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律实证主义对自然法观念的接受——以制度法律理论为例

现代法律实证主义理论认为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的二元对立并没有揭示任何重要的真理。现代法律实证主义已经放弃了传统法律实证主义的拒绝价值、拒绝正义的僵硬立场,而是选择了接受现代自然法的合理因素。制度法律理论是现代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一种。这一理论对现代自然法观念的接受从法律实证主义这一方面体现了当代自然法和实证法的融合的趋势。     

法律理论流派

法律理论一词与“法理学”、“法哲学”广泛通用。法律理论历史的特点就是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的长期对立,在英美国家更是如此。一、法律实证主义它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其重点在于确认和适用作为社会事实的法律     

法律实证主义与法哲学的安乐死

法律实证主义有其自身的悖论。它批判了自然法传统中法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以自己的方式拒斥了传统的法的形而上学,并促使了法律的客观化和精确化。但是,它的理论基础和目标诉求是可疑的,并与自然法学说一样仍然分享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种种前提,也导致了法的绝对技术理性化以及权力与法、法律与法一体化的后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治建设在吸取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成就的同时,要尽力避免其可能导致的"法哲学的安乐死"倾向。     

法律思想的现代性转折——对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再考察

现代性的出现构成了对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颠覆性转折,法律思想领域现代性转折即体现为自然法的衰落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兴起,其中代表性的思想家为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二战之后出现了新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的论争,但这并不能改变法律思想的现代性特征。     

论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研究进路的融通可能性

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是西方法理学研究中两种典型的研究进路,这两种进路在深层次上是具有相互融通的可能性的。自然法为法律的终极合法性提供了一个解释模型,而法律实证主义者则有意回避了基本规范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然导致对自然法的肯定。正是对法律终极合法性的追问使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这两种研究进路的融通变成可能。     

马克思历史科学视域中法律阐释的双重超越

马克思对法律阐释的原则是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这关乎西方法哲学传统中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无休止的论争。自然法持有"法律因正义而生"的论点,要求从道德意义理解法及"普世性"的诉求遭到了批判;而法律实证主义则认为"因命令而制定法律",将事实与道德性二元分离,试图否定最高"价值"维度来创建法律科学,则造成了陷入经验主义的危险。这两种理解均是误解马克思与法律关系的理论根源。当我们借助马克思历史科学的视角便可以看到,马克思既通过揭示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颠覆了法律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思维,又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瓦解了自然法的"抽象的形而上学",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法哲学的"双重超越",建构了通达"正义的生活秩序"的现实路径。     

霍布斯的法律实证思想分析

英国启蒙时代哲学家霍布斯在法律思想领域与洛克及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共同开创了理性自然法的新时代。他的法律思想除了包含自然法的因子外,也具有近代法律实证主义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与其坚持绝对主权的政治观点紧密相连。     

“恶法亦法”命题的两面性分析

基于简单化理解,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始终饱受误解和质疑。与自然法相比,法律实证主义关注的重心发生了“位移”：前者关注的是法律“是”什么的定义问题,而后者关注的是法的实效层面的对策、策略问题。通过对“恶法非法”及与之关联的“恶法亦法”命题的分析,指出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都具有两面性,二者的差别应当在认识论、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而不应简单理解为本体论上的对立。就此来说,法律实证主义的考虑可能更为周全、稳妥。     

法律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论特色

文章讨论了当代西方法律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特点。在简要介绍从孔德的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到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之后，重点分析了纯粹法学的演变、与新康德主义的直接联系及其代表人物凯尔森对法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贡献，并讨论了哈特分析法学的主要方法论特色，指出法律实证主义在区别事实与价值、实在法与自然法或正义理论、法律研究对象是作为法律事实的规范以及逻辑形式分析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及其对东方社会立法和法学变革的启发意义。     

论黑格尔和德沃金法理学思想的相似性——兼论两者法理学思想的定位

黑格尔和德沃金是西方法理学领域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虽然他们处于不同的法律体系之下,也不是同一时代的法理学家,但是他们的法理学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他们的法理学理论在自然法方面是很相似的;同时,他们的法理学理论也都体现了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因此,本文认为,德沃金与黑格尔的法理学理论在定位上是介乎于自然法理论和实证主义理论之间的一种法理学理论.     

关于法人人格及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探讨

伴随我国法人制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法人人格及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理论探讨也逐步展开.法人人格的界定、评价是理论前提,探讨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构成要件、特征及其在我国的适用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文本中“法的原则”条款的设置论析

法的原则条款一般规定在法的总则中,构成了该法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基本准则或原理的条款.它的价值在于确保法的规则的正当性、指导法律解释、判断法律冲突以及进行法律的漏洞补充；其设定依据不仅在于它所调整的对象的性质与种类,而且要求与宪法的原则与规定为基础.法的原则条款在司法适用过程中须严格遵守一定的条件与程序,即在规则不能的情况下,通过将法的原则具体化而引申为能够裁判案件的具体规则.我国法的原则条款设置在结构技术以及语言表达技术上需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设计婴儿"的法律思考

"设计婴儿"是指通过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对胚胎进行筛选,挑选出合适的胚胎植入母体孕育出生的婴儿."设计婴儿"技术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但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巨大威胁."设计婴儿"引发了巨大的伦理争议,也对于法律提出了挑战."设计婴儿"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值得探讨,比较合理的做法应当是有条件的许可.     

“疑难案件”之法理蕴含

司法实践以及法学研究过程中,“疑难案件”一词,经常被法律人所使用,但其内涵没有经过深入的剖析和严格的界定。要明了其真实涵义,需从二个方面入手,一是对其语义进行分析,二是对其理论争议史进行必要的梳理。通过语义的检视以及理论史的梳理,司法实务人员以及法学研究者对其涵义的理解可能有所区别。要确实把握“疑难案件”的真实内涵,就必须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多层次、多角度地去解读其蕴含。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法律逻辑视阈下的“禁止”和“允许”

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来看,“‘不禁止P’等于‘允许P”’不能证明“不禁止的即等于允许的”。“不禁止的即等于允许的”涉及的是全部行为（P和非P）,而“‘不禁止P’等于‘允许P”’只涉及部分行为（P）,非P中存在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必然不是法律禁止的,但也不能逻辑地推出就是法律允许的。     

“三个至上”与社会主义法治观

2007年岁末,胡锦涛总书记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政法机关应当坚持"三个至上"."三个至上"究其实质来说,是对社会主义法治观内涵的深刻揭示,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法治观与其他非社会主义法治观的本质区别,进一步重申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正当性基础和制度目标,有利于广大法律工作者树立辩证统一、统筹兼顾的法治观念,扎扎实实地在本质岗位上解决各种具体法律问题,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服务.     

法律文书主旨要素分解论

一般认为,法律文书主旨包含写作目的与中心思想两方面内容。但写作目的与中心思想的确立是一个前后相继的思想过程,它们的形成源自截然不同的思想活动;而且,写作目的与中心思想对于法律文书写作分别有着相关而又各自独立的意义,因此,应破除主旨的概念,让写作目的与中心思想获得独立的要素地位。     

论CEPA的法律性质

2003年6月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签署了“CEPA”。CEPA的签署既有国际法依据又有国内法基础。它是一个主权国家内两个行政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安排,又是两个WTO成员之间签署的经济合作协议。对CEPA的性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国国内的经贸安排,而是带有国际经济合作特征的自由贸易协议。     

法律解释的"正确性"何在?——当代中国法律解释学的境遇之一

当代西方的法律解释学者放弃了对法律解释正确性的追求,认为所有的解释都是基于不同的理解.这对法治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立论.不管法律解释有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正确理解,对一个维护法治的法律人来说,起码在姿态上应该追求正确的解释.虽然正确解释的立论已经被哲学的实质主义所解构,但是从逻辑上说,一般性的法律可以作为解释是否正确的标准.解释结果的合法性、客观性以及有效性,是法律解释者应当坚持的原则,这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