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

中国翻译研究中出现过两次显著的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及始于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学科化”与“科学化”的需求,是对传统翻译研究经验性、零散性不足的克服;文化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跨学科”与“拓展”的需求,是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微观性、静态性局限的超越.语言学转向的实质是学科化,文化转向的实质是学科融合,二者都是中国翻译研究在不同阶段所必需经历的过程.     

从特奥·赫尔曼斯兼看翻译操纵学派流变

翻译研究的操纵学派从描述学派中汲取养分,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要一环。特奥.赫尔曼斯见证、经历和梳理了操纵学派的发展流变,在扮演一个学派中间人角色的同时,也在翻译常规上做出了进一步的学术贡献。本文跟随赫尔曼斯的视角,对操纵学派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     

“文化转向”视域下《围城》翻译策略的不确定性研究

翻译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翻译策略的可变性。翻译时如何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使原文的意义得以充分表达仍然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难题,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文旨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入手探讨社会意识形态、赞助人、论域等不确定性因素对《围城》翻译策略形成的影响。     

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

比较文学向翻译研究转向是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最新趋势,同时也将是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本文指出,当代比较文学发生的文化转向呈现出三个新的发展趋势,即对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运用,对影视、动漫作品的研究,以及对翻译进行的研究。而其中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为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同时也将为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展示广阔的发展前景。     

从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看文学翻译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把握——以索尔·贝娄的小说Hidden With in Technology＇s Empire,a Republic of Letters的翻译为例

＂翻译研究学派＂关注译文产生的文化背景,源语和译入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传统对译文产生的影响,他们以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为理论出发点,提出了翻译规范论。该领域开先河者为图里,理论集大成者为切斯特曼。本文重点关注切斯特曼对翻译规范的阐述,以及其论述对文学翻译中译者能动性的启示。     

近代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视野转换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从文化学派翻译观的诗学、赞助人和意识形态等三个方面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现象,指出近代译者任意增删、误(漏)译等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合理性。     

从翻译伦理视角看《活着》的英译

伴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伦理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以翻译伦理为视角,以《活着》英译本为研究个案,探讨译者白睿文的翻译策略。译者有效兼顾了译文＂透明性＂与＂异国风味＂,较好地完成了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使命。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林纾的文学翻译

在翻译史中,翻译的主要角色译者长期以来备受忽略,译者的主体性更是根本不在讨论范围之内;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地位开始得到承认,译者的主体性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本文将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林译小说＂的独特性,并尝试从译者的翻译目的和主观审美趣味分析译者主体性和林纾所从事的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     

试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别探寻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定义,认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既不是许多比较文学家以为的＂翻译研究是比较文学之下的一个分支＂,也不是巴斯奈特宣称的＂比较文学是翻译研究之下的一个分支＂。事实上两者之间具有＂交而不同＂的关系,它们的不同在于两者有各自关注的对象：文学和翻译;它们的相交点在于二者共同关注文学翻译并且都开始＂文化转向＂。     

德国功能学派翻译行为理论探析

翻译行为理论是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翻译行为理论的出现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即由原先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学以及侧重形式的翻译理论转向更加注重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翻译理论。这使得译者更多地关注译文和译文读者,更多地关注译文的社会效应和交际功能。此理论不仅对国外翻译界产生巨大影响,也给我国翻译界许多启示。本文对翻译行为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其主要观点进行综述,以便我们进一步了解翻译行为的本质,促使翻译实践的衡量标准多元化,从而提高翻译水平和翻译质量。     

特拉维夫学派翻译理论综述

特拉维夫学派率先将翻译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文本的语言层面,而把影响文本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考虑在内。该理论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有了质的飞跃。对特拉维夫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埃文·佐哈尔和吉迪恩·图里的翻译思想进行梳理,认为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影响深远,成为特拉维夫学派的奠基理论;图里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发展出一套以“翻译规范”概念为核心的面向目标语系统的翻译理论。特拉维夫学派产生之后t许多翻译研究学者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继承,进而促成了与此相关的翻译学派的产生。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理论实质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后殖民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认为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主张以＂殖民地群族的价值观＂介入翻译文本而重塑殖民地群族形象,从而彰显了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主体性、权力关系以及文化身份＂。本文从这三个维度阐述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本质特征,提出后殖民主义翻译语境下的翻译标准已转向了翻译的伦理。     

奈达现象”在中国翻译界的新发展

奈达的翻译思想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介绍到中国大陆,在国内译界曾一度形成＂言必称奈达＂的局面。基于陈宏薇（2001）将前20年分四个阶段的研究,本文通过调查对奈达理论的引文情况,对2001-2008年《中国翻译》上发表的研究文献按第五、第六阶段进行了全面梳理,归纳和分析了＂奈达现象＂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发现经过第四阶段对奈达翻译理论的批判性接受,＂奈达现象＂在第五阶段走向低谷;在第六阶段转向成为研究热点,由此说明我国的翻译研究出现＂回归语言学＂倾向。最后提出当前中国译界引用西方翻译理论应与时俱进。     

翻译的文化性透视

随着当代翻译研究的发展,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翻译的文化视角始于德意志民族的翻译史,路德对《圣经》的翻译以及德国浪漫派的翻译观都为我们开启了翻译的文化视野。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语言学派声势的渐弱,翻译界开始了向文化的转向。回顾翻译发展的历程便会发现,翻译始终与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翻译,就不能忽视文化这一综合性的影响因素,但同时也不能失去自己的主体性位置。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译者的主体性

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处于＂忠实＂与＂背叛＂的两难境地,译者主体性被长期遮蔽与边缘化,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为翻译理论开辟了新视角,翻译的主体性问题逐渐成为翻译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翻译实现了由对文本的关注到对译者的关注的转折。     

描述翻译学概述及其发展趋势

描述翻译学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以研究操纵翻译行为的规范为核心,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对翻译研究的范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色列学者图里1980年出版了《翻译理论探索》,并于1995年推出新版,其中的＂翻译规范＂概念一直是描述翻译学的研究重点,而＂伪翻译与假称翻译＂的例子则诠释了翻译规范的作用效度。90年代初,以巴斯内特为代表的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采用＂文化研究模式＂掀起了一场＂文化转向＂运动,将描述翻译学研究推入一个新阶段。针对发展过程中显现的一些不足,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描述翻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结合社会学因素,从跨学科的角度重新思考译者的主体性问题以及翻译规范概念。     

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拉维夫学派的理论奠基人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ytem）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且对于影响译者翻译策略取向的因素作了全新阐释,认为翻译策略取决于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化多元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当其占据主要地位时,译者往往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当其处于次要地位时,则倾向于归化的翻译策略。《天演论》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三次翻译高峰期代表作,严复在译作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符合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观点。本文拟结合《天演论》的翻译策略,以系统论中的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结合图里和切斯特曼相关理论,探析多元理论视角下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特别针对译者根据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地位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翻译策略的观点进行阐述。     

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式始于1990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中国译界在认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只是从西方译界的理论入手,而忽视了文化研究这一根本。因此,文章从文化研究这一本源出发,高度概括了文化研究的特点。而后,梳理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史,并总结二者的关系。最后,通过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展望,为我国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红楼梦》“红”字的翻译文化比较研究

《红楼梦》中,仅仅一个＂红＂字就出现过许多次,人名、书名、地名、词曲和诗词中反复出现。而＂红＂字的涵义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差异对其翻译构成巨大挑战,从巴斯奈特领军的文化翻译学派对翻译活动中文化传递的主张来看,杨宪益翻译《红楼梦》过程中更多的采用异化策略,目的是为了保存民族文化;而西方翻译家霍克斯受当时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更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更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     

论影响翻译的各种权力关系

作为文本间的语际转换,传统上的翻译被视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枝。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学派的兴起,这种语言学的翻译观发生了巨大改变。翻译被看作是对原文的改写,翻译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许多翻译理论家开始采用描写的方法,关注影响整个翻译过程的各种权力关系。通过描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文章试图从翻译主体的转换、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采用这三个方面来揭示翻译的政治——影响翻译的各种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