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种新的行政文化

将来,行政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比怀特所设想的更为复杂。怀特的体系有很大的局限性。令人遗憾的是,在怀特体系修正者的著作中,这种局限也很明显,为了提供服务并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现代政府应当具备高度发达而有效率的行政部件。正因为如此,把政治和行政截然分开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公共组织结构上的特征对所有国家的政治组织来说,都出现了实质性的挑战,这种挑战在民主国家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总之,如果政府是民主的,公共行政的核心就不能只是以正统的命令或传统的公共行政理     

“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的兴起、瓶颈及路径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标志,也是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评价政府服务行为的民主活动之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及公民社会的崛起,为行风评议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历经十余年的实践,行风评议的功过得失需要总结和反思,行风评议的实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公民参与的方式和程序有待进一步完善,民主的权重及官民互动有待进一步优化。从未来向度来看,必须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成长,提升公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必须健全民意表达机制,完善公民参与制度设计;必须建立评议回应机制,兑现评议承诺。     

行政权力社会探讨

经历了夏、商、周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以后,我国才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权力社会。在行政权力社会中,行政权力是至上的权力,是全能的,行政隶属关系居社会关系体系中的支配地位,社会分层、社会等级以掌握行政权力的社会集团为座标。行政权力社会是人治的、君主专制的社会。从我国传统社会来看,行政权力管理社会的主要机制是:以庞大的、日益完备的行政权力机构系统为组织基础;以父权家长制的家族组织为社会基础;以封建礼教和个人迷信为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以小农经济为物质、经济基础;以城市辐射农村为权力行使渠道;以弛张结合、刚柔并济为手段。行政权力社会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它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往往不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按自身固有的规律正常发展。因此,随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治的行政权力社会必然被法治的民主社会所取代。当然,只要存在国家,即使民主社会中也继续存在行政权力,但它是建立在民主的社会基础之上,受人民监督、控制的权力。     

基于协商民主的行政决策听证探析

以平等尊重、理性讨论、信息公开为核心理念的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于西方的一种重要的民主参与理论,被认为是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强化决策理性与正当性、增进社会共识与信任的良方,得到了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一度成为政治理论的显学。听证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实践形式,在我国很多行政决策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与协商民主对公民参与决策的要求相比,我国目前的听证制度在听证目的、听证程序、听证事项的设定权、听证代表的选择权及听证的公信力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从协商民主的视角出发,可以从引导公众做好听证准备、优选听证代表、实行结构化的公开理性讨论、听证主持人保持中立、鼓励参与听证的各方代表保持对他人的平等与尊重、赋予听证结果一定的约束效力等方面对现有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进行充实和完善。     

论政治监督与民主自由的实现

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是人的主体性不断提升的必然要求 ,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民主自由的实现有赖于民主的政治体制 ,而民主政治体制的核心制度功能之一就是政治监督 ,民主自由政治的各种制度无不包含着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的机制。因此 ,政治监督是实现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基本途径 ,民主自由的发展必须以健全和完善政治监督制度为基本前提     

征询式民主：地方改革创新中的征求意见——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的考察

中国地方政府既有行政功能，也有政治功能。地方改革创新中既有不受民主约束的行政指令，也有广泛征求意见的民主性规定，具有“议行合一”的特点。征求意见的民主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其民主性体现在改革方案撰写前调查、撰写中听取意见、撰写后征求意见的全过程。征求意见过程有民主讨论、民主建议、民主完善和民主评估。改革创新中的民主性可以称为“征询式民主”,其民主性由改革的利益性、议题的民生性、领导的个性和程序的严格性共同决定。但征求意见的民主性也有其局限性，即民主的有限性、不稳定性和行政让渡性。     

民主创新: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机制的一种阐释

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与民主创新之间的关系来看,基层民主创新的根本目标范式是治理导向的强民主.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机制是以基层党和政府的民主创新为主,以公民自主参与能力的提高为辅.民主创新要尽量在体制内寻找空间,激活体制内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保持旧体制与新机制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不盲目追求重大突破;以技术性变革促进体制性变化;民主形式的选择要注重实用性和多元化.     

中国转型时期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必要性探析

中国的公共行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也要不断地进行相应变革,但在转型期所存在的体制的不完善和行政主体行为的不规范所引发的诸多公共行政的问题,尤其行政伦理失范,已成为公共行政发展中不容忽视且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的发展和完善为目标,主要从“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有机统一的有效途径”、“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之必需”和“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提升行政素养,塑造行政人格的重要措施”等三个方面,简要分析来说明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是我国公共行政走向“面向现实、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民主遴选机制的市场效应与择优功能

民主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活动,新制度经济学把它视为政治市场过程.民主遴选机制把发扬民主、平等竞争、依靠群众、逐层遴选贯彻始终,既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民主政治的制度性安排.民主遴选这种新型政治市场,遵循市场的一般运行规则.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并运用其分析工具,对民主遴选机制的市场属性、市场特征及择优功能等内在机理和运行特征深入分析,旨在为探索民主遴选的科学化、规范化提供理论支持.     

关于新时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问题的思考

行政体制改革在各项改革中处于关键位置,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因此,党的十七大以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形成责权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同时,这次改革的突出特点是着力于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行政体制改革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且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会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应该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切实搞好行政体制改革.     

The Swiss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Social security and grass‐roots democracy

The foundations of Switzerland's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can be traced to 1890 when a public referendum voted the inclusion of an article into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that gave the executive the task of creating a sickness and accident insurance scheme. Currently, as in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the Swiss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is facing challenges as a result of rising health costs and demographic shifts, which are placing a growing burden on both public finances and private households. To reach policy decision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e Swiss system is distinguishable from those of its European neighbours because of a continuing tradition of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grass‐roots democracy: through referenda, the Swiss people remain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Importantly, not only might this unique feature of Swiss democracy lead the Swiss people more readily to accept and identify with their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but it may offer a sound democratic base upon which to build a consensual approach to address the policy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     

户主意志主导“海选”分析——以曲陂村为个案研究

村委会直接选举亦称“海选”，指在选举过程中，不预先设定候选人，由选民按照相关规则进行公决的政治制度。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村庄的宗族势力在影响着这一中国农村民主制度的成长。而本文却从实证主义出发，从目前学界忽视的一个理论视角——户主意志主导了“海选”，透过“海选”中的户主意志形成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发现户主意志是为了自身的家户利益而控制手中的选票，这种因个人专断而流失公共权利的行为对农村民主制度建设带来了不得后果。而改变此现状的政治路径是推进农村民主现代化和民主社会化。     

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

行政的范围 ,既取决于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成本—效益的认识。在传统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较小 ,政府管的事自然不多 ;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大增 ,政府的职能和行政的范围是不是就应该和必然无限地扩张呢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在为人们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 (如“市场失灵”问题 )以后 ,又导致了大量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如政府腐败、社会腐败问题 )。于是 ,“有限政府” ,政府权力向社会 (“第三部门”)转化的方案提出来了。政府权力转化为社会公权力后 ,行使社会公权力的行为还属不属“行政”的范畴 ,应否受行政法的规范和控制 ?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 ?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现代行政法在纠正传统行政法片面强调管理或片面强调控权的偏向后 ,正逐步形成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手段 ,以服务行政相对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体系     

论"契约性整合机制"的历史生成及其对公共行政的功能意义

中国传统的行政性整合机制,是以政府的权力运作为主体。国家通过垄断社会资源和严格的身份制度来实现对个人的全面控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契约性整合机制的诞生提供了经济基础。契约性整合机制作为一种根本的交往规范,能够使社会成员按一定的规范行事,是降低公共行政交易成本的重要途径,因而对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功能意义。     

转型期公共行政模式的变迁--由管制行政到服务行政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对公共行政的理念、规则乃至职能的履行模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的变革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在推动公共行政模式由管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意味着要转变行政理念、扩大行政主体以及变革管理方式。在为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变迁提供制度以及组织保障的同时,也要警惕行政对民众权利的侵犯、政府对应有职责的放弃等服务行政“异化”现象的发生。     

再看网络公共领域的社会功能及建构

哈贝马斯意义上经典公共领域概念是国内外社会政治文明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问题。新时期,由网络媒介技术迅猛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公共领域范畴的重塑或超越。同时,在当前网络公共领域社会化的中国语境下,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功能与建构研究对我们探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及民主进程发展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力求以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具体恶搞事件为例,阐释网络公共领域的相关公共参与和社会功能问题,并进一步寻找出国家与社会相关实体对其积极构建路径的有利因素,促进公民公共参与和民主进程。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关于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几点思考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勇于接受监督,坚持民主执政,全面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任务。     

“以火为政”:明清时期梧州城火政与区域社会的变迁

帝国时期,火政是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且往往与区域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明清时期,在西江流域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广西梧州城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商业枢纽的转变,而这一过程被全息地投射到梧州城火政的演变上。本文以梧州城的火政为中心,通过探讨其演变的过程,重新理解明清时期西江流域社会的地方动乱、人口流动及商业贸易等重大问题。     

公共安全与公共管理

公共安全与公共管理密切相关。对公共安全的含义可以从法学理论和管理理论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故和事件的发生,有其国际社会的共性原因,也有我国转型期的特殊原因;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和事件有六个特性;强化公共安全管理,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科学的公共安全观;需要公共安全管理系统自身的完善和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与公共管理密切相关,需要建立健全八个体系;在《公共管理学》教科书中,应该增加"公共安全管理"这一章。     

The democratic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of localism: insights from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democratic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of localism by drawing on insights fro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n a conceptual level, the ideas embedded in localism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share much in common, particularly the democratic goal of engaging citizens in decisions that affect them. Despite such commonalitie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limited conversation between relevant literatures. The article considers four democratic challenges facing localism and offers a response from a systems perspectiv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t argues that, for localism to realise its democratic potential, new participatory spaces are required and the design of these spaces matters. Beyond structured participatory forums, local democracy also needs an active and vibrant public sphere that promotes multiple forms of democratic expression. This requires taking seriously the democratic contributions of local associa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Finall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o fulfil its democratic potential, localism needs to encourage greater democratic and political connectivity between participatory forums and the broader public sp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