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的佛教识度与儒佛关系

正关于宋儒的佛教修养问题,历史上有过观点完全相左的评判,这种相左的评判逼迫我们思考:宋儒的佛教修养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宋儒对佛教的认知、理解的范围和程度究竟如何?宋儒对佛教的评价是否准确?在探索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对宋代新儒学与佛教的关系予以参考性判断。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宋儒的佛教修养有过这样的评论:"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     

钱穆的禅学研究探析

钱穆的一生,亲近过佛学经典、亲历过佛教修行、进行过禅学研究、参加过禅学争论、接受过禅宗大师影响,与佛与禅都有极大的因缘。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下,钱穆的禅学研究是以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他指出,从佛教发展的角度来看,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中心台柱";从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来看,禅宗堪称佛教史上的"宗教革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禅宗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中国文化与异文化融合之典型。在20世纪关于《坛经》及其作者的争论中,钱穆反驳了胡适的观点,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考据在禅学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特别注意了禅宗思想中的"悟"与"修"的关系问题。     

布敦·仁钦珠在藏学佛典目录和分类上的贡献

藏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藏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与宗教、特别是与西藏佛教的发展是有密切的联系。西藏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佛教在西藏的地方形式。西藏佛教对藏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都产生过深刻影响。     

朝鲜入学僧与唐代的佛经翻译

朝鲜入学僧与唐代的佛经翻译陈景富陕西省社科院历史所梁启超先生曾这样说过：“佛教为外来之学，其命在翻译，自然之数也。”①一部中国佛教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一部佛典翻译的历史。佛典的翻译决定着中国佛教发展的进程，而中国佛教的发展又为佛典翻译提出新的...     

关于《物不迁论》——篇形而上学的佛学论文

僧肇(384—414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佛教哲学的理论家。他的哲学思想体系集中地反映了南北朝中国佛教思想的历史特点。他在南北朝佛教史上的地位,正象王弼在魏晋玄学史上的地位一样的重要。僧肇的思想体系标志着佛教传入中国后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他又是中国杰出的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四大弟子之一,鸠摩罗什译经的重要助手。印度大乘空宗是印度后期佛教客观唯心主义一派,大乘空宗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有它的社会根源,而僧肇对佛教的滋蔓确曾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正> 佛教于两汉之际从印度逐渐传入中国内地,经过五个多世纪的传播与发展,于6世纪初经朝鲜传入日本。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法相唯识、华严、律、天台、密、禅、净土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经过六、七个世纪的传播与发展,大约在13世纪以后,佛教与日本的民族信仰和习惯相结合,形成了一些民族化的日本佛教宗派——净土真宗、日莲宗。历史上,日本曾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学问僧”,也有不少中国名僧去日本。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曾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对于研究日本思想史与中日文化交流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疑伪经对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疑伪经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类佛教典籍。在保持传统佛教核心思想的基础上,疑伪经融合了中国儒家的重要伦理思想以及道教的修行思想,体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同时,从佛教疑伪经的思想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佛教逐步融入中国社会,最终成为中国普通民众信仰的一种重要形式,也完成了对传统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元朝帝师制度述略

佛教自汉魏时代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在民间有了众多的信徒,有了寺院和出家僧人,而且还有不少帝王以尊奉佛教著称。帝王的尊奉,对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了隋唐以及宋、辽、金时代,佛教的势力尽管有过几次起落,但已逐步发展成为影响最广泛的宗教之一。与唐朝差不多同始终的吐蕃王朝把佛教从汉地及印度引入藏族社会,并利用王朝势力大力推广。佛教在同西藏原有的苯颇教的激烈斗争中受其影响,吸取了苯颇教的某些教义教法,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佛教。到十世纪时形成西藏佛教的若干教派。西藏佛教各教派在政治上与各地方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初探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方面,佛教逐渐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从文学上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学辅助佛教弘传并融汇于中国文化,两者相互作用,初始借文学以宣扬佛教,渐趋达到佛教意识,对正常文学式样的有机渗透,文学不再表面化地宣扬佛教教理,而是在其意境中把人们引向空寂的世界。     

论中国佛教伦理化的契机

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就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佛教东传以后,中国佛教的伦理化倾向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佛教中国化进程所使然。必须看到,尽管我们不是简单地把中国佛教作为印度佛教在中土的延伸,但我们从来也没有把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关系完全割裂。基于这一点,我们讨论早期佛教的伦理化倾向,以及佛教传入中国后所赖以生长的中国伦常社会的文化基壤,就有助于了解中国佛教伦理化的中土之源、印度之根,在根源与土壤中,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伦理化的契机。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伦理化倾向,主要是指佛教     

印光的儒释融通思想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始终与以儒家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互动。近代中国,由于国势颓败、社会动荡,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日益明显。佛教群体中的不少僧人、居士都研读过儒家的经典,并且主张会通儒佛,试图通过改良宗教实践来实现革新现实人生的目标。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顺应时势,提倡儒释融通,尝试改良道德,成为太虚倡导的“人闻佛教”之外的另一股重要的变革思潮,不仅在近代居士佛教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当代提倡宗教对话、倡导和谐世界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隋唐佛教的判教特点分析

隋唐佛教是佛教完成中国化的标志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的佛教在中原显示了它多方面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它的中国化。本文试以隋唐佛教的判教为对象,对隋唐佛教的判教理论所具有的特点,从判教与建宗的一致性,判教思想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判教思想对民众和政治的迎合性,及判教在佛教内部所表现的斗争性四方面加以论述,力求对隋唐佛教的判教有一个更全面的探求。     

论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本文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探讨了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作用.认为外来的佛教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千百年来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所进行的成功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相交互融中,中国佛教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在现代社会,中国佛教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佛教的人生哲学可以给人以思想启迪,佛教的文学艺术可以给人以精神享受,中国佛教的圆融和谐精神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中国人的另一种信仰危机?——"少林寺现象"引发的宗教社会学问题

"少林寺现象"作为佛教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呈现,对中国佛教而言,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人另一种形式的信仰危机.同时,它们亦引出了宗教社会学在中国的重大命题:中国人对佛教信仰的传统认同方式,中国社会对佛教的传统认同方式,佛教神圣资源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配置和利用方式,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走在了变革的边缘.随着少林寺存在模式的变化,世人的佛教信仰方式也随之改变."少林寺现象"恰好说明,在寺庙、和尚与佛教信徒们的信仰之间已经构成了某种认同之间的冲突.于是,何谓佛教?何谓真正的佛教信仰?人们信的是"佛",还是信的是"教"?佛教信仰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究竟存于何处?这就成了当代中国人另一种信仰危机的主要内涵.     

“无情有性”与“无情说法”:中国佛教山林化的佛学依据

印度佛教属于都市(含近郊)佛教,但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却渐渐地远离都市,走上了山林化的道路,山林佛教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面对中国佛教的这样一种态势,中国的佛教思想家湛然和惠忠分别提出"无情有性"论和"无情说法"论,为"山林佛教"的合法性作论证和辩护,从而为佛教山林化提供了佛学依据。有"无情有性无情说法"以为理论支持和舆论背景,中国佛教的山林化得以不断推进,最终导致了中国山林的佛教化。山林佛教化乃是中国山林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居士佛教略论

佛教居士是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成份最复杂的佛教信众。僧伽佛教与居士佛教是在互动中发展的 ,而以往之佛教史籍 ,主要是述僧伽佛教之发展历史 ,并强调僧伽佛教对居士佛教的影响 ,忽视了居士在佛学理论、宗教实践及信仰需求等方面对僧伽的影响。本文对中国居士佛教之历史发展及特征、在佛教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作了论述。通过对居士佛教的研究 ,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入探讨佛教发展的进程及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动因 ,为佛教史的研究提供更大的范围、更阔的视野     

耶合释道:利玛窦对中国佛教早期传播经验的借鉴

一　　利玛窦对待佛教及佛教僧侣的态度的变化 ,是很值得品味的。 1 583年 ,利玛窦一到中国就穿上僧服 ,以“和尚”自居 ,1 595年 ,利玛窦在脱下僧服换上儒服两年之后 ,公开对佛教与佛教僧侣进行攻击 :“(僧侣是 )全国最低贱和最被轻视的阶层……他们里面决没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为了过圣洁的生活而选择了参加这一修道士的卑贱阶层的。他们也和师父一样 ,既无知识又无经验 ,而且又不愿学习知识和良好的风范。”1在排佛的同时 ,利玛窦竭尽所能地接近儒士 ,苦研儒家经典。对于利玛窦的这一变化 ,以往的论者只说利玛窦发现佛教僧侣在中国的地位…     

从忠孝之辩看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作为外来宗教和文化,佛教进入中国后,必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从而建构起与印度佛教相异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伦体系。本文将以三国两晋至唐代为时间域,通过忠孝之辩,分析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对话、争辩和契合,进而阐释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和佛教的发展。     

略论中国少数民族佛教信仰之确立

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并为中国文化所吸收、整合,以至于最后形成东亚佛教文化圈,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现象之一。过去人们对佛教中国化过程的理解往往偏重在佛教与汉地中原文化的冲突、融合上,而忽视了佛教的中国化还应当涵括中国部分少数民族对佛教的接受和信仰,忽视了对中国佛教三个并列的亚型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傣语系小乘佛教的整体研究。而这些少数民族对佛教的信仰又采取了与汉地不同的途径与方式,并有其独特的信仰根源。本文正是试图从宗教文化学的角度来探索这些少数民族为什么又是如何接受佛教的。     

中国佛教判教运动对龟兹佛教的影响

南北朝初期,中国内地佛教判教思想兴起,目的是纠正佛经翻译的杂乱与矛盾,建立统一规范的佛经系统,后来发展成运动潮流。判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特殊的功劳。魏晋南北朝"毗昙""般若""涅槃"三大思想体系统摄中国佛教,毗昙学属于小乘佛教体系,是西域龟兹佛教思想的理论基础。后来判教中突出了大小乘的纷争。至隋朝大乘佛教已占据统治地位,小乘受到排斥和打击,中国内地小乘佛教从此一蹶不振。龟兹佛教也受到巨大冲击。此后,在中国佛教史中,龟兹佛教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近代龟兹佛教遗产的发现,引发了对龟兹佛教的追忆和重新审视。但判教形成的固化观念,还在约束着龟兹佛教研究的开展。对龟兹佛教和石窟的再认识、再研究,必须摆脱旧有观念的束缚,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和研究方法,揭示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更深广的内涵和特色,正确认知龟兹佛教的历史价值和地位。这些研究成果,必将对客观阐述中国佛教史和世界佛教史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