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与古代文人的"自由精神"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殊的教育和学术研讨机构，它的繁荣兴盛与我国古文人的“自由精神”密切相关。书院首先体现了书院大师或文人的“学术自由精神”，其办学和教学形式、人才任用方式、政治上的独立精神和社会批判精神都体现了书院文人的自由精神。但这一“自由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局限性。     

文人·儒家思想·游侠精神

中国古代的文人永不消歇地歌赞游侠,实质上是借以抒发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积极入世之情。文人与游侠精神的紧密关联有其深层的文化原因,那就是儒与侠这两种文化形态的相通与互斥对于文人的深厚影响。一方面,二者在讲义、讲信、讲人格的独立平等、讲复仇等方面的相通使得文人情感在一定情境中往往会表现出激切的特征而与游侠连接。另一方面,二者的柔刚对立使得柔性的文人希望获取游侠刚性精神的济补而形成理想人格。     

由题画诗透视中国文人画家的人格精神

中国文人画家具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双重人格特征 ,即道以自认的使命感与恣情任性的个性品质 ,同时又兼有艺术家独具的个性与品格。他们追求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与自由 ,因而也使中国绘画进入了一种超逸之境。文人画家的自我超越源自他们精神上的超凡脱俗之气概 ,这气概外溢成他们多彩的人格风范。它包括文人画家们的举世高标、愤世嫉俗、闲逸恣情、自洁自爱等人格类型。这些人格的突出表现说明这样一个事实 :即文人画家首先是人格自立、自主、自由的人 ,其次才是艺术家     

客家精神:文艺学视角的考察

客家精神体现在多方面,对其个性特质的把握却显得困难,以文艺学为视点分层概括客家精神的主要内涵,较切近客家精神实质。     

“扫除腻粉呈风骨”——论鲁迅风骨与理学精神

鲁迅深受理学精神的熏陶,极为重视个体道德生命的完善,绝不苟且行世.鲁迅晚年连续写了七论"文人相轻",意味着他在精神归属上由早年赞赏的异邦新声向中国"文人"传统的回归.鲁迅无疑是"文人"传统在现代中国的最好写照.     

冷却与沉淀——试论朱以撒《俯仰之间》的文化反思策略

朱以撒借传统文化与文人之间紧张、对峙的关系批判了传统文化的荒谬、矛盾和反动,并从传统文化中剥离出了优良的文化传统。他的书写目的不以批判为批判,不以否定为否定,他没有迷失在历史和传统中,而是聚焦和立足于当下,更多的是为了建设和改造。     

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

魏晋时期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徘徊于庙堂山林之间,逍遥于艺术人生,寄情于诗酒玄言形成了魏晋文人生存的基本状态。研究中国文化的魏晋传统,对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精神的集体幻象——艺术情怀下的文人园林

文人园林代表了古代文人对诗意生活、人生境遇和艺术情怀的物质话语和构想。文章试图从文人园林的界定、文人园林的本质、文人园林的构建和文人园林的艺术情怀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审慎反思中探析其本质、审美文化、价值取向和艺术精神,以期为当下造园艺术服务。     

“虚名无处逃”——元散曲叹世归隐之作中的儒家精神

元代鄙视功名利禄、赞美隐逸生活题材的作品之多、感情之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能与之并驾比肩。这固然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但也不可完全视其归隐为真。元代的下层文人大唱归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牢骚,他们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懑。那些达官贵人也是受了时代的传染,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大唱归隐当作官场倦怠时的自我安慰罢了。虽然在元代道家思想对文人有所影响,儒家思想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有所动摇,但他们骨子里仍是儒者。     

论苏轼的旷达与宋代文人的理性人生态度

苏轼以旷达见称于世 ,这种性格的形成固然有诸多因素的影响 ,但最直接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即时代贤哲的人格榜样效应的影响 ,对新旧党争错综复杂形势的独立思考、独立不惧 ,与苏轼理性精神形成的关系 ;宋人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整合与苏轼出入沉潜于三教 ,理性思考人生价值及其意义对其旷达性格形成的影响 ;苏轼的旷达渊源于时代理性精神的浸润和对传统思想的超越     

陶渊明文化精神的内涵及其影响

陶渊明和他的作品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对象,千百年来文人学者对陶渊明的研究和认识延绵不绝,经久不衰。其原因是,陶渊明对整个中国文化品格的塑造以及对文人心性的陶冶起着深不可测的作用。     

北宋馆阁文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论略

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揭示宋代精英文人的群体生存状态及宋代馆阁制度对文人的深刻影响。结论认为:物质的困顿与精神的丰富,构成北宋馆阁文人生活对照鲜明的两个方面。虽然馆俸薄少,但这并不影响文人推崇馆职的热情,因为一经此职,遂践清途,跻身名流。馆阁的诱惑——蓬山藏室、育才之府、文人渊薮,使得文人士夫在学问、仕途上有较大的上升空间。生活的压力也在宴赏赋咏、切磋论艺、交游往还、戏谑调笑、恩宠优渥中得到了某些淡化和消解。     

南明文人的返乡

怀古和望归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普遍的两大主题,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故乡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场所,是一个归宿的符号。顺治七年桂林失守后,永历朝廷中抗清失败的文人的返乡之旅,颇值得关注。方以智、钱澄之、王夫之等人的返乡诗,刻画了南明文人返乡的途径和心迹。在这批返乡诗中,南明文人展现了抵抗失败后各自潦倒、悔恨、自责、归隐、休憩、潜伏等心境。南明文人的返乡诗在对返乡复杂心境的描述上,达到了过去少有的细致和深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中返乡主题的认识。     

试论宋代文人的自然情结

宋代文人的山水佳作 ,多维度地表现了他们“善适”自然、“取乐”自然的怡悦情怀。主体诗心与山水清音相契合 ,在亲和自然时不忘亲民劝农 ,在放情山水中砥砺高洁品性 ,从自然审美进向精神超越 ,从感悟自然进向探求真理 (包括推求物理和感悟哲理 ) ,实现了精神境界的层次性提升     

现代启蒙精神与文人史剧——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戏曲创作

现代启蒙精神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历史文人为题材的戏曲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使之获得了短暂的繁荣,但也因忽略戏曲的民族性和娱乐性而面临生存困境。回顾我国80年代现代启蒙精神对文人史剧影响的得与失,对未来戏曲创新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论明清通俗小说的贤妻塑造与文化表征

明清通俗小说对贤妻的塑造着重于才德与“妇功”,这既与时代社会文化状况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相关,也折射出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沉重的物质、精神压力。通俗小说中的贤妻是明达识理、安常守分的“贤妇”;是敢于谏夫之过,使之改过从善的“诤妻”;也是辅助丈夫成就功名、兴旺家业的“智妇”。通俗小说家对贤妻形象的塑造带有明显的男性视角,也透露出晚明至清中叶知识分子面对科举功名时精神与心态的变化,即由无助与教化走向对科举文化的反思,而与之相应的“贤妻”也带有了“禄蠹”的象征意味,表征着文人精神的成长。     

在"夹缝"中自我挣扎--从元代文人精神价值的裂变看元曲隐逸意识

元代是一个夹缝时代,文化价值的丧失与终极意义的失落,使沦为弱势群体的元代文人的精神发生了转向,充满了生存与文化的焦虑,他们在边缘与中心的冲突中痛苦挣扎,最终走向市井与田园,追求他们生命安顿的居所.     

论明词衰蔽的原因

明词研究前人涉足较少．有关明词衰蔽的原因，言之者更是寥寥。导致明词衰蔽的原因主要是：文体自身发展的内部原因，即词曲演进与曲代词兴；外部原因，即明代特殊的社会政治和文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