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何以共存？——基于川西S村的调查与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渠道。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和解有利于培育村社成员的集体精神、增强对集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并凝聚发展共识,从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已有研究强调,市场力量的逐步深入淡化了传统农村社区中的集体主义,瓦解了过去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生活,原子化、理性化与个体化日益发展为现代社会的主流。而村社理性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个体行动逻辑的行为方式。通过对川西S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尽管受市场经济下个体理性的渗透与浸染,村社成员之间的合作能力仍然得到了有效维系。其关键原因在于村社成员日常生活中的“强互动性”能够较好地保持集体团结,提升了个体成员对村社集体的依赖性,同时保证了村庄公共规则不被破坏。另外,返乡精英能够承接各项资源推动村庄发展,并且通过榜样示范的方式弥合迈向断裂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促进了村庄集体观念的持续发育。只有确保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动态统一,才能不断激活村社成员的内生发展动力,为推动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难点问题论析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临着理论难题:是转变土地所有制间接入市,还是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直接入市,在理论上存在针锋相对的观点主张;面临着实践难题:如何解决"入市"与征地的矛盾、与城镇化建设的矛盾,如何公平分配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应对"入市"给土地规划和监管带来的挑战。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临的难点问题多,涉及的利益矛盾多,必须审慎稳妥地探索推进。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关于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的几个问题

现代化过程是土地增值的过程,但增值收益如何分配?农民作为集体所有者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农村土地)一直是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重点,作者认为必须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民得到合理的补偿.让农民合法、合理地享有土地权益,分享城市化的红利.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对征地补偿的影响与制度改革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是我国未来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该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对征地补偿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构建相配套的征地补偿标准测算及收益分配新规则显得十分必要。研究认为,征地补偿标准应包含农地农用状态下的权利价值和农地转用下的发展权价值两部分,国家通过税收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剩余土地增值收益在集体经济组织、失地农民之间根据既定规则进行有序合理分配,同时应兼顾无地农民、农村妇女、农村大学生、农地转入方等特殊群体的利益。最后,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下征地补偿制度改革应与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关联互动,实现相关政策制度改革的同步推进与有机衔接。     

妥协机制与社会公平正义

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贫富阶层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社会不公平现象,主要是由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造成的.实现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追求的目标,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化解、缓和贫富阶层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除了政治、经济、法律等外部手段以外,妥协既是一种实现利益公平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协调与缓和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机制,并且妥协具有内部性、自愿性、低成本性和彻底性等优势.     

“三块地”改革背景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再体系化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应类型化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入市客体仅限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施主体的入市行为需符合农民集体决议程序以及国土空间规划。只能有偿出让设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并通过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抵押等方式流转。入市与征收是联动和分工的关系,若出让金数额或调节金缴纳比例与征地补偿标准保持适当平衡,征收与入市模式的差异不大。应采用“法定+意定”相结合的模式在集体内部成员之间分配土地增值收益抑或征收补偿费。宅基地使用权应坚持特殊主体居住保障的功能定位,视为法定的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土地规划的前提下,三种集体建设用地应当允许相互转化,将转权与入市两个步骤有机结合。     

论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是处理好国家、集体与农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随着各种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项目的增多 ,征地纠纷也日益增多 ,如何在征地过程中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如何解决被征地后农民的失地又失业问题 ,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经营式动员:土地增值收益实现的策略与机制——来自南县的经验调查

土地增值收益在中国地方政府城镇化过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有研究解释了土地增值收益问题的来源,但是对于土地增值收益的实现过程及其机制却鲜有关注,而这正是地方政府运行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以南县20多年来土地增值收益的实现过程为个案,深入细致地描述了南县土地增值收益的实现过程,并分析了这一过程的运行机制.通过研究发现,发展型地方政府在遭遇资源瓶颈的背景下,采用经营式动员的策略,通过对村庄精英的行政化改造,以资产增值作为经营式动员的主要内容,使得村庄内的各利益主体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进而实现土地收益的不断增值.     

可持续生计视域下的被征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

1978-2008年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催生了8300万被征地农民,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随之显性化.当前以货币为主的征地补偿因无法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存问题而被看作是缺乏经济效用的补偿,部分被征地农民近期生存有忧、长远生计更无从谈起,部分被征地农民近期生存无忧、但远期生存有虑,总之,他们的长远生计无保障.就业是重建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唯一路径,也是其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本研究将被征地农民分为失地失业的大龄、女性农民,失地失业的青年农民、失地失业的富农三个类别,分析了失地后其所面临的失业、贫困风险,并基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探讨了三类群体可行的就业路径.     

阶层分化下的失地农民风险研究

我国农民群体内部存在着深刻的分化,按照不同群体对土地的不同依赖度可以将农民分为四个阶层,土地对这四个阶层具有不同的意义,在被征地后各个阶层在风险承担上的差异也很大,农民失地风险正按照财富和个人行动的路径向农民中的弱势阶层集中,现有的土地征用制度尚不能很好地起到引导风险合理分担的作用,因此必须对现有制度进行调整,以帮助弱势阶层增强抗风险性。     

现阶段中国征地矛盾的特征、趋势与对策

现阶段中国征地矛盾主要类型有程序违法型、干部贪占型、相对剥夺型和内部利益分配不均型,呈现出征地矛盾手段的强制性、发生形式的集体化、博弈策略的复杂化、矛盾抗争的"事后维权"以及强度的刚性等特征。未来的征地矛盾将在区域差异、征地手段、政策体系以及征地次生矛盾等方面有所发展或弱化。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解征地矛盾的对策。     

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双规则及相关主体行为分析

农地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的过程中由于自然、人工和制度等原因产生增值。以原用途和年产值为核心制定的征地补偿方式分配征地增值收益的"显"分配规则在实践中的可执行性和公正性受到质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被征地农民、村委会以及土地使用者等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增值收益的分配,在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下,形成了扭曲增值收益分配的"潜"规则,刺激了利益相关者对土地增值收益的非理性追逐。但是"潜"规则背离了社会公正与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必须在不同层面对"显"规则进行系统设计,以缩小或杜绝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潜"规则。     

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关注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 ,大量耕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由于行政占用的征地制度缺陷和征地补偿分配中监督缺席等问题 ,导致部分农民陷于失地、失业、难创业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 :改革现行征地制度 ,建立征地保障机制 ,因地制宜、多形式、多渠道的为失地农民提供长期稳定的生活基础 ,以实现让农民公平地分享城市化发展的社会成果。     

共享发展理念下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研究

我国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存在比例不合理、土地价值不能充分实现、管制过度造成效率损失、土地发展权缺失、农民土地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分配观念偏差等问题。共享发展理念与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需要以共享发展理念指导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树立"涨价归民、地利共享"的观念,合理设计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分配机制;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赋予农民家庭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证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法律体系,依法保障农民和农村集体等产权主体的土地增值收益。     

论征地制度的系统性改革与突破

随着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度推进.在现有的征地制度、政府财政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安排下,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生财的行为不仅使得失地农民基本财产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来看,要允许失地农民分享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成果,而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让失地农民能够分享部分土地增值收益.但是,既有的征地体制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未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显然,征地制度改革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性制度改革.而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以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为征地权行使的原则.定义公共利益边界、限定征地范围,逐步实现以市场价值为依据的补偿机制.     

现代企业制度绩效的社会学批判的批判

现代企业制度绩效的社会学批判,并不否定现代企业制度能够实现最大化的绩效。然而,社会学所设计的用于实现绩效最大化的方案在实践中并不奏效。这是因为,企业是一种规范个体行动的集体制度,它内含个体行动与集体目标之间的矛盾,尽管企业试图通过各种规章制度把个体目标下的个体行动汇聚到集体目标之下,但个体目标与集体目标并不必然相同,其结果可能是个体的自主性因遭到压制而降低企业的效率。现代企业制度缺失集体主义的情景,致使员工的个体目标与企业的集体目标相异,无法使个体行动成为集体性的个体行动。只有建构出现代企业制度所缺失的“集体主义”,才能够真正超越现代企业制度的绩效困境。     

城市扩展加快背景下的征地制度改革

现行的项目征地模式导致城中村和城市建设秩序混乱,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使政府取得土地增值收益的正当性受到质疑.长期未能解决的土地征收社会问题与土地征收制度本身的法律冲突相关.为顺应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城市规划区内无需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对公益性用地需进行宽泛解释.为克服项目征地的缺陷,我们需积极推进成片征收,但"同地同价"补偿绝非按出让价补偿,需要建立土地资源利益还原社会制度.     

城市化过程中对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再思考

征地制度、培训制度和保障制度等制度上的不足,以及征地使用效率低,就业贡献率不足;城市基础设施发育不良,影响投资增长;工业发展短视、就业容量受限;失地农民就业观念陈腐,劳动素质和技能偏低等具体因素,使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就业面临严峻的形势。本文从整改集体经济,改善失地农民的就业环境;建立和完善农民“失地失业”和“安置就业”并举机制;大力发展街道服务业,开创就业机会;健全转型农民保障体制,解决失地农民后顾之忧;大力发展城郊劳动密集型企业,吸收失地农民就业等五个方面探讨了化解失地农民就业矛盾的对策。     

贫富差距与当代中国阶层关系

调整阶层关系是新时期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是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增加了调整这一关系的难度,并在利益差别的基础上形成了四对显性社会矛盾和三对隐性社会矛盾。四对显性矛盾是：各高收入阶层与各低收入阶层的矛盾、各高收入阶层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各低低入阶层中的部分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某些低收入阶层之间的矛盾。三对隐性矛盾是：社会经济利益差别与政治一体化之间的矛盾、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对现行体制和政策满意程度之间的矛盾、精神文明建设与贫富差距造成的观念情感"壁垒"之间的矛盾。目前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实现,都包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之中,因此要在现代化和改革的旗帜下建立各阶层巩固的政治联盟。同时,解决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必须有新的思路,即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要采用过渡性的方法;对于新型社会矛盾要采用新的方法;对于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要超前探讨解决的思路和对策。     

关于集体主义价值原则的思考

集体主义是区别于抽象的整体主义和片面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原则。它在与非集体主义的矛盾关系中获得规定性,也在与非集体主义的对比中显现出自己的特征。它作为价值原则,是由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目的价值与手段价值的矛盾、可能价值与现实价值的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只有在理论上辩证地看待集体主义,才能在现实中坚持集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