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产业促进与治理法(建议稿)

算法是人工智能乃至智能化的核心技术,与算力、数据一起被称为智能时代或数字经济的“三驾马车”。算法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算法合谋垄断、算法奴役、“信息茧房”等新型社会问题。我国关于算法的立法规定散见于《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之中,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且对诸多问题未作规定。我国宜对算法产业促进与安全监管等进行专门立法,立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算法产业促进、算法安全监管、算法企业的权利与义务、算法救济、法律责任、附则等。本建议稿以算法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协调为基本理念,着眼于算法产业生态建设和系统治理,建立算法安全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一体化监管体系,按照算法的应用场景、安全风险、社会影响等因素建立算法分类分级管理制度;确立监管沙盒、算法安全检测评估与认证、算法审计、算法公平性验证、算法追溯、算法终结、算法问责、算法救济、算法合规等安全保障机制,实时分析算法技术与应用的安全风险并动态采取预警和处置措施;针对算法黑箱等具体问题采用可信解释等解决方案,确保算法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可靠性;在规范算法研发与应用活...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社交平台的算法治理

算法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指令。以算法技术为支撑的网络社交平台,既是私主体,也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关键场域。在微观层面,算法的非中性作用催生“信息茧房”;在中观层面,算法权力负效应侵蚀社会利益;在宏观层面,算法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强关联。然而,传统网络社交平台算法治理模式存在滞后性、碎片化和有限性的局限,网络社交平台民意的算法反馈环节仍需要改进,整合多元民意的算法能力待提升,网络社交平台算法未能有效解决非理性的参与。为此,需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从理念、技术与执行三个层面完善网络社交平台算法治理体系。具体包括秉持敏捷治理理念,加强算法治理的双向性沟通;运用多重治理工具,优化算法以统筹多元化发声;合理划分责任边界,增强算法治理制度的执行力。     

论平台经济从业者面临的算法困境及其制度因应

平台经济从业者深陷算法困境,而现有保护路径未对其陷入算法困境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因而难以从根本上纾解平台经济从业者的困局。由于平台企业与平台经济从业者的利益分歧、信息不对称、议价能力欠缺等因素,平台企业极易滥用“算法权力”从而使得平台经济从业者陷入算法困境。基于此,应突破传统“公私二元”划分,遵循“数字人权”的实体和程序要求,以破解平台经济从业者面临的算法困境。前者涵盖“限权”与“赋权”两个维度,具体包括限制平台企业之“算法权力”的行使限度、规制平台企业对平台经济从业者的垄断行为、配置平台经济从业者的数据权利、增强平台经济从业者围绕“平台算法”的议价能力等;后者涉及“程序公开性”、“程序参与性”与“程序中立性”三个维度,具体包括构建平台企业的算法解释说明义务、赋予平台经济从业者对算法决策的异议权、引入第三方力量等。     

算法安全法益的理性构造及其规范展开

明确算法法益基本形态和科学内涵是AI时代推进刑法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规范上,算法法律治理的基本逻辑指向的是从民到刑的法规范性,即侵权行为对权利主体带来实质的、严重的法益侵害时,便具有刑法意义上可责难性。基于理性主义立场,在技术上无论AI的“可信赖”性探索,抑或“可信赖”的AI系统的创建,皆围绕算法安全展开,算法犯罪的本质是对权利主体算法安全利益的侵犯。作为一项新型法益形态,算法法益的核心内容是算法安全。对算法的刑法规制可从算法安全法益的立法保护、实质解释以及算法犯罪的认定三个维度予以展开。     

求解一个N阶阶乘的算法及其相关的应用分析

问题及分析: 我们知道1..N 自然数的全排列共有 n!种,那么如何设计算法用计算机打印出1..n 的所有全排列呢?当 n 是某一个固定值时,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 n 重循环算法完成此功能。但是要对任意 n 值实现算法,却并不容易实现。在很多问题求解中,都会用到1..n 各种全排列,本文给出了三种实现此功能的算法,分析了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并介绍了两种具体应用的例子。     

治理算法：算法风险的伦理原则及其治理逻辑

智能时代的特点是数据与算法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算法赋能社会的同时,也伴生了“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内生风险,因此需要深刻理解算法的伦理面向,以确立算法风险的治理原则,进而构建科学有效的算法治理体系。文章基于国内外算法治理实践,从算法治理的“权力—权利”价值与“技术—社群”路径两个维度,阐述了算法风险治理及其伦理关切的四个核心面向：可控、透明、安全、公平。算法伦理风险产生于算法权力和用户权利的失衡,因此算法治理的价值在于规制算法权力并保障用户权利。算法治理的路径包括技术改进与社群约束,通过优化算法系统设计与完善算法的规制体系等方式,促进算法向善,防范或化解算法支配、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风险,并保障算法使用的安全性。     

算法透明的困境及规制路径研究

算法决策技术的兴起推动了社会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算法黑箱、算法合谋、算法操纵等技术和社会风险,必须对算法进行规制以控制风险。算法透明是进行算法规制的前提和基础,由于技术和制度上的障碍,完全彻底的算法透明不现实也不合理,在具体场景中追求有限、适当的算法透明才是有意义的。在算法透明的落实和保障上,行政规制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构建刚柔并济的行政规制体系、促进企业算法合规监管、推进算法备案制度、追究算法披露不当行为责任四项具体行政规制措施,监督和保障算法透明制度的运行,实现科技创新与社会安全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治理：权力膨胀与风险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在社会领域诱发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态势，不但深刻地影响着既有的生产关系，而且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在算法全方位赋能社会治理的背后，也蕴藏着一系列内生风险，并由此引发了技术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剧烈冲突与碰撞。文章基于国内外算法治理领域对算法规则和算法权力的单向度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调研的方法，结合公共管理学理论、法学理论等多学科思维，探讨算法规则向算法权力的动态转变。正是这种动态转变加速了算法权力的膨胀，这也催生了大量的算法风险，引发了社会治理的困境。因此，算法治理需要通过约束算法权力进行建构、引导和反思。算法治理的路径包括确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提高算法的可解释性以及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体系。     

算法推荐意识形态风险的法律防范

作为个性化新闻分发的底层支撑技术,算法推荐的科学技术特质决定了其并非中立,而是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算法推荐的利用若不受监管,将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网络信息环境和用户的价值观念带来冲击,引发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平台流量至上的推送逻辑降低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以用户偏好为中心的内容推荐加剧了价值分化和观念隔离,过滤推荐引发价值迷失和信息操纵.有必要发挥法律的安全功能,通过强化网络平台的审核、监督义务和信息披露义务促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升级;通过赋予用户算法知情权、算法解释权打破信息茧房,建立多元信息环境;通过限制算法推荐的适用范围和算法审计监管构建"可信任"的算法,切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算法偏见问题的技术—权力互构论解析

近年来的数据集下架潮、算法偏见大辩论使得算法偏见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这归根结底是由算法的政治性决定的.本研究从技术与权力的互构共生关系视角,批判了算法的价值中立论,在算法赋权的社会—技术系统中,算法作为非人类行动者参与到人类行动者的决策过程中.算法偏见可以区分出若干类型,其实质是当代数字化社会的一种形式偏见,可...     

昭和天皇与八一三事变

八一三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为配合卢沟桥事变,借口虹桥机场事件,在上海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对中国扩大侵略的又一重要步骤。昭和天皇不仅密切关注和支持了上海战役,还积极参与了具体的战争指导和战争决策,直接推动了事态的不断扩大。     

生态文明的一种理解:路径、“面相”与“三维一体”

人们达致对生态文明的理解所走过的路径是不同的。这些不同路径指向一个新文明方向,在这一总方向下,三个"面相"可以整合形成一个新生态文明的"三维一体"结构。在"三维一体"的理解模式下,不同路径、不同"面相"的生态文明是"三维一体"生态文明在不同方向、侧面展现的形态,其本质内容是一致的,各路径各侧面的理解可以相互协调和支持。     

被历史言说与为历史言说——中国现代化与百年报刊话语嬗演

20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末世的近代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期的历史过程,它的苦乐悲欢、成败得失,都通过报刊话语得到宣泄、得到表现,构成20世纪中国报刊话语“被历史言说”与“为历史言说”这样的基本特点。这个特点一方面展现了20世纪中国处于空前转折与巨变时期所爆发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中国报刊话语袭承中国传统文本为天下言说、载道传道、忧国忧民的可贵品格,同时也体现了它与历史的一种互动互应的制约关系。     

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成人艺术比较

与有的思想家把“思想”视为头脑中的冥想不同,苏格拉底与孔子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的思想成为他们人生的“脚本”,他们集“编、导、演”三位于一体,不仅以审美的方式追寻人之为人的美,而且以审美的方式把自己塑造成独特的“人”的艺术形象。这种对人自身之美的塑造,是怀着一个艺术的目的,以追寻中的人之美为尺度,将现实的人生改造成艺术的人生,将普通的常人提升为独特的艺术品,从而使他们的人生具有了永久的审美价值。     

对当前中国农村信仰多元化格局的初步思考

自觉审视当前中国农村民间信仰、基督宗教信仰以及马克思主义信仰存在的重大问题,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学理依据作出必要哲学分疏,进而自觉培育中国农村“一体多元”信仰新格局,标本兼治地解决当前农村信仰混乱无序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失独家庭社会政策建构

失独家庭作为特殊弱势群体,遭遇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社会交往等困境。福利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政策理论范式,它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应由国家、市场、社区和民间社会共同合作提供。本文运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尝试建构了失独家庭保障政策。我们认为应将国家作为主导责任主体,市场作为有效的补充,重视家庭和社区的福利供给功能、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优势。     

组织是一个新质的事物——批判组织集合论——关于组织的哲学思考

组织是"事物",是"新"事物,是"一"个事物;是"一个新质的事物"。组织不是集合、范围、结构、概念,而应该是现实事物;不是自然事物,而应该是自然事物之外的新质事物;不是组成、构成的众多事物,而应该是原初固有的一个事物。得出这些结论都需要一种新的方式,即"看见"。也就是说,组织不仅可以被想象,可以被思考;还应该可以被"看见"。只有在直接看见这种方式里,组织才是现实事物。这个直接看见又不是眼睛的看见,而应该是心灵的领会。这是另一种直接看见,是一种真正的组织智慧。组织在这另一种直接看见里显现自身为"新事物",并且是以"一"的形态出现的新事物。由此组织才能发挥"六大于六"的组织功能和组织力量,并最终委托自身于一件事、一个事物、一个人。     

试论实体性自然人环境权

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自然人环境权又是环境权体系中一项最基础、最重要的环境权,对个体环境权的保护,是实现整体环境权的基础。自然人环境权包括实体性自然人环境权与程序性自然人环境权。实体性自然人环境权是一个由多种子权利构成的权利体系,它包括环境人格权、环境需求权、环境安全权、环境经济权和环境精神权,具有丰富的内涵,从法律上确认、保障实体性自然人环境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维诗中“严少尹”考及诗作系年问题

目前学界对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二诗中＂严少尹＂的身份有严挺之和严武二说,二诗系年亦有开元二十一年与乾元元年之说;对《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中＂严尹弟＂则一致认为是严武,诗作于上元元年。经笔者考订,认为＂严少尹＂与＂严尹弟＂俱为严武,三诗俱为王维与严武交游工作,前二诗作于乾元元年,后一诗作于上元二年。     

“陵川七状元”考证

对于“陵川七状元”的说法，通过引用大量史料进行考证辨析，笔者认为武明甫、武天佑、赵安时、赵安荣有可能确实是状元；而李俊民是经义第一，武天和也有可能只是经义第一，但当时政府已明确规定经义第一不能算状元了，民间不了解这种政策变化，仍误称他们为状元；至于说宋代的崔有孚是状元则无法找到史实依据，也许他只是在地方选拔试中考过第一，被民间误称或戏称为“状元”，后来就以讹传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