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在作家传记中的表述——以张爱玲传记为例

本文以张爱玲传记为例,归纳分析作家传记在处理传主创作问题时的四种主要方式,即:生平叙述的传记立场,详细分析传主作品的赏析笔调,寻觅传主与作品间内在关联的路线,指陈传主小说人物与故事的来源的对号导读方式。     

中共党史人物传记中的存在问题——以“叶挺传记”为例

党史人物传记,特别是重要人物的传记已有很多,但不少传记作品存在个别事实有出入、回避问题以及史实错误等问题,或仅仅停留在历史事实和过程的叙述之中,思想内涵不够深刻,对某些党史人物的评价存在拔高现象,不够客观准确.要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党史人物传记编写的质量,应进一步端正指导思想,加大对人物生平事迹研究的力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     

失去原貌的传记——现代小说演变的理论描述

同史诗或纪传体作品一样 ,现代小说可以视为个人传记的变体。自现代主义以来 ,小说叙事从描写人物 (传主 )的行动或行动着的主体转而关注人物的内心生活 ,在某些“新小说”里内在主体也在丧失。小说叙述形式的变化揭示了个人主体性在现代世界的命运。而对叙事可能性的探索或竭力讲出一个故事来 ,则预示着对个人主体性的修复意图。这是关于叙事形式的社会学探讨     

“城之恋”结构模式的多向度展开——《边城》、《倾城之恋》、《围城》的对读分析

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部以"城"命名的著名小说,"城"既是实体和故事发生的背景,又是隐喻和象征的载体。通过对这三部小说的对读分析,可以发现"城之恋"的结构模式在这三部小说中,既指向一个共通性的"文化破散"主题,又呈现出多向度的展开,彰显出来三位作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由此引发的现代性困惑,同时可以发现三位作家在文化选择和艺术运思方式上的歧异。     

论王安忆“三恋”对自我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文学探索的高潮中,王安忆的三个中篇《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以大胆的性描写在文学界轰动一时。然而,＂三恋＂在打破性禁忌的背后实则蕴含着作家对于个体（尤其是女性）生命的关注和对自我意识的建构,强调人的本体生命力对人行为的支配,通过对两性性欲望、生命欲望的经验摹写,王安忆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女性书写中独特的一位。     

论评论性传记的“评”与“传”——以《作家铁凝》为例

《作家铁凝》是至今唯一一部以铁凝为传主的传记作品,贺绍俊采用以评带传、传中显评的创作方式;相对其荣耀的社会身份,选择从作家身份入手,全面介绍抛却社会光环之后的平凡铁凝,并从学术角度重新确立其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地位。评与传的恰当处理使这部作品既真实全面地记录了铁凝的创作,又具备较高学术含量,这是一部典型的评论性传记作品。     

“文革”时期毛泽东生平传记的文本研究

文革时期,出于对领袖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一些群众组织和单位编写、翻印了许多有关毛泽东生平传记的内部资料,其版本之多,数量之大,的确难以作出准确统计。但是,在这众多的版本中,无非是翻印和重印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萧三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马玉卿的《毛主席的革命实践活动》、颂东写作组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个文本。这些文本的毛泽东生平传记,除斯诺文本、萧三文本外,其他的虽然有不少个人崇拜的东西,但从另一角度看,研究这个时期的毛泽东生平传记文本,对于我们今天完整、系统地研究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经典文化再生产的当下意识——以电视剧《倾城之恋》的改编为例

近年来，影视作品多出自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一大批文学经典被搬上荧幕，从小说中的文字到荧幕上的光影声音，改编者为迎合时下审美心理需要而努力再次生产。从电视剧版《倾城之恋》的成功改编，充分看出改编者的当下意识与时代精神。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商人传记文本的书写与差异——以明代侨居商人王海传记的考察为例

明中后期,商人从客贩到定居成为趋势。王海作为身系山西阳城、河南夏邑和永城三个不同地域的商人,因其独特的影响力和机缘巧合造就了原籍地、入籍地和居住地颇具不同地域特色的传记文本,这些传记文本的内容及书写特点反映了传记写作者的文化观念差异。透过对王海各种传记文本类型和写作者的内在考察,无论是山西还是河南的地方志写作者都具有明显的地域认同印记,而在理学家和文人士大夫笔下则彰显了他们个人的儒家思想主张甚至是人生抱负。     

人物传记中水利史料的考辨与利用——以明清时期的项忠传记为例

流经西安城的通济渠与引泾(河)渠首的广惠渠,是明代关中新修的著名水利工程,且被作为政绩写入明清时期的众多项忠传记之中.但是各种人物传记在史料选取、事项表述上具有主观倾向性,有的与史实存在明显背离.事实上,水利等记载不仅是作者记录的传主生平内容,而且是其凸显或褒贬传主的话语与依据,往往因人纪事,包含着作者的价值取向与内在意蕴,但针对水利研究或难以为凭.辨别史料性质、理清各类史料之间的脉络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基本前提.     

社会问题与“干预生活”小说——以须一瓜的《义薄云天》为例

当代女作家须一瓜的中篇小说《义薄云天》主题是民众对见义勇为英雄的冷漠和伤害这个当今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男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博爱与奉献精神使小说升华,其各个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表明＂干预生活＂小说在当代的回归。     

艺术的实现，还是传记的危机——评斯特拉齐的“新传记”

李顿·斯特拉齐是 2 0世纪“新传记”的奠基人 ,他的开辟了传记“艺术化”之路 ,他的作品不再注重对传主的行为描述考证 ,而是着力于揭示心理动机 ;不再仰视传主 ,鼓吹其道德功绩 ,而是对其进行“滑稽化”处理 ;因此斯氏传记充满想象张力和虚构空间 ,不再是历史的附庸 ,成为“传记体”小说。但也带来了传记的“存在危机” ,使传记产生自我取消的“危险”。     

“殊途”,“同归”——曹禺与赛珍珠宗教观之探析

从曹禺、赛珍珠所具有的中西双重文化背景的视角出发,探析他们作品中具有的基督教思想资源。指出,出生和成长都没有离开中国的曹禺,本身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早期戏剧创作却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思想资源。     

新时期以来江苏获奖小说研究——以获得“鲁奖”“茅奖”作品为考察对象

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创作取得丰硕成果,收获多个奖项。短篇小说获奖的连续性、长篇小说获奖的异军突起,以及作家队伍的老中青结合、区域小说获奖的均衡格局,是江苏小说获奖的主要特点。江苏获奖小说题材相对集中在农村乡土、农民工与城镇底层生活以及文化历史等方面,具有平常性、现实性、深刻性和正向性等特点。获奖小说艺术表现丰富多样,娴熟的现实主义手法、精致的细节描写、严谨的小说结构以及个性、诗性与智性语言,构建了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整体的审美风貌。未来江苏小说创作应更加注重小说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新变、独特形象的塑造、地方文化的融入,以推进江苏文学创作和江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音乐节运作模式对比研究——以“哈尔滨之夏”与“莱茵地区音乐节”为例

作为哈尔滨文化品牌之一的“哈尔滨之夏”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在哈尔滨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都”称号的契机下,“哈尔滨之夏”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欧洲大陆的“莱茵地区音乐节”创立时间较晚,但巳然是德国重要的音乐节之一,其成功的运作经验将为“哈尔滨之夏”乃至哈尔滨国际音乐名城的建设所借鉴.     

合作化小说“个人”故事的讲述及其问题——以马烽和《韩梅梅》为例

新中国教育部在1953~1954年进行了教育整顿,国家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动员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加入到正在蓬勃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中去,这批身处变化漩涡中心的农村毕业生们出现了＂集体＂和＂个人＂彼此相遇,并引发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难题。在1953年开始的严峻状况中,这一关系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的矛盾状态。出于复杂的原因,1954年马烽先生的小说《韩梅梅》,正是讲述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故事,但是它却呈现了多重隐晦与纠结的意味。     

从赵树理到莫言——以《“锻炼锻炼”》和《天堂蒜薹之歌》为例

赵树理发表于1958年的《"锻炼锻炼"》和莫言发表于1988年的《天堂蒜薹之歌》具有主体意识表达的内在一致性,那就是基层政权力量和底层民众关系的矛盾与对立。"农民作家"赵树理试图通过自己的"问题小说"解决农民问题,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要为农民说话。越是贴近生活的创作,越难以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实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赵树理和莫言提供了范本。     

赛珍珠小说中的“三农”

赛珍珠在上世纪30年代创作的《大地》三部曲和其他作品中都强调不可忽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她说自己之所以创作小说《大地》，是出自“为敬爱的中国农民所感到的义愤”，即来自她不满于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和一些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轻视本国农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她倒肯定了自己曾反对的共产主义运动，认为当时中国的交战各派中似乎只有共产党和农民打成一片。     

文学翻译中审美的“陌生化”取向——以赛珍珠英译《水浒传》为例

文学翻译中审美的“陌生化”取向要求译者避免将文本归化为译入语读者所熟知或显而易见的形式,而是采用异化的手段将源语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保留下来。赛珍珠的《水浒传》英译本采用了能够保留异国情调的异化或“陌生化”翻译手段,从而使译入语读者不断有新的发现;或者说译本通过延长审美时间和增加感觉难度而增强了读者的审美快感,并最终使其在观察世界的原初感受中化习见为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