对中国宪法稳定性的重新思考

稳定性是法律最基本的特性,在成文法国家,宪法的稳定性当强于普通法律,这是不争的理论。但是对于宪法稳定性学界有不同的理解,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频繁修宪破坏了宪法的稳定性。对此,笔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1982年宪法以来的中国所进行的四次修宪并没有破坏宪法的稳定性,伤害到中国宪法权威的并不是宪法缺乏稳定性,而是缺乏宪法实施的保障机制、缺乏宪法解释制度等其他原因。     

现行宪法体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和趋势

现行宪法的产生确认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自现行宪法颁布施行以来,不断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求宪法相应地进行修改。现行宪法先后经过四次局部修正,其中有三次修正直接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即总结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反映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得与宪法的基本精神相背离。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宪法的修改必须谨慎,过于频繁的修宪有损于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但基于宪法的适应性要求,宪法的修改也必须及时。只有如此,才能使现行宪法的文本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相适应。     

宪政中国战略标志论 --宪法思维基本问题研究

宪法思维是指大众和精英通过宪政体制这一沟通平台所共享的生活习惯与心理取向.宪政中国的战略标志不在于拥有一部良宪,不在于充分实施宪法,也不在于真正树立了宪法权威,而在于宪法思维的被认同、被接受和被运用.领导干部的宪法思维和宪法学理论工作者的宪法思维是宪法思维的两种基本形态,应予以格外关注.此外,宪法思维是繁荣宪法学的重要途径.     

宪法监督制度研究述评

1 98 2年宪法制定后 ,围绕宪法监督制度 ,学术界已出版专著近十部 ,其中的三百二十多篇论文 ,对宪法监督的概念、对象、范围、方式、模式、基础、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及制度设计等展开讨论。这种讨论肩负着制度改革和建设之理论先行的使命 ,对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深有助益。但其中所呈现的莫衷一是的局面表明 ,要完成这一使命 ,学界尚有诸多未竟课题     

论程序化的宪法

宪法程序是宪法实施的途径和方法 ,是使宪法有实效的最关键的问题。它包括正当程序原则、国家权力运行程序和合宪性监督程序、立宪程序等内容。其中合宪性监督程序 (又称违宪审查程序或宪法解释程序 )几乎与宪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它可以避免非程序的政治纷争中的难题     

基本权利诉讼:宪政实现的中国之道

从中国国情出发思考中国宪政实现的路径所得出的结论是:公民基本权利诉讼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宪政实现的基本战略和策略。这一结论的理论依据是,公民基本权利诉讼是中国特色宪政、中国宪法作用空间、中国宪法实施方式三者的契合点。将公民基本权利诉讼作为宪政实现的基本战略和策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推行这一战略策略也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论海权的宪法保护——“海洋条款”入宪及海权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西方海权理论带有浓重的海洋霸权主义色彩。中国海权是海洋主权、海洋权利和制海权的统一,具有自卫性和有限性。由于我国宪法未设"海洋条款",海权的法律保护存在宪法缺失、立法相对滞后及体系不平衡等不足。通过宪法保护海权有其必要性,解决海岛及海洋争端和提升我国海洋执法的正当性也需宪法提供明确的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为"海洋条款"入宪创造了契机,海权的宪法保护路径在于:增设涉海条款直接保护和授权普通法律间接保护。     

宪政机制的反腐功能

宪政在其自身建设的同时也践行着它的反腐败功能。其中 ,宪政民主创建反腐之公开环境 ,人权诠释反腐法理 ,法治给予反腐行为最终保障力量 ,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提供反腐前提。宪政的这些内容相互配合 ,构成反腐败的统一实践体系 ,为锻造公正国家和廉洁政府 ,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贡献     

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和平发展”战略条款

"和平发展"乃是"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自1949年新中国建国伊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确认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宪法历经数次与时俱进的修改,"和平发展"战略实施模式也屡经历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而有所调整。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历部宪法的条款及其背后的深刻含义,指出"和平发展"虽然仍未明确写入宪法,但是始终蕴含于宪法之中。本文认为,只有在适当时候,将"和平权"载入宪法,修订一部"和平宪法",才是为我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最优方案。     

宪法财产权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宪政维度

宪法财产权是指公民创造的全部财产不受任何侵犯的自然法权,它由公法上的纳税人权利与民法上的私有财产权两个部分组成。依照与国家之间在先的契约原则,公民须向国家交纳自己创造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国家赋税,并由此成为纳税人;宪法赋予国家与公民之间对于公民创造的全部财产的分割程序与原则,公民由此享有对国家赋税征收列支等经济政治社会诸事务的广泛参与权,这种由公民财产分割程序与原则延伸出来的政治参与权就是纳税人权利。保障宪法财产权基础上的纳税人权利,是宪政治理逻辑与历史的双重起点。     

主体因素：美国联邦宪法形成和发展的能动力

主体因素，即人的因素，是法律或法治形成和发展的主观条件或主观动力。美国联邦宪法之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一批具有很强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社会主体主观努力。这些主体既包括那些创造了宪法的“宪法之父”们，也包括那些创造了宪法修正案和宪法判例的人们，当然也包括那些提起宪法诉讼的当事人。     

加尔文教的“两个国度”思想对西方宪政民主的深远影响

在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加尔文教不仅以其"天职"观念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合理性根据,而且也以其"两个国度"的思想为西方现代宪政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神学基础。从加尔文教所坚持的圣约理想中,引申出一种以上帝权柄作为保障的民主观念。这种圣约民主观念在法国胡格诺派、苏格兰长老会、英格兰清教徒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中,逐渐与世俗的自然法学派思想相合流,最终导致了西方现代宪政民主体制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