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钱钟书翻译思想比较

对于翻译,鲁迅和钱钟书均有着独到的见解,其中亦有契合之处。他们对信、达、雅中的达与雅都持有异议;在归化与异化上虽有不同的取舍,但在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上看法却越于一致;对译中之讹的态度,更是发人深醒。他们的这些论述,对当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研究仍然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失本成译”和译之“化境”:钱钟书的翻译文本观

在钱钟书所有文艺学研究中,有关翻译的论述所占篇幅极少。然而,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翻译问题的关注算是持久和深刻的。关于钱钟书的翻译思想,我们大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进行概略:"换器弹曲"、译之"化境"和"失本成译"。"换器弹曲"乃译之名,译之"化境"乃译之归,"失本成译"乃译之实。"失本成译"是钱钟书对翻译史上翻译文本总体面貌的概括性描述,亦是钱钟书整体翻译观的核心;译之"化境"则是他对翻译概念特别是文学翻译属性的理论性规定。用"归化"顺畅的目的语表达换易原文从而使译本臻至"化境"固然是文学翻译的使命和理想,然而"化境"的"丰满理想"时常遭遇"无失不成译"的"干瘪现实"。     

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重识《法句经序》的翻译诗学观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翻译史论和译论文献,《法句经序》实乃中华译论之发轫,故钱钟书视其为严复所倡“信达雅”三难之本源。然而后来学者解读该序言时因断章取义而出现了一些误读现象,因此有必要重识该序言,旨在正本清源,挖掘其传统中华翻译诗学精神,向西方译界展示中华传统译论之魂,为中西译论平等对话提供理论资源。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观出发,通过逐句分析,认为该序言既阐明了有关《法句经》翻译的五个问题,证实了钱钟书先生之论断,同时也表明了支谦“求信”、“求雅”的翻译诗学观,揭示了翻译诗学与本土诗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漫谈专有名词的雅译

本文从翻译实践出发,通过若干具有影响力的译例,较为直观地阐释了专有名词雅译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雅译的基本标准和技巧等实践方面的问题     

中西文化差异与非“等值”翻译

翻译是关涉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思想、艺术等众多因素,而且内容错综复杂的一门学问。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译学界尽管派别林立,观念各异,但总的来说,弹的还是一个基调——“信、达、雅”。近年来,由于国外语言学飞速发展,许多语言学家和翻译家把翻译中的语言现象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形成了语言翻译学理论,试图用它来解释翻译中的问题。这一理论的引进,尤其是“等值”概念的引进,的确在翻译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但是由于中文与西语在历史、文化内涵上的诸多差异,照搬“等值”理论,将会使翻译进入迷途。     

“化境”与中诗英译散论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难点之一,也是翻译讨论的焦点之一,由此产生过不少诗歌翻译理论。论文结合钱钟书"化境"论圆览中和的翻译思想,分析人类思维的"普遍核心"意识与诗歌可译性的内在联系,通过比较中外译者英译汉诗的策略和技巧,探讨汉诗英译时诗歌意象的传递和共享的途径。     

翻译中的"雅"与读者因素

"雅"作为系统翻译理论的一分子,在翻译实践中占据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译文维持其生命力的保证."雅"代表译文的文字水平,以"雅"译"雅",以"俗"译"俗",不仅符合翻译活动的初衷,更是译者考虑读者接受能力的体现.在"信"达"基础上,为充分考虑读者在翻译中的参与作用,严复提出了他关于"雅"的理论,这是一个极具理论价值的创见.     

“三美论”在西语姓名中译中的应用

西语姓名中译虽然只是翻译实践中非常微小的一个部分,但在国际经贸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应用极广。许渊冲先生针对诗歌翻译提出的＂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论＂同样适用于指导西名中译,只是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本文结合实际论述了＂三美论＂在西名翻译中的具体应用,并结合一些优秀的译名,从＂意美＂、＂音美＂、＂形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翻译的标准新探

受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影响,"信、达、雅"这一经典翻译标准遭到解构和质疑。本文重新对"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进行分析,指出其在提出百年后仍适用于当代翻译实践。另外,本文认为,"信、达、雅"可以随着时代的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阐释。在"信、达、雅"的基础上"发挥译语优势"使"信、达、雅"更有现实和现代意义。     

浮出水面的译者 ——严复翻译与国民性重塑问题研究

严复的"信、达、雅"翻译观与其翻译实践之间的龃龉是译界长期以来讨论的翻译理论话题.本文尝试跳出纯翻译理论层面的纯技术性探讨,采用文化研究的视角,重新探讨严复翻译的主旨与其译学理论之间的悖反现象,认为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的严复现象只能从历史文化语境中去寻找答案.     

翻译标准“信、达、雅”评析

翻译是沟通两种语言的媒介,是进行思想交流的工具。理想的翻译应当将原文的信息如实地传递给读者,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翻译的这种性质与功能,决定了翻译必须遵循的客观标准是“信、达、雅”。但是,多年来由于认识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国译界在“信、达、雅”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至今仍未达到一致的认识。为了弄清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信、达、雅”标准进一步进行探讨,明确其真实涵义,发掘其新的义蕴,给予科学的阐述。信、达、雅的真实涵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把“信、     

翻译中的“雅”字之本义探索

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对中国的翻译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对“雅”字的争议也从未间断。对“雅”字的进一步探讨得出翻译中的“雅”合理的解释是语言的“正确,合乎规范”。     

论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

严复认为,"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翻译之前提和基础,"达"是翻译之目的,"雅"是翻译之语体选择.在这一百多年时间里,对"信、达、雅"的阐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其评判也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同时,在翻译实践中严复并没有严格遵守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主要源于其西学救亡的翻译动机和当时官僚士大夫对西学的排斥.     

从解构主义的视角看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读《林纾的翻译》

钱钟书1963年3月写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译论,仔细分析,有一部分译论竟然与同一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兴起的解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中一西两种译论虽然阐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其精神实质是相通的.文章拟从解构主义的视角,通过观察和讨论林纾的翻译作品,来探讨文学翻译作品中译文与原文的关系问题.     

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重释钱钟书的“化境说”

通过比较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与西方解构主义的译论观点后认为,译界对于钱先生的“化境说”多有误渎之处,其实质上是对传统的“信”翻译观的反叛,隐含着翻译作为一种“调控性转化”和“后起的生命”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学派更早地提出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道出了翻译的本质,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和重新诠释。     

文化保守主义背景之下的“雅”

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对我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极大影响,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该标准涉及的"雅"多有争议。正确理解和评判"雅",不应局限于文辞之争,更不该割裂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从翻译史的视角来看,严复之"雅"集中体现了优秀的译文对译入语文化的坚持,深刻阐明了译者对译入语文化的保护和促进责任,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在与法国著名翻译家Nicolas Perrot d’Ablancourt所提倡的"雅"做横向比较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二者都在提醒译者传承与捍卫母国文化,都具有开明文化保守主义的鲜明特点。     

质疑"信"、"达"、"雅"

长期以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我国广大译者奉为翻译标准,被认为是译界的金科玉律.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信"、"达"、"雅"提出质疑.首先,认为"信"达"雅"不能称之为翻译理论;其次,指出"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的适用有一定的局限性;最后质疑"信"达"雅"的经典地位,并提出人们不能盲目推崇"信"、"达"、"雅",而应该拓宽视野,借鉴西方近几十年来翻译理论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把中国的翻译理论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翻译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正> 一、信、达、雅一八九八年,严复首次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来的翻译界颇有影响。他说: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已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又说: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随后总结为: “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 (《严复诗文集》第101页)。这三条翻译标准当然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赞成的人多,但有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雅”字上,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严复“信、逹、雅”新解——以《天演论》翻译为例

严复提出的"信、逹、雅"历经百年沧桑,为译界经久不衰的话题,究其原因在于它概括了译事的一些规律。本文试图从新的视角解读"信、逹、雅"所概括的译事规律,解读的工具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三维"选择/转换理论。本文的研究假设是:严复的"信、逹、雅"与胡氏的"三维"选择/转换之间存在著对应关系:即"信、逹、雅"分别对应于文化维的选择/转换、交际维的选择/转换、语言维的选择/转换。本文通过演绎论证和例证分析,印证了所提出的假设并得出结论:严复提出的"信、逹、雅"本质上可以诠释为译者在文化维度、交际维度和语言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严复译必求“雅”翻译考论

对于严复的翻译,学界一般考察其翻译理论主张,即信达雅,或者考察其翻译中所出现的中西不协调现象,并针对英文原文与译文具体考察之。但对于严复译文求“雅”的动机却少有考论,不对这种译必求雅的动机进行考察,就难以全面评价严复的翻译。在翻译实践中,严复利用本土的文言译介外来思想,雅训的古文笔法充分表现出其译著的“古文学”性来。严复在翻译中,力求信、达、雅——其实,更确切地说是,出于阅读对象的设定,雅才是严复翻译的最高要求,而信与达,只是一种翻译理想,其实在其翻译中未必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