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可行性探析

实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相契合,投保环境责任保险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之一。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试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经历了从责任保险到强制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发展的规定,为该制度构建奠定了政策基础。我国在船舶油污强制责任保险和交强险方面的立法和实践可以为该制度构建提供参考,同时在保险模式选择上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是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之一,但其制度实践并没有太长的历史.由环境侵权责任后果的严重性、发生的潜伏性、行为的正当性以及责任认定的特殊性等特点决定,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保险模式、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险费率、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索赔时效等制度内容方面有别于其他责任保险.在我国,普遍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受到环境资源法律制度、保险人的风险评估能力及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的赔偿能力等因素的制约,相关问题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试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可保险性——对当前构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若干对策建议

近年来,环境污染事故频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已进入环境风险高发期,建立科学、合理、全面、可行的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制度已迫在眉睫。在建立和实践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过程中,为了既能给受害人以及时、充分的救济,又能避免责任企业因承担的赔偿责任过重而陷入经营困难甚至破产,从而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充分考量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可区分性、道德风险等问题,并有针对性地细化相关制度设计。     

侵权责任法对责任保险制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无过错责任原则和侵权责任优先原则

本文论述了基于无过错责任原则和侵权责任优先原则的侵权责任法对责任保险制度的影响,具体分析了侵权责任法和责任保险的功能和两者的关系,并对无过错责任和侵权责任优先的原则进行解析,最终进一步分析侵权责任法对侵权保险及其制度造成的影响。     

论惩罚性赔偿在环境侵权法中的适用

环境污染具有范围广、潜伏期长、通过生物链富集、随生态环境发生动态变化等特点,所以应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是＂环境污染致害侵权＂,而不包括侵犯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的情况。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的赔偿机制已经难以弥补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损失,导致环境侵权案例中违法者违法成本远小于其所获的经济利益,受害者的维权成本却相当高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在环境侵权法中适用惩罚性赔偿,以惩戒污染者,遏制污染行为,进而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

我国目前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尚不完善,环境责任保险的试点效果不太理想,存在诸多问题。在全国尚未推行环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情况下,各地可以进行制度创新。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立政府扶持下投保人、保险人与受害人三方利益的平衡机制,适时推行环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完善配套机制,以推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的构建

环境侵权具有特殊性,如加害人的不确定性、侵害对象的社会广泛性以及因损害后果的发生通常借助于环境要素这一媒介,故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同时,也导致社会治理环境成本提高等.仅依靠无过错责任原则追究加害人的责任将无法对受害人进行及时、有效的救济.所以,通过建立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对损害进行赔偿救济,成为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将环境侵权产生的损害视为社会损害,通过设立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损害赔偿基金以及其他配套措施等制度,给予受害人及时、有效的救济.     

论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之争议

民法典中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创制,是我国环境民事立法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民法典生效后,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即刻引发巨大争议。对于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的适用范围是否包含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实务部门和理论界呈现截然相反的态度。究其争议产生之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环境民事责任领域,存在着侵权诉讼、生态损害赔偿诉讼、民事公益诉讼“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局面。而惩罚性赔偿责任能否在这三种制度中混用,则取决于其自身的目的和定位,以及三种制度各自的功能和界限。从我国环境民事责任的体系以及民法典的相关表述来看,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范围应当限定于一般侵权诉讼,不宜也无必要扩展至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之中。     

中国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

独立董事对公司负有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如果其违反义务应对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但过重的责任不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充实独立董事队伍,故有必要对独立董事加以保护,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散责任.在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路径选择上,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应与一般的董事责任保险相区分,以强制保险的形式单独推行.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法律构造可以借鉴董事责任保险的内容和结构,结合独立董事的特殊性,合理设计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使独立董事制度的价值功能得以发挥,进而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刍议环境民事赔偿责任社会化的理论基础

环境民事赔偿责任社会化的制度设计对弥补我国现行环境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的不足和对环境侵权受害人实施充分有效的救济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国学界对环境民事赔偿责任社会化的理论基础尚未形成一致看法.从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石和制度运作的依据分析:源于社会本位现指引下的民事赔偿责任理论基石的演变和利益平衡理论在民事赔偿责任领域的动态发展是环境民事赔偿责任社会化的理论基础.     

论山西省环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建立

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不健全，还未很好地利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解决污染发生后的损害赔偿与环境治理问题，山西省更是如此。山西省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有关环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先进经验，在全国尚未推行环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情况下，进行制度创新，制定《山西省环境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解决环境污染发生后的赔付和治理问题。     

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完善

环境侵权严重威胁和侵害人们的人身与财产权益.侵权责任法的出台,虽然完善了我国的环境责任条款,对环境纠纷的解决和受害人权益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国现行环境侵权立法,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基于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环境侵权的现状,我国环境侵权立法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环境开发利用风险责任承担的社会化

环境开发利用风险责任承担通常实行受益者负担原则,强调责任由受益个体承担,这对单一环境开发利用主体较具可操作性,但适用多个环境开发利用主体时则力所不及.对环境开发利用风险责任的可能致害主体难以明确界定,受害者的法定救济难以实现,应确立责任个体分担与责任社会化结合的原理,实行环境开发利用风险责任承担社会化,赔偿形式多样化.     

环境侵权案件解决中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以榕屏化工有限公司污染损害案为例

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社会法律责任和企业社会道德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对于环境侵权案件的解决具有重要影响.这表现为诸如对于原告主体资格的确定、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精神损害赔忖偿问题和构建惩罚性赔偿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与环境侵权行为相关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活动.企业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制定政策、进行决策及采取行动.     

环境损害救济的企业互助基金制度研究

因环境污染损害得不到有效救济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已成为危害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互助基金制度是环境损害救济社会化的方式之一,它改变了在无法确定污染加害人或者虽然能确定加害人但是加害人缺乏赔偿能力时,受害人无法得到救济的情况.企业互助基金制度将企业的损害赔偿责任分散于具有同类风险的企业之间共同承担,同时不会将损害赔偿过多地转嫁给社会,仍然尽量由污染企业承担,实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当前我国环境污染损害严重,企业赔偿负担过重,因此,需要建立企业互助基金制度,缓解企业压力,保障受害人得到有效救济.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

风险社会语境下,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处于环境风险频发的高风险时代,企业应承担环境责任已是不争的事实。特殊背景下我国的环境风险呈现出众多特点,潜在着巨大的环境危机,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企业作为环境资源最主要的利用者和环境问题最大的制造者,拥有其他主体不具有的诸多技术和能力,应对环境风险更具优势。但是众多因素影响企业环境责任的实现,传统责任体系导致企业环境责任缺失,无法确保企业能就环境问题自我负责,要解决企业在科技发展、生产或盈利过程中的环境风险问题,必须认清形势,优化外部环境,培育企业文化,转变企业环境治理理念,配以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机制,使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成为企业自主行为。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和重构——以环境保护税的开征为分析背景

鉴于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应采取强制投保为主、自愿投保为辅的强制与诱导相结合的模式.环境责任强制保险和环境保护税两种制度应同时并立,相互补充、相互配套.为了不过分限制环境资源使用者的投保自由和过分加重环境资源使用者的环境负担,应将具有较大环境风险的经营性环境资源使用者纳入环境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主体范围.为了解决环境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我国应以环境权理论重构环境侵权责任法律制度,扩大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设立以环境保护税费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治理基金.     

城市规划的风险预防理念贯彻与制度完善——以城市规划导致的被动性环境侵权为切入点

作为一种事前的计划和对城市物质形态的预先安排,城市规划对城市环境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环境侵权后果的难以救济和难以恢复性特点决定了城市规划必须积极避免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可见,城市规划的这一现实要求与环境保护的预防性需求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城市规划相关立法应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为核心构筑预防性制度内容,应着重对规划环评的公众参与、法律责任、可操作性及相关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等方面加以规范和完善。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有效机制及模式探析——基于福建省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状况的调查

以福建省上市公司年报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状况得出企业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上遇到的瓶颈:一是环境经济机制上的缺失,包括环境资源所有权缺位,缺乏强制性的、行之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缺乏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激励机制等。二是缺乏可操作性强的环境信息披露模式。     

企业的环境责任及其道德选择

企业的获利冲动与环境的无主性为企业的非环境道德行为的发生创造了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契机,企业规避环境责任于是有了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企业是社会共同体的一员,当社会选择具有环境价值取向时,当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才能有利可图时,企业履行环境道德义务就必然会在外生压力和内生取向的因素作用下成为其经济行为的合理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