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效应及优化路径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而且关系到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以及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议题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管理层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从公共政策视角透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梳理了2012年～2019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评价了其核心思想和工作着力点;结合相关数据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效应及亟待破解的关键问题;从构建公共政策体系、兼顾多元主体利益、实现渐进式政策转型和善用组合型政策工具4个方面提出优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建议,以期进一步提高政策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     

农民分化、市民化意愿与土地产权诉求——对广东农民的问卷调查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客观依据是农民分化及其市民化意愿和土地产权诉求变化。对广东的调查显示,农民已分化为非农农民、务农农民和兼业农民三种基本类型,构成比例大约为5∶4∶1。不同类型分化农民均有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意愿与非农化程度正相关。分化农民的土地功能重要性结构不同,土地产权诉求存在差异。承包地和宅基地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核心问题。如果给予城市户籍,仅有10%左右的分化农民愿意放弃。如果给予城市户籍、土地和房产赔偿,再给予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子女读书、住房等综合补偿,35%的务农农民和近50%的非农农民愿意放弃。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建设之我见

正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继续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的目标是把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和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的要求,也就是说五年之内,有5000万左右农民进城,1000万左右农户成为城市家庭。近年来,房地产市     

河南城市规模效率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数量评价

正一、引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略,将新型城镇化作为着力解决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大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抓手,显著提升了新型城镇化的地位和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要求,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须建立、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在户籍制度方面,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     

关于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若干问题的探讨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是提高转移劳动力的素质、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重要方法，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更好更快地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三农问题等重大社会问题意义重大。     

苏北农村“三集中”后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苏北农村"三集中"后集体经济发展为探索线路,分析苏北农村"三集中"后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并提出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合理对策,以期为苏北农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提出合理建议。     

动态

国务院：部署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本刊讯】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会议指出,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要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     

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主要是解决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能否顺利转变为城镇居民的问题,而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是能否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既表现在城镇社会的不同群体间,也表现在区域间。两者都会影响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本文首先界定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并对其在群体间和区域间不均等的表现进行了考察,进而深入分析了不平等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     

流动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路径——以南京大学流动儿童抗逆小童星项目为例

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的社会福利服务供给现状与发展前景是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的关键指标之一,是流动儿童社会福利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它关系到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适应与社会融入,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也会影响到全体人民的福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城镇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城镇化有很明显的政府烙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农民的总体素质与农民市民化的要求不相适应;"城市病"问题突出。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提高城镇化质量;统筹城乡发展;构建进城农民素质教育大平台;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融入城镇化的全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的城市化

正农民市民化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步转移",在国家制度、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被分割成两个子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第二阶段是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与身份的变化过程。随着农民第一阶段城市化转移的实现,存量农民工的市民化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焦点,也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和关注的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     

京津新型城镇化比较研究

笔者对北京房山区、 大兴区和通州区以及天津东丽区、 蓟州区和中北镇的新型城镇化情况进行调研和对比研究.针对新型城镇化试点的要求,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分担机制、 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农村宅基地制度、 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 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5个方面进行评估,得出北京、 天津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存在的不足与可推广的经验.     

发达地区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

正确处理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制度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关系,是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村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条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必须与农村土地制度综合进行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上海农业人口发展趋势探索

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上海新农村建设,除了加快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村公共管理与服务外,农业人口自身的发展问题不容忽视。目前,上海城乡的人口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人口已越来越少,本地农业就业人口面临数量和质量弱化等问题。展望上海农业人口发展方向与具体发展目标,在重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发挥农业科技对提升农业产业水平、转变发展方式的引领作用,实现生产者素质的稳步提高,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中国城市化病因诊断

长期分散在中国广阔农村的农业人口,在农业新技术、新政策的作用下,在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不断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而这一庞大人口数量转移的目的地只能是城市。中国每年约有2000万农村人121等待城市的接纳,这种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将至少持续10年,中国城市人口在目前6亿的基础上还将增加至少2亿,届时中国人口城市化率将达60％,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完善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各地区步调不一致、模式多样,短期内实现全国跨区转移接续和城乡统筹较为困难。现阶段,要以建立全国统一的强制性养老保险为重点完善社会保险体系,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生活;逐步建立起以与市民享受同等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社会救助制度,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最基本生活;根据地区发展条件,适时推进建立农业转移人口福利制度,以提高其生活质量,在保障措施上,加快构建部门和地区统筹协调机制和夸地区有序转移接续机制,形成多元化社保资金筹措渠道,完善各项配套制度。     

关于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综述

大机械集约化的生产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通过对我国现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研究相应的解决方法,从而保障平稳和顺利地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实现人口城镇化需要破解的两大难题

正2012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27%,这一数据包含在城镇工作两年以上的农民工,他们当中有城镇户籍的不足40%,半城镇化的农民工达2.6亿人。针对这种状况,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把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提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是人口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城镇化。"这就说明在推行新的城镇化过程中,     

改善产城关系提升城镇化质量

笔者以我国工业化进程为背景回顾了产城关系演进的历程,提出产城关系是区分城镇化超前和滞后的主要依据,是评价城镇化质量的核心尺度,是实现有就业保障的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现阶段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主要手段是促进产城融合发展,以具有产业根基的产城融合发展替代房地产驱动城市建设的局面,营造有利于产城融合的政策环境优化产城关系,筑牢城市产业基础的同时,发挥城市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提升城镇化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基于杭州市X区的田野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而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在这一进程中，该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剖析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对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杭州市X区作为田野调查点，对24位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代际压力下的家庭禀赋机制（养老与养育压力）、代内发展下的经济保障机制（经济收入与债务负担）及外部市场下的市场竞争力机制（文凭与技术）综合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地位。在社会后果上具有阶层再生产、地位差距上的“马太效应”等特征，表现为子女在择校和课外补习上存在教育分层，群体成员在发展心态和生活方式上反差明显，社会诉求和利益表达的渠道选择和争取结果上具有实质性差异。最后，提出缩小该群体内部阶层差距和降低负面风险的社会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