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解释力的分析

“北京共识”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的改革和经济转型作出了一番解释,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本文通过对中国改革的国际对比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分析,指出“北京共识”是对中国改革模式的初步理论概括,目前对中国改革的解释力尚显不足。在不断完善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北京共识”要注意在处理后改革时期的价值目标定位、对付外部挑战和满足国际性的理论诉求上作出努力。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欺世之作--简评台2004年版《国防报告书》

台湾 2 0 0 4年版《国防报告书》刻意抬高台湾战略地位 ,鼓吹“反恐制变” ,再次提出所谓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 ,欺骗国际社会和台湾民众。本文重点就上述问题 ,揭露台湾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以武拒统”的本质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与日本的"核武装"问题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特别是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扩散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国际社会在战后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日本作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主要条约的签字国,在战后承诺遵守“无核三原则”。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各界也开始提出所谓“核武装”的问题。尽管日本目前已具备发展和拥有核武器的经济和技术能力,但真正进行“核武装”依然面临诸多制约因素。     

“中国模式”的借鉴意义

“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提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关注。“中国模式”不具有普适性,但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核心价值,证明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原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中国模式”为人类发展道路提供了独立自主、勇于创新、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等有益的启示。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决策过程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是作者王珂所撰的《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这部著作第lO章的标题(该专著200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副教授。他198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班，1989年4月东渡日本     

"东突"恐怖主义与中国政府对策

长期以来中国饱受“东突”恐怖主义的危害 ,2 0世纪 90年代是“东突”恐怖势力发展最迅速、活动最猖獗的时期。“东突”恐怖势力勾结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恐怖暴力事件 ,严重危害了中国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有效打击“东突”恐怖主义 ,必须注意大力发展新疆经济 ,建立反恐机构、严厉打击恐怖活动 ,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搞好民族关系 ,加强媒体的宣传作用 ,同时还应与国际社会联手 ,加强反恐国际合作     

冲突管理论"球权"

“球权”是国际社会所固有的属性,它来自主权的让渡和扩大。球权像主权的发展一样,经历了由地区性向全球性转变的过程,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主权、“球权”与人权的社会属性,决定了需要从主权正统性和冲突管理的角度去历史地、动态地对其加以把握。当今的时代是国际民主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时代,也是“球权”的时代。“球权”从根本上来说反映的是“权利政治”,这与霸权主义反映的“权力政治”不同,也同国际恐怖主义反映的极端人权手段不同。维护和发展“球权”,就要以平等、公正和信用为原则倡导国际民主主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关于联合国“维和”成功标准的述评

联合国“维和”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在制止和解决国际冲突、防止国际危机升级、维持一国内部的稳定、保护人权以及重建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何评价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目前学术界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文对目前几种评价成功的标准进行了介绍,并对其优点及不足之处进行了评述。     

对圣化钱钟书的“钱学”学者的质疑

发轫于20世纪末的“钱钟书热”构成中国文化界一大奇观。有些“钱学”学者将钱钟书圣化为“文化昆仑”、“大天才”、“大思想家”、“一代鸿儒”,又将其著作推至具有国际影响的巨著之峰尖。本人向来钦佩钱钟书先生,但对前述“钱学”学者的立论不敢苟同,认为诸类圣化行为一是违拗钱钟书先生本人意愿,二是对钱钟书的定位超过了他对文化作出的实际贡献。从而认定当今对被圣化的钱钟书理应卸装。     

中国年鉴在日本——兼论中国年鉴的国际化

年鉴的国际化,既包括中国年鉴编纂出版对国际经验的借鉴,也包括中国年鉴“走出去”,形成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文化产品“走出去”战略,要求“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拓展文化发展空间,初步改变我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作为文化产品之一的中国年鉴在中国出版物走向世界、开辟世界了解中国“窗口”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影响与实践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可以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优化国内区域开放布局、统筹国内外资源要素、完善流通体系建设，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通过开辟国际循环新空间、拓展国际循环新领域、创新国际循环新模式来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应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以政策沟通为引领，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内区域战略的有效对接；以深化互联互通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硬联通”与“软联通”并举；以产业合作为载体，拓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以领域创新为机遇，激发“一带一路”发展新动力。     

中国左翼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国际现象

中国“左联”的成立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是在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1930年,“左联”成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中国支部。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组织,中国共产党受命于第三国际的领导。由第三国际倡导并成立国际性的作家团体,促使在中国也成立相应的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组织指导系统。而中国本身也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星星之火,鲁迅和茅盾在这个组织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4年以后,“左联”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联系已经中断,交流和指导非常困难,但有文献材料证明,这时“左联”和国际的联系改为由“文总”出面。总之,中国左翼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国际现象。     

董仲舒的“和”论——在纪念董仲舒诞辰2200年暨董仲舒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本文对董子在各篇著作中有关“和”的论述做全面介绍，并特别就其有关“和生物”“和政”及“德莫大于和”的三个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从而对其在中国古代“和”论中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反”政策执行的阻碍因素分析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三反”运动。总起来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开展“三反”运动的决策是正确的。“三反”政策执行是贯彻“三反”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但“三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机械执行、野蛮执行和扩大范围执行等偏差。“三反”政策执行之所以出现上述误区，是因为存在着体制弊端和主观阻碍因素的影响。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视角分析、总结“三反”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经验教训，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这对于促进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现阶段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黎学研究”与国际旅游岛建设

本文论述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加强“黎学研究”,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实践中,“黎学研究”可以发挥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五四时期先进分子女权观的演变

“五四”时期先进分子的妇女解放思想经历了一场新的演变:一是由争取“个性解放”转到“阶级解放”;二是由关注“第三阶级妇女运动”转到“第四阶级妇女运动”;三是从以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为目标转到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这些变化趋势的产生是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综合影响的结果。     

白令海峡对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意义探析

在中俄共同努力下,“冰上丝绸之路”构想达成共识。具有独特地理位置的白令海峡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自然资源,是我国“冰上丝绸之路”通航的必要通道。白令海峡作为“国际自由港”,对“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意义重大。     

论三种主体及其区分

在我国现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正确区分“人民”、“人类”和“个人”这三种主体,突出的表现是用“人民”和“人类”否定“个人”.如何协调马克思“人民主体论”、“人类主体论”和“个人主体论”三者的关系？关键是明确各自的理论针对性或“理论分工”.三者之间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否定,它们都具有理论合法性和理论价值.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     

《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