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现代性问题思考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必须要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从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中的现实语境与现实问题出发,消除对现代性的曲解与狭隘理解,确立“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追求的文论发展与研究的新路向,在现代性进程的多样性与多元格局中,通过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进行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改造、融合与重塑,从而实现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理论创新,并有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活动 ,它的现代性属于超越的现代性层面。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是对文学现代性的认同 ,本质上肯定文学的非理性和超越性。改革开放后 ,中国文论开始接续五四现代性传统 ,与现代西方文论交流接轨 ,但面临几重困境。突破困境的办法 ,归根结蒂就是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发展中 ,清除理性主义残余 ,确立文学的超理性本质 ;同时处理好文论现代性建设与后现代理伦借鉴之间的矛盾     

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

当我们认真思考 90年代中国文论界的学术走向时 ,发现有一种所谓“现代性”反思的研究非常突出。这一研究的中心点是对现代性理论的批判和反省。它对我们文论的发展提出了不可回避的挑战 :究竟现代性理论对我们文论的发展有何种深刻意义 ;究竟现代性问题是不是一个涉及人文学科的问题 ;究竟我们是否需要坚持“现代性” ?我想 :这一切的答案恐怕只有在我们对当前中国文论的现状作出明确判断后 ,只有在我们对以下几组涉及到现代性定义和性质的中国当代文论界学术思潮的探讨中才能给予确定吧。现代性与现代化钱中文先生曾将“现代性”作了这样…     

新世纪文论转型及其问题域

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转型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推进密切相关.新世纪文论的问题域表现在审美现代性、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媒介文化及其后果、文论转型与文学史理论建构等方面,全球化、跨文化、跨学科是其突出色彩,现代性是各问题域的根基.在统观的基础上对转型文论的哲学基础进行概括,将是新世纪中国文论所要完成的重要理论任务之一.     

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纳入了中国文论现代性诉求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衍生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和“中西对话”等重要的学术命题;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与“西方化”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等概念成为高频率出现的学术行话.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与文艺实践的现状,从古代文论、西方当代文论和马列文论三种话语资源的张力中通过中西古今的对话融通,寻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支点与趋向.     

中国文论现代性转型先天缺陷之反思

中国文论近百年来一直在追求现代性的建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追求都是在某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追求,因而不同时期表现着不同的主题。但也必须看到,因为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先天不足,为中国文论现代性建设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与重写现代性

重写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及其文论建设中必然遇到的重大问题.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及其文论建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而必须坚持"二为方针";鉴于中国社会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多样性特点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因而建设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写现代性,就必须坚持"双百方针"以及中国当代文论的开放性.     

介入现实 化为现实——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两点思考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它蕴含着中国文学理论建立自我主体性的强烈愿望,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目前来看转化的效果不够突出。要完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需要有更强的文学整体意识和现代意识,特别是需要有对现实文学的介入和实用性的价值观念。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让古代文论深度介入现实文学,将其话语融入现实文学批评实践中;二是科学地认识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通过对古代文论的现代性改造,实现系统化和实用化,使其精神融入现实文学创作实践中,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形成与西方和现实的对话。     

梁启超文论的科学方法

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倡导科学与科学精神 ,而且 ,还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身体力行 ,贯彻科学精神 ,尝试科学方法 ,从而使他的文论并非像一些人所误解的那样“逻辑混乱 ,论证匮乏” ,而是逻辑严谨 ,论证充分 ,且具有现代性特征。梁启超文论中科学方法的运用 ,对于建立现代学术规范 ,促进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科学性转型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当今中国文论又一次面临新世纪的转型 ,文论“失语症”呼声甚高的学术背景下 ,梁启超文论中的科学方法运用更具有十分现实的借鉴作用。     

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现代性及其借鉴意义

西方文论尤其是西方现代文论,脱离了文学的主体以后,成为解构和分析文学及其相关学科的一把利器。自"五四"以来,西方现代文论进入中国,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更新和再造。西方文论的现代性、流派、思想渊源等问题,是我们了解并准确使用其的重要前提。了解西方文论的现代意义和思想价值,有助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创新。     

马克思生存论与现代性的命运

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基础是意识哲学。意识哲学的最大特点是思辨理性的抽象逻辑演绎构造了一个概念帝国,内在困境在于意识始终无法切中外在的超越之物。马克思生存论突破意识哲学的藩篱,扭转了哲学的方向,哲学出发点实现了从“我思”向“现实的个人”的移居,重心从抽象概念王国转向现实生活世界,强调的是实践关系相对于理论关系的逻辑优先性。马克思生存论的现实呈现就是资本批判,其结果是共产主义视域的敞开。在此,现代性的历史边界得以划定。然而,指出现代性的未来宿命并不意味着否定它的当代价值及其发展潜力。     

现代性的幽灵与在中国的言说

本文通过对李泽厚的启蒙的现代性、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问题的论述的解读,揭示了其现代性言说展开的问题意识与知识立场,并分析了他们对中国的现代性诠释的历史效用,以此来说明对中国现代性的探讨,只能是在历史差异的张力中寻求与现代的命运休戚与共的原则与结构。     

论近年来文学中的“底层”形象

近年来的文学作品中,底层有时被描述为现代性规划的被抛出者,有时作为"被观看者"沦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品。这种对底层的"他者化"和"非人格化"处理导致的是对其伦理关怀的丧失。要改变这种境况,知识分子应坚守道德良知,发挥自己的作用。     

“新实践美学”的现代性批判

“新实践美学”是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孕育出的一个由多家美学理论组成的美学流派。“新实践美学”在实质内容上并没有超出“旧实践美学”的理论思路和理论范式。“新实践美学”的理论思想具有西方美学在现代性发展行程中出现的诸种缺陷。     

明清中国麻风病“污名”的社会建构——东西方现代性语境中的“麻风院模式”再思

麻风病在东西方社会均拥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是公认的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传染性疾病,因此,理性地处置麻风病也就成为东西方社会现代性的象征之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到明清时期,因"秽(精神与肉体双重污秽的形体)、恶(自甘堕落为恶盗、恶徒、恶人的恶丐身份)、淫(纵情贪欲、违礼犯法的麻风男女)"三端,麻风病被中国社会"污名化"为一种"不洁的"、危害社会公德和公共卫生的恶疾;麻风病患者被消极地"徙(迁徙出正常人居住的范围)、禁(禁止入城)、养(隔离于麻风院中)"于官办民助的麻风院,非但缺乏严格的制度规范,而且"养而不教",故以"理性管理"为内核的卫生现代性显然并不清晰。与此对应,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自中世纪以降,用"排斥和洁净"两种方式从肉体和精神上对隔离到麻风院的麻风病患者进行了严格的"理性管理",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中世纪欧洲在孕育现代性方面的贡献,但其视麻风病患者为"不正常的人"的"污名化"举措,同样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并未真正彰显卫生现代性。     

古典戏曲理论发展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环节——关于明末清初《西厢记》结局三类意见的思考

明末清初,关于王实甫《西厢记》的结局,在明朝中叶开始的第五本是“续作说”的基础上,曾引起较广泛的讨论。从传统美学、社会人生的角度来看,可把这场讨论中提出《西厢记》的结局意见分为三个相互混融的类型。本文认为这三今类型属于当时戏曲“案头化”和戏曲理论由重品“曲”向重论“剧”倾向的范畴;其中包含的对团圆之趣的突破、流露出的悲剧意识则反映了古典戏曲结局处理理论向近代演进的趋势,在深层上反映出中国叙事理论和创作由传奇向写实的转变。     

现代性与男性精神

现代性作为一种现代意识,体现了人们对理性、独立性和自由的追求。当我们把这种追求与男性精神相比较时,会发现现代性与男性精神不谋而合!但另一方面,在现代性遭遇困境时,男性精神也随之面临困局。可以说,现代性蕴涵了男性精神的终结。     

赵树理:"农民文学"作家——审美误识——从现代文学思潮史看"赵树理现象"

赵树理是鲁迅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真正传人。赵树理早期形成的以科学与民主为魂灵的现代意识和人格理想,使他终生自觉坚持人民本位的民间文化立场和现代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方向。他以极具独异风格的、现代性精神品格与民族化艺术形式完美统一的创作,书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光辉而不朽的篇章。研究“赵树理现象”对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与和谐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新国学视野下的当代地域文学

文化全球化和现代性是新国学生成的两大语境.新国学的宏阔视野,使我们在中国学术的大坐标系里,更自觉地对当代地域文学进行价值定位和身份识别,凸显其保护文学湿地的生态意义,激活其文化守成的民族意识.新国学"归宿感"的隐忧与当代地域文学的"家园"之思相契合,而浓重的家园意识注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守望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