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层式供给"到"合作化供给"——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个案分析

就经验层面而言,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街区公共服务的直接供给主体,或者由政府先将服务分配给其代理组织--单位,然后再由单位直接分配到个人.这种基于政府科层体系的供给机制可称为"科层式供给",其特征是供给渠道的垂直性和单向度性.在街区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甚至缺失的困境下,寻求可能而可行的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便有了必然性.个案研究表明,目前的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已经从原来建立在行政权力基础上的"科层式供给"趋向于街区组织在资源交换基础上的"合作化供给",并达成共同治理或共同生产的效果.     

从“精细化”到“精准化”: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转向

“项目进村”是国家力量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也是重塑国家资源分配体制的重要渠道。现行资源下乡体制下，乡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构筑了一整套“精细化”的公共产品分配、管理和输送体系。这在确保国家意图高效率投射乡村的同时，也因过度技术性的流程把控削减了对乡村实际面向的关照，从而出现产品供需脱节、服务目标替代、内生服务能力削弱等“公共服务弱化”的意外后果。对此，厘清涉及“需求识别”“定向配置”“长效管理”等价值的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逻辑，对改善“项目进村”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时下乡村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不仅应推动现有服务资源供给评价方式和多元参与模式的改良，也应促进公共服务数字赋能和内生机制的革新，实现“过程精细”和“结果精准”的有机结合。     

“互联网+”背景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

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运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互联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融合,其本质是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破与立,使公共服务由单一的、非智能的传统供给转向多元化、网络化、智能化供给。结合我国互联网发展对公共服务产生深远影响的背景,在分析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需问题,借助“互联网+”对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进行智慧化创新,以期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从“帕累托最优”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

提供公共服务是国家、政府最基本、最常见的职能之一，也是政府之所以为政府的原因。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是考量基层政府绩效的维度之一，与之相对应，农民需求的满足度是维度之二。本文以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原则为基点，指出我国现阶段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两者间的偏差，同时提出了以“合作共治”来达到一种帕累托改进，最终建立和完善覆盖率高、效率高、公平性高、农民满意度高及契合农民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

通过对农村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实践的考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理念。作为一种典型的“输入”式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因为忽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治理失效的问题;成都市推行的公共服务资金政策,通过将决策权下沉到议事会的方式,实现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从“输入”到“嵌入”的转变。研究发现,普惠性的资金分配和弹性化的使用规则、需求表达和组织回应的制度化、村庄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的组织吸纳、群众参与和基层监督机制这四个层面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公共服务资金具备公共性、权责性、合法性和透明性四个基本特征,从而体现了基层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善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人口 “空心化”与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困境研究

人口“空心化”问题已成为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的最大约束条件,全方位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工作方式、社区文化和经济。城乡空间居住距离动摇家庭代际互助基础,即使“隔代照顾式”随迁和“女儿养老”的家庭功能自适应调整亦难以扭转变局。政府同时扮演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后者容易陷入“主导”幻觉和制度创新“盲点”。基层治理组织受人口流失影响,其管理能力与村民所期待的养老服务角色间存在差异。志愿部门出现“非典型性失灵”,发展动力不足。政府成为其参与农村养老服务最大的推动者,但因得不到所嵌入制度环境以及社区网络的支持而出现效用递减。因此,突破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困境需要政府由“主导”角色转向合作“平台”角色,通过知识转移机制、合作纠偏机制和非货币奖惩机制构建社会合作网络。     

关于提升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机制的创新,为公众提升更加有效的公关服务,已经成为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而现有的公共服务体制机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新的制度安排。因此研究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给能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对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现状与不足进行了分析,并对完善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出了相应措施。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运行的困境、原因、优化路径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虽然有效消解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失灵，但是在现实中面临着制度性和管理性的双重困境。在制度性运行方面，“项目制”导致了“一刀切”式服务供给、项目稳定性弱、“弱合作”社区嵌入、社区公共服务发展之间“马太效应”等现象的发生；在管理运行方面，“项目制”暴露出志愿组织项目开发能力不足、项目管理机制低效、项目绩效评估僵滞、项目推广效应弱等缺点。项目供给不足与社区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项目分配过程中的公共价值偏离、项目监督弱化、科层治理与项目治理双重逻辑影响下的政府寻租，是导致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遇到双重困境的主要原因。对此，要从强化群众满意价值导向、增强政府部门全过程统筹、搭建项目嵌入社区工作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积极促成资源整合五条路径来优化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运行。     

合作生产赋能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机制探讨——基于四川省D镇巷道环境整治的案例研究

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的基础。实践中农村环境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着“国家悖论”下可及性短缺、内生性微弱、持续性不足等多重有效性困境，亟需“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的机制创新以应对。通过对D镇实践的个案分析，发现作为赋能型供给工具的合作生产成功实现了对巷道环境的“良善治理”。其机制展现为：利用合作决议构建基于共识的供给价值场域，在推动纵向与横向价值关系整合与责任关联的基础上，激活主体参与供给的内生性动力；通过合作交付对服务资源开展结构化、捆绑利用和信息共享，实现资源有序编排格局，从而提升服务供给的可及性；通过合作管理创设“治理剧场”，将合作供给行为延伸至日常生活，实现服务供给成果的可持续性治理。研究启发实践应强化组织引导和行为助推，加强资源赋能与协作交付，推动制度嵌入与惯习塑造，从而实现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变迁主要体现为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职能转移、角色回归和非营利组织参与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助于更加明确公共服务进一步改革的方向。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正在发生从补缺式的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向定制式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转型。在此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建构出新型的合作关系。这一政社合作关系的研究丰富与加深了对于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变迁之理解。     

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雾霾治理

探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雾霾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为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思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路径。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检验影响差异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可以将其作为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2）中等以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对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应不断增强；（3）基础类公共服务与民生类公共服务均对雾霾污染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前者对雾霾污染的改进作用大于后者；（4）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果存在一定的地区与时期差异性；（5）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规模效应影响城市雾霾污染。其中，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业比重加剧雾霾污染。研究拓展了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以及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厦门市为例

在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果,不仅能够预防各种风险的发生,也能在风险发生后将危害降至最低程度。同时,通过风险社会的视阀来研究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问题,也有助于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风险社会理论,重新构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进行相关制度设计,具有方法论的创新意义。     

制度内供给:破解农村公共服务困境的必然选择

构建制度内供给为主、制度外供给为辅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是实现国家(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是摆脱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农民负担沉重等诸多困境的现实诉求。建立统筹城乡的现代公共财政体制和实现决策机制由命令控制型向协商民主型的深刻变革是建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内供给体制的两大基石。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县级政府创新的核心内容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需要进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创新。从县级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展开研究得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促进服务性政府的建设、统筹城乡二元发展,是县级政府创新的核心内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可以采用:健全政府职能体系,构建以县级政府为核心的多主体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建立需求导向型公共服务体制并建立公共服务绩效考核机制。     

农村公共品的“赋能型供给”：价值内涵、逻辑机理与运作机制——以开镇小微项目的创新实践为例

农民动员缺位和参与性不足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制约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制供给中的政府包揽代建模式内含着行政替代组织的实践逻辑，会由于基层村社组织的失语和脱嵌陷入动员困境，引发项目进村实践梗阻。“赋能型供给”的基层创新实践是对政府包揽代建模式的优化，实现了从“替代组织”到“赋能组织”的逻辑演变。地方政府能够在项目分类基础上，优化项目进村的建管制度，将小微项目下放到村社内部，由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进行自主治理。“赋能型供给”是政府以村庄对项目的依赖性为基础，通过适度放权和有节制的行政干预，从资源、权力和规则三个层面，以属地化包干、约束型自主和制度化参与实践机制为基层村社组织进行综合赋能，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结中介和动员载体。通过重塑国家—基层村社组织—农民的互动结构，形成一个可以深入农村社会进行强动员的基层组织体系，有效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赋能型供给”创新实践为项目制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     

共享视角下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

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正逐步向着高质量供给方向发展,但在供给主体、供给能力和供给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共享经济强调有效利用闲置资源,倡导“使用而不占有”理念,邻里互助共享具有稳定性的长效机制,可以在乡村养老服务、公共安全服务等领域发挥优势。共享经济通过互联网平台,以最低成本将碎片化的闲置资源合理匹配整合,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不同类型的平台共助共享共同成为推动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大众共建共享的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要重视大众参与过程,重视价值追求,激发村民参与意愿;要通过乡村社会组织等组织化形式,完善配套机制,提升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地方公共需求不断发展和变化,对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提出新的要求。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也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本文首先指出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存在的现状,然后分析了影响其供给能力的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对策。     

从标准化到精准化:大数据时代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转向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主要根据决策者的偏好而非民众的需求作出,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导致“供给过剩”和“供给真空”现象并存.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是构建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机制.大数据具有的全样本化、精准化、个性化等特点与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具有耦合性,有助于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配与无缝对接.将大数据技术嵌入公共服务供给的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等环节,构建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机制,有利于拓展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领域的理论研究,且为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城市定点类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任务,其中城市定点类公共服务面临着三层困境:不同类型公共服务在结构配置上的失衡;公共服务在空间上供给的不均衡;公共服务在阶层间分配的差异.该问题的解决,实质上需要定点类公共服务在供给中区分服务安排者和生产者,采用政企、政社、社企、多元主体合作四种供给模式,为提升上述四种供给模式的绩效,需要设计民生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生产机制和分配机制.在政企、政社供给模式,需重点关注分配机制,在社企合作制模式中,需要重点关注民生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在多元主体合作模式中,需要平衡三种机制之间的关系.     

公共服务供给视角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超越新公共管理理论,摒弃经济建设型政府和管制型政府是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由此决定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必须肩负起宏观调控、直接供给、社会管理以及实现"善治"、"法治"的责任。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将通过创新管理观念,树立公共服务供给的理念支撑;而改革管理体制,则可搭建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平台。当前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点在于关注群众切身利益,以促进就业、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公共卫生体制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