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进程“刚”“柔”蜕变

法理学学者认为,如从监禁刑到非监禁刑,从枪决到注射死刑,这样的发展不仅是刑罚观念的简单变化,而是以此为基础,体现了中国社会法治文明的进步和日益增强的人权意识。     

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商”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这种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不妨概括为新时期领导干部必备的"法治商",就是不同于智商与情商的法治意识、法治素养、     

“法治中国”更要重视党规党法

<正>总结过去30多年法治建设经验和教训,我们看到,以法律为中心和以法院为中心的片面法治建设思路,不仅导致道德秩序互解,而且很容易将党的领导置于法治的对立面。因此,实现司法独立被不少人看作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然而,中国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开拓前进。     

从物权立法的“叫停”风波看法治及其进程的成本

（一） 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原计划提交2006年初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因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的一封公开信而“叫停”，由此引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物权法“叫停”风波。2006年3月9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物权法草案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待条件成熟时再提请审议，可以说为这场“风波”画上了一个句号。风波过去，物权法的立法程序已重新启动，但这场“风波”带给立法者们和全社会的思考并没有结束，给起步中的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有意义的。     

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中国民主进程中的“核心”与“增量”

民主问题的核心是合法性和权力制衡。合法性是指执政党和政府要通过民主的程序和方法来赢得国内外认同,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民主最基本的程序和方法是选举。权力制衡是指任何机构和官员的权力都必须安排一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制约,以使权力主体都达到权责平衡的状态,从而减少权力的出轨和腐败。权力制衡最基本的程序和方法是权力的多元分设。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系列发展民主政治的新政策,都体现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政府运作的合法性原则与权力制衡的方向。     

建设法治国家须打破“差序格局”

在当下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法治"已经成为高频词语。我们经常在内外活动中讲,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法治国家的更高标准和理想目标,显然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实现的。从总体上观察,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和阻力在权力约束、人权保障、差序格局三个方面。制约中国实现法治的深层次障碍和阻力,不仅来自权力约束和人权保障的缺失,而且还来自传统社会交往习俗、人际关系准则的排斥和扭曲。     

让“平安”与“法治”两个轮子一起转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深化平安建设,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作出建设平安中国的新部署,为从更高层次上推进平安建设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5月30日至6月1日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政法系统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更高起点、更广领域上指出我国社会建设的主要方向和基本路径。     

要把握好“中国时间”与“中国效率”

与时俱进地认识中国时间的意义和中国效率的价值,是我们走好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这里所说的时间,主要是指与计划和管理相联系的社会时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该严格按照这两个一百年的要求规划和实施自己的工作。当下的中国时间,赓续的仍然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暗含的仍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