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人员的话语权与程序正义——以刑罚执行变更为视角

服刑人员的话语权直接关系到罪犯人权保障机制完备与否。由于服刑人员处境的特殊性，使其难以在刑罚执行的话语世界里发出自己的声音。服刑人员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话语权的缺失，不利于程序正义的彰显。为此，通过对服刑人员话语权的现实考量，积极探寻刑罚变更执行中服刑人员话语权实现的路径，以体现程序正义的旨趣。     

刑罚人道主义探析

刑罚人道主义及其原则作为折射刑罚文明程度的尺度使刑罚越来越具有人性、仁爱的特性,并且已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它强调,犯罪人也是人,也有其尊严和独立人格,对犯罪人的任何非人待遇均是反人道的。但在中国的刑罚实践中,与刑罚人道主义原则相抵触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因此,有必要从法学研究的角度对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理念进行梳理,探讨刑罚人道主义的根本内涵和实现途径,从而推进中国的刑罚法治化进程。     

刑罚配置中经济性原则的考量与实现

刑罚如何配置方能满足经济性原则的要求一直是刑罚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与难点问题之一。刑罚配置中的经济性原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追求刑罚的轻缓,而是一个双向性的诉求,它既要求刑罚能够产生一种或多种预防犯罪的效益,又要求刑罚成本与刑罚适用程度的最小化。具体而言,就是应当尽可能地配置具有低成本性、可量度性、可逆转性的刑种,同时要求刑度配置达到一个最佳的度,实现效益最大化与成本的最小化的优化配置．     

西藏刑罚制度的变迁与刑罚理念现代化

刑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法的起源，中国古代法律“重罚而轻罪”。西藏地区早期法律作为中华法系的部分，在此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其刑事法律中罪名极少而刑罚繁多。直到民主改革后，随着刑法在西藏地区的执行，其传统的刑罚观念才逐渐走向现代化。本文从考察西藏刑罚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着手，分析了现代刑罚理念对传统刑罚观念的冲突与发展。     

刑罚的本质与国家刑罚权的根据新论

刑罚不仅是制裁犯罪的措施,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犯罪行为侵害了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国家迫不得已运用刑罚来维护国家法律制度的正常运行,并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国家正当运用刑罚权的逻辑标准是其他法律部门已不能有效调整的行为,如果不对其动用刑罚,国家法律制度就会崩溃;实践标准是社会普通民众的容忍度,即社会民众普遍感到不用刑罚调整,自己的基本权利就会受到威胁。     

论非刑罚处罚的性质

非刑罚处罚方法的性质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争论较大。目前主流的观点是认为它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本文从立法、司法、非刑罚处罚方法性质本身等多个角度论证,认为其不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而是一种由犯罪行为属性所决定的附随性后果,体现的是法律对犯罪行为追究的多重性、多层次性。     

刑罚的当代困境：表现、缘由及出路

当前我国刑罚陷入了某种困境。具体而言，其一，刑罚设置轻重失衡，名为轻重有度、宽严相济，实为多重少轻、重罚愈烈；其二，刑罚效用不当夸大，刑罚实际效用与国民心中的期待效用之间尚有距离；其三，刑罚结果信任危机，裁判结果屡遭质疑。出现如此困境的缘由在于刑罚目的混乱导致刑罚设置轻重失衡，功能不明导致刑罚效用受损，而判罚机械、说理不足导致刑罚结果难以获信。对此，应当重新明确刑罚目的；合理认识刑罚功能；以公正为价值目标，克服判罚机械、说理不足的弊病。     

我国刑罚结构之实然与应然

我国现行之刑罚结构属于重刑罚结构,这种重刑罚结构之选择,与我国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和民众的报应情感不无关系。从应然的角度出发,需要在正确认识犯罪现象的同时,辩证地分析刑罚的功效,并在准确把握世界各国刑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重新架构。重构后的我国刑罚结构,应是两极化走向,即轻轻重重,以轻为主。     

公诉分流：程序功能与刑罚目的之考察

公诉分流源起于刑事诉讼实践对司法资源紧缺的被动回应。现今，规范功能虚化、控制犯罪能力不足、实体正义缺失、自发分流尝试的期待等问题所引发的对普通程序功能局限的反思以及刑事理论、司法实践中经由非刑罚化与刑罚个别化所表征的刑罚目的转换日益凸现出来的刑罚正当性、科学性，也在不同层面上赋予了公诉分流更深刻的内涵。     

罪刑关系论域下的刑罚目的

刑罚理论是与犯罪理论紧密相连的,对刑罚的科学认识是以对犯罪的科学认识为前提并共同发展的.以对犯罪与刑罚关系的历史科学认识为依据,科学的刑罚认识应当是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的有机统一.为了控制犯罪率的上升,刑罚应当以预防犯罪为目的;为了实现刑罚的正义以及满足人们感情的需求,刑罚也应以惩罚犯罪为目的.预防犯罪是刑罚的首要目的,同时要受到惩罚犯罪目的的限制.     

刑罚轻缓化的实践范式及其价值蕴涵

刑罚轻缓化是指在刑事立法上建立轻刑化的刑罚体系,刑事司法上尽量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刑罚改革趋势.作为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的一大主题,刑罚轻缓化主要体现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三种实践范式.推行刑罚轻缓化,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彰显刑法的谦抑性价值,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同时还有利于提高犯罪人的改造质量.     

《太平经》法哲学思想研究

《太平经》从“三统”论出发，赋予道、德、仁宇宙永恒法则的义涵，为实在法确立了正当性基础；从阴阳理论和“贵生”“乐生”思想出发，指出刑罚在本质上是一种“恶”，不过基于现实的需要，刑罚的运用不可避免，关键是要遵循必要原则、罪刑相应原则以及不得连坐原则；从报应论与神判论出发，强调枉法裁判、滥施刑罚的执法者在现实社会中纵然能够逃过法律的处罚，但终究无法逃脱减寿乃至子孙遭殃的报应，而且死去以后，其亡魂仍须入土府接受阴神的审判，由此完善了正义的实现机制。《太平经》的法哲学思想带有道教教义的鲜明印记，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中国传统法思想的内蕴。     

刑罚裁量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比较与选择

刑罚的法律效果本应包含社会效果,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二者是并列关系.刑罚的法律效果不等于机械适用法定刑,而是在法定刑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刑法原则、刑法精神、刑罚目的、量刑制度等因素确定宣告刑.刑罚裁量的法律效果注重的是刑罚的法治目的、正义价值与长久效果,其实质是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以犯罪行为与行为人为中心确定刑罚的轻重;刑罚裁量的社会效果立足于刑罚的工具思想、秩序价值与当前效果,其实质是在“法律、政策、政治”的博弈中选择了“政策、政治”,在“权利、权力、利益”的权衡中倾向了“权力、利益”,在“正义、秩序、效益”的冲突中迎合了“秩序、效益”.刑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发生冲突时,选择法律效果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奴刑与太平天国刑罚

有关太平天国刑罚的主刑刑种 ,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基本沿袭了隋唐以来的五刑而形成了枷、杖、死等三个主要刑种 ,清人张德坚的《贼情汇纂》直至近人的许多论著都是这样论述的。本文依据《金陵杂记》、《天父天兄圣旨》等太平天国史料 ,分析指出 :太平天国还曾大量使用过奴刑这一刑种。奴刑的出现是太平天国领导人为完善太平天国刑罚所作的一种努力 ,它对缩小死刑范围和更准确实施太平天国刑罚有一定的作用。     

论刑罚目的理论的多元化趋向与整合范式——以当代西方研究发展为视角

当前,刑罚目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需要,更成为一种立法现实.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刑罚目的体系的重构与整合就成为了难题.现今西方已经发展出了报应限制理论、预防限制理论以及阶段区分理论等三大整合范式.面对纷繁复杂的理论争论,基于刑罚目的体系的同一性与个殊性要求,可以对刑罚目的体系尝试一种"阶段优先"的理论整合模式.以此实现多元化刑罚目的体系的内部和谐.     

论死刑适用的价值取向

正义是死刑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也是我国死刑仍然得以存在的最为坚实的价值根据;死刑还必须接受人道价值的检阅,其适用不得严重违反社会大众的基本道德感.依据等量交换的正义观,死刑只能适用于犯罪人在有预谋地杀害无过错的被害人的犯罪之中;依据等价交换的正义观,死刑也只能适用于得到社会通行价值观念支撑的与故意杀人罪最相类似的犯罪之中.正义并非永恒的价值观,但是超越正义将是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正义逐渐被人道滋润、软化,从而诞生"禁止酷刑"这样的刑罚观念.人道价值决定了死刑适用应当以死缓为原则,死刑立即执行为例外.     

我国行政刑罚机制的考察及完善

行政刑罚作为行政刑法所属的内容之一，应该归属于刑法的范畴，而不是行政法的范畴。在当前中国的行政刑罚中，行政违法行为与罪名设置的同步存在空挡，增设与行政违法行为相匹配的罪名实属必要；在先进行的刑事程序中法院已先行进行处罚后，行政机关不得再处类似的处罚；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限制甚至是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法上的制裁措施，应当可以和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等折抵。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已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目前我国正处于试点阶段,刑罚观念的落后、相关法律的缺位以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的短缺严重制约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因此,转变刑罚观念,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以及培养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是社区矫正制度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证。     

引入与调适：自然惩罚免刑规则的本土化建构

定罪免刑意味着对行为人仅宣告有罪，但并不实际予以刑罚处罚。我国定罪免刑机制适用需满足“犯罪情节轻微”且“不需要判处刑罚”，即社会危险性与人身危险性并重的条件，而双重条件的限制以及实体标准的模糊性导致实践中对个案中行为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严重后果情节认定标准不一裁判结果各异。将行为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严重后果（自然惩罚）作为刑罚宽恕事由在域外立法及司法中有较为成熟的实践，并且将之纳入定罪免刑机制具有刑事政策与刑罚理论的正当依据。自然惩罚引入定罪免刑机制的本土化建构，在实体层面上对行为人遭受的严重后果内涵予以合理界定，同时从刑度和程度方面对自然惩罚免刑规则适用进行双重制约；在程序层面上以公共利益考量划分酌定不起诉与定罪免刑判决之间界限，凸显自然惩罚免刑规则程序出罪的内在价值，从而为自然惩罚案件妥当处理提供明确指引，有效推动个案正义的实现。     

实然的刑罚目的与应然的选择

作者认为,我国实然的刑罚目的是惩罚犯罪人,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秩序;而我国刑法学上占主导地位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理论见解脱离了我国刑法实践;尽快澄清刑罚目的问题上的混乱认识已成当务之急;我国刑罚目的的应然选择是惩罚犯罪人与防卫社会免遭犯罪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