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近三次经济过热的理论反思

1984—1994年的10年间,中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三次明显的经济过热现象.认真分析这三次经济过热的特征和发生的原因,对于强化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人文精神的三种含义及其现实意义

十几年来 ,我国学术界一直在讨论人文精神问题。讨论人文精神的学术领域最初是文学界 ,现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 ,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很多社会科学学科都已经参与进来 ,已经引起了各个方面的极大关注。这表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正在不断地深入 ,同时也表明了讨论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和复杂性。在此 ,笔者就人文精神的含义及其现实意义这个问题谈一下个人体会。一、人文精神的三种含义总的来说人文精神就是对人的关注 ,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人文精神不是一个内容单薄的孤立性概念 ,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     

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不是完全等同的三对范畴

<正> 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三对范畴,人们通常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的。笔者认为这三对范畴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完全等同。(一)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辩证的。首先,一般与个别是相互差别、相互对立的。一般是同类事物的概念,是对同类事物共同的部分、方面或本质的抽象概括,而个别是指具体的书物,它比一般更生动、更丰富。个别事物具有多方面的属性,这多方面的属性不能全部包     

产权范畴定义的哲学思考及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经济体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到既能坚持原有的根本经济制度,又能探索出一种灵活、可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行机制,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的迫切需要.有关产权制度的研究就是在这种迫切需要下蓬勃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     

学术史与思想史关系的讨论及其反思

在中国,西学东渐之前,文史不分家,做学问也不重分类,一个学者治学可能涉及诸多领域。如,梁启超自言于文史两样都有兴趣,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这种传统影响至今,很多学者涉猎仍然很广泛,如,季羡林、李锦全等一些老一辈的学者,他们都谦称自己为“杂家”。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界总是将思想史与哲学史混同起来研究,于是有上世纪80年代《哲学研究》发起的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讨论①。近十多年来,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史又纠缠在一起,于是,近些年来关于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史关系的讨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问题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整体观念为指导,各个组成部分是有机联系的,存在着"一以贯之"的理论内核。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对于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建及科学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科学发展,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实效性都具有现实意义。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及其现实意义

在科斯的许多重要思想中,引用最多却又最易产生歧义甚至误解的当数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源自科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但科斯本人并没有直接加以表述,科斯定理实际上是一些研究者对科斯有关社会成本问题的核心论述作出的概括,因而往往见仁见智,出现了多个版本,在研究中难以把握。本文试图对科斯的这一重要思想进行梳理,澄清对科斯定理的认识和理解。     

"五四"新文化人的学术建树及其局限性——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五四"一代学者与戊戌维新至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代学者相比,学问气象不如前辈学者博大,思想却要激烈得多;而无论文化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态度几乎都是同样激烈,缺乏容忍不同之见、乐闻相反之论的雅量.这很值得注意并加以反思.学风总是与国运相联系,激进的新文化人标榜科学却忽视科学精神的精髓,标榜民主却缺乏梁启超那种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卓识,给20世纪中国历史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深刻总结历史教训,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重视学风建设,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使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西方现代文化的普遍性表述与哲学反思

西方现代文化对自身的普遍主义的价值主张和宣称,是建立在其对自身文化化的普遍性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西方现代文化普遍性表述的形成和确立过程,揭示其在内在本质上是一个把自己和世界等同起来的文化概念。从而,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批判和揭示其普遍性价值主张的实质,以应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宣称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对劳动价值理论几个问题的认识及其现实意义

经营管理劳动、科学技术劳动是生产商品的总体工人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营管理劳动和科学技术劳动不仅以平均水平的耗费加入商品的价值,而且通过影响劳动效率对价值创造产生积极的作用。资本等客观生产要素也通过对劳动效率的影响对价值创造产生积极的作用。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可以为认识各类劳动和生产要素在生产力发展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奠定理论基础,保证各类劳动者和生产要素所有者得到与他们的劳动和贡献相适应的报酬;可以为认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奠定理论基础,理解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对劳动价值理论几个问题的认识及其现实意义

经营管理劳动、科学技术劳动是生产商品的总体工人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营管理劳动和科学技术劳动不仅以平均水平的耗费加入商品的价值，而且通过影响劳动效率对价值创造产生积极的作用。资本等客观生产要素也通过对劳动效率的影响对价值创造产生积极的作用。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可以为认识各类劳动和生产要素在生产力发展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奠定理论基础，保证各类劳动者和生产要素所有者得到与他们的劳动和贡献相适应的报酬；可以为认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奠定理论基础，理解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局限性

学术界关于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尚未有足够的讨论,特别是王夫之以什么样的准则批评佛教。王夫之以儒家的义利观作为批判佛教的标准,从一本万殊、实有、自然和气化的角度攻击佛教的天、性、空、兼爱和因果报应等思想。王夫之同张载一样,在批佛的过程中,对宗密攻击儒家和道家的言论予以回应。王夫之明末遗老的民族气节和华夷之辨思想,也不允许他泯除是非、空无所有,及接受佛教的思想。王夫之对一些佛教概念的误解,特别是他将佛教视为巫术和以玄学解佛的错误,乃是其批佛的局限性。     

对中国知识女性命运讨论的反思

<正> 一、问题的提出知识妇女应当以怎样的形象展示于社会?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妇女时时受到缠扰而又不得其解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着我们民族思想解放运动向纵深拓掘,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再度被提了出来,并引起了世人瞩目的争论.当然,问题的提出有着现实的原因.一方面,民族现代化的进程强烈刺激着中国知识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促使她们重新估量自己的价值,企望冲破家庭的樊篱而走向社会,追求事业的成功;另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积淀于我们民族心理深层的传统观念,在与现代文明的     

关于人学研究内在局限性的反思

我国的人学研究业已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当前的研究还依然停留在关于人学的对象、人学与哲学的关系、人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阶段、人的存在状态、人文精神等宏大问题的宏观描述上,相对缺乏理论深度和理论突破。进一步深化人学研究呼唤研究范式的变革。笔者认为,要超越传统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抽象化”误区,回归真正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在人学问题域中,首先应当始终固守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人学研究的核心价值理念,其次应当把人置于具体的实践活动和生活世界中加以理解。     

抗战时期一次关于西化问题的讨论

本世纪４０ 年代初在《今日评论》上出现了一场集中的文化建设问题的讨论, 讨论在全盘西化派与自己创造派中进行, 在时代迫切需要中国化的特殊背景下, 全盘西化论完全失去市场, 讨论很快中断。这场讨论尽管影响不大, 但具有独立性、哲学家的集中参与、误读现象严重等明显特点。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 这场讨论的中断和讨论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也还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回味和思考     

传统生产力范畴的反思与重构

建立在斯大林论述基础上的传统生产力范畴在其内涵和外延上都具有严重缺陷,其内涵和外延存在着自相矛盾,因而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我们必须紧密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立场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并根据新技术革命中日新月异发展的社会现实,对传统的生产力范畴进行重构。     

国际法基本范畴的再认识——基于系统论的反思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现有国际法体系及其运行模式已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国际法基本范畴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亦面临时代性挑战。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体系化变革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为系统论在国际法学语境下的适用奠定了基础,国际法的关联论、主体论、本体论和价值论等基本范畴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下得以重新阐释和建构。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传统国际社会基础日趋瓦解,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法范式无法在效力范围、价值取向和制度基础层面实现国际法理论系统化和实效化。作为规范主体行为的规则体系,国际法自身的效力层级以及其与国内法的复杂动态关系,也揭示了系统化的效力体系在国际法本体适用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基于系统发展的目的性,国际法价值体系的急速变迁而导致的动态失衡亟须通过系统化重构予以缓解。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尤其是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国内法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中国应当以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内法域外适用体系与方法,进而为全人类的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及其深远意义——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5周年

1978年,在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的领导和支持下,我国发生了一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不仅推倒了阻挠纠正“文化大革命”种种错误、阻挠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还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和重新确立。从而继30—5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第一次大发展之后,正式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第二次大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