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     

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     

屈辞《大招》释疑

楚辞《大招》和《招魂》文本之异同乃巫祭文化使然。"二招"共用于为楚怀王举行国丧活动的招魂礼,一事而二用。《招魂》用于野外,《大招》用于出殡前宫中举行的大型祭典。"二招"均为屈原据巫觋及巫官祭辞改创而成,并因招魂时地及行招者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体制和风格。其题旨均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明招怀王之魂,暗寓忠君爱国之意。     

屈辞《招魂》新辨

楚辞《招魂》用于为楚怀王举行国丧活动中招魂仪式第一阶段。诗序叙巫觋扮演怀王亡魂、上帝、巫阳,交代招魂事由。招魂活动始于楚境旷野秦、楚交接灵车时,由巫阳招魂至郢都修门,转由巫官工祝引魂回故居。该诗是屈原在祭辞基础上改创而成。其题旨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明招怀王之魂,暗寓忠君爱国之意。     

“屈原赋二十五篇”考述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未列出具体篇名。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有限,而且屈原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情况,所以二十五篇之篇目迄今尚未论定。有几个争议较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篇目的确定:《九歌》的篇数问题;《远游》的作者问题;《大招》和《招魂》的作者问题。在综合文献考证和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屈原赋二十五篇"篇目做了初步考订。     

屈辞:屈子性灵之光的感性显现

天才的文体不过是天才“自己”的一种说话方式 ,是天才发乎于心的性灵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文体即人。而有着永恒价值的东西总是隐在文体现象的后边 ,这就是人的存在。本文将通过对屈辞这种文体的体裁、语体和风格等三个层面的剖析 ,来解读屈子的内心世界 ,从而树立起屈子高大而光辉的形象     

屈辞与贾谊政论文

屈原与贾谊几乎有着共同的经历与命运,自从司马迁将二人合传以来,有很多学者专家将二人并论,但着眼点多在论述两人在才能、个性、遭遇以及辞赋创作等方面的相似之处。本文则以此为基点,探讨一下屈辞与贾谊政论文的相通之处。屈原与贾谊都将儒法两家思想融合的恰到好处,因而屈辞与贾谊政论文有着共同的学理之源,即使屈辞与贾谊政论文属于不同的体裁,但它们在思想内容与创作特色方面仍有诸多相似之处。     

试论屈辞的香草意象体系及其文学张力

屈辞中的香草意象缤纷奇特、意蕴丰厚,它们构成了一个统一、完整的意象体系,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屈子的理想、人格和情感.屈辞香草意象的形成机制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屈原自身、楚国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探讨.屈辞开创的以香草"抒情"、"言志"的文学传统,对后世文人及其文学创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闻一多的《九歌》再创作

闻一多是抗战时期楚辞研究的领军人物,国难当头的社会背景和独立不迁的人格品质促使其与屈原异代相通。在闻一多《九歌》研究成果中,其遗作《〈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与其他考证类文章相比,风格迥异。基于对屈原《九歌》思想性质、文化来源的探究,不难发现闻一多所创作的《九歌》舞台剧实则是在屈原《九歌》基础上结合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和戏剧实践的艺术形式,致力于"恢复人民艺术本来面目"的再创作,其中蕴含了闻一多对《九歌》新的理解,且开创了《九歌》与现代歌舞剧形式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视域的拓展做出了积极尝试。     

论屈辞的模式以及楚辞的式微

楚辞自屈原陡然崛起,又在其身后很快走向式微。屈宋时代看不出显著的发展历程,汉代的发展更不景气。如此特殊的文学现象,与屈辞模式化相关。《离骚》呈现问对与追求模式以及六大比兴模式,《湘君》《湘夫人》《山鬼》《天问》亦存在相同的模式。《卜居》《渔父》《远游》《招魂》《大招》等也亦滋生于这几种模式之中。至于汉人所作楚辞,更多属无病呻吟。模式的再生力有限,特别是在叙事性的抒情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论《招魂》《九歌》的生命美学

屈原的《九歌》《招魂》通过生命本身的热烈追求 ,深情缠绵 ,豪奢享受 ,展示了一种“盛”美、“奢”美、“华”美、“豪”美。这在汉人精神和汉赋风格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挥。在美学上 ,它所体现的精神实质是戏剧和宴会的 ,而不是典礼的 ;是音乐与舞蹈的 ,而不是文学的。在主要受儒道两家思想浇灌的中国文艺的历史上 ,这种崇尚强的生命力或生命强力的审美追求尤其可贵     

试论《九歌》与"二招"的祭祀文学特性

屈原《九歌》与“二招”都是用于巫祭活动的组诗。前者用于驱鬼 ,在楚国大典上颂神娱神以祭“国殇” ;后两篇皆用于国丧活动中招楚怀王亡魂 ,是祭事的两个阶段。两组诗鲜明体现了诗人爱国、忠君的思想情感 ,并在祭歌祭辞的创新、戏剧表演雏形、文学想象、隐喻与象征、情感抒发及语体风格上体现了祭祀文学的特性。     

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 ,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 ,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的恭敬、赞美和依恋 ,《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 ,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送行鬼魂的过程     

屈辞"悬圃"再探讨

<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与<天问>"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句,俱涉"悬圃"."县"、"悬"为古今字,意为"悬挂的花园"."悬圃"在<楚辞>各版本及其他典籍中.与昆仑都有着紧密联系.典籍记载之"县圃"、"悬圃"与"玄圃",其所指实同,但这并不是传统注疏家们所言之通假,而是由昆仑兼具黑色之文化意象所决定."悬圃"初或借用两河流域古代之"空中花园",由于花园具有通天功能,后借以描摹神话昆仑大山之通天高境.通过解析"悬圃"之文化意象,<天问>句当作"其尻",而不作"其尻".     

屈原《招魂》与青海民间招魂习俗之比较

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巫官文化中的招魂习俗在屈原的《招魂》中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本文通过青海民间招魂习俗与屈原《招魂》的比较,佐证楚文化与江河源文化的关系。     

张渥的《九歌图》与神话形象

宋代有李公麟的《九歌图》,元代又有张渥临李公麟和创作的五幅《九歌图》,由此组成了一个有关《九歌》中的神话形象的群体,带有以图配诗的性质。张渥在李公麟基础上,创造了九歌系列神话形象,以线造型,风格清新,形象飘逸,线条流畅,其白描线条如行云流水。《九歌图》使屈原《九歌》的文字形象获得生动的视觉审美形象,使楚国之神话形象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并加强了中国诗书画结合在同一平面的卷轴中这一民族艺术形式的表现力,使绘画与诗词、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完美的统一于一件作品之中,这使得张渥在中国人物画史上及中国神话形象的视觉图像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招魂》考辨

《招魂》为屈原作以招君王之魂一说，几成定论。但司马迁读“《招魂》，悲其志”一语，为两可之说；分析司马迁说与刘向、王逸说，并从目录学等角度考察，《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而从非屈原作品所以能入《楚辞》的情况看，《招魂》所招的对象只能是屈原；招王说是建立在《招魂》的礼制为王者的礼制这一前提上的，而以之比观屈原自传性作品及其时（或稍前）的别的书文，这一“前提”，实来自想当然。     

论《九歌》文学与图像的关系

《九歌》文本语象丰富的视、听、味、嗅觉元素,触发了读者的感官联想,使诗歌呈现出极强的画面感,激发了历代画家的创作热情。《九歌》图像按其所绘内容可分为有景界、无景界、摘取情节和二湘图像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图像与文本的契合度各不相同,但都忠实地反映了画家对《九歌》的接受与感悟,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艺术形式。画家在创作《九歌》图像时,既参照了历代楚辞评注,也于图像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评注与图像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九歌》的传播与研究。     

《九歌》文体新论

<九歌>文体性质问题历来争议较大,学者各执一端,讫无定论.根据祭祀仪式"仪式诗歌"在文体上多表现为"混合性艺术"的一般规律,对<楚辞·九歌>文体进行新的界定,认为<九歌>为"大文体",其中包孕"小文体".而且将<九歌>认定为"混合性艺术",对深入探讨楚辞体的发展形成过程、屈原<离骚><九章>等作与<九歌>在文体上的渊源关系等重大学术命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