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修辞与“中道”思想

"中道"思想是汉民族文化和儒家道德智慧的精髓。在儒家文化影响和制约下,汉语修辞始终浸透着浓厚的"中道"思想和"中道"价值观念。儒家的"中道"思想、"中和"审美观念和"温柔敦厚"的诗教,无不深刻影响着汉语修辞。分析和研究"中和"审美及"温柔敦厚"诗教在汉语修辞中的表现,探究其对汉语修辞的影响,对当代汉语修辞学研究和新的修辞理念的塑造,构建和谐语言关系,意义重大。     

简析李光地的诗学思想

清人李光地不仅为理学名臣,也是卓有建树的诗歌理论家.在他看来,诗文全关气运、诗贵含蓄蕴藉、诗以道性情、温柔敦厚为诗之教、作诗应从摹仿人手和作诗如做人.他对诗文的论述在逢迎康熙“文治”需要的基础上,继承了儒家“诗言志”、“修辞立其诚”、“温柔敦厚”和“知人论世”等古老诗学话语.这些思想虽非李光地首创,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直接影响了康熙文艺政策的制订和文学观念的形成,为奠定康乾盛世的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姚培谦诗教刍议

姚培谦一生尊奉程朱理学, 与当时的理学名家多有往来, 与诗教论的倡导者沈德潜过从甚密, 思想上互有激荡。其所生活的时代, 于有清三百年间最为鼎盛, 文化昌隆, 理学独尊, 诗教振兴。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姚培谦论诗积极主张诗教。他通过著诗话、编诗选等行为表明了自己的诗学态度, 即愿意同官方思想及主流话语保持一致, 提倡温柔敦厚和清真雅正的诗风。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价值取向的一种典型。     

形成中国古典诗歌含蓄美的文化机制

中国古典诗歌,向以含蓄为尚。这自有其审美心理之必然,亦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本文试图从儒家诗教、道家哲学、史学传统等三方面,探讨形成中国古典诗歌含蓄美的文化机制。先看儒家诗教的影响《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就是被几千年来的文人所遵奉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简简单单四个字,凝聚着极为丰寓的内涵。所谓“温柔”,前人训为“颜色温润”(孔颖达),“宽缓和柔”(《尔雅释诂疏》);所谓“柔”,前人训为     

论《毛诗正义》的“诗教”理论

《毛诗正义》广泛继承了先秦两汉的“诗教”思想,并对毛诗派的教化理论做了进一步的严密化和体系化。它将《诗经》视为以教化的积渐为主线、按教化展开的顺序精心编排的体现教化之道的书;认为《诗经》是教百姓“礼义”、传播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载体;揭示出诗教和乐教发生的机制就是“移人性情”,诗教、乐教归本于情教;诗教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民性情中和、温柔敦厚。《毛诗正义》对“诗教”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引入了“性情说”,从形而上探讨了教化发生作用的根本原理,这也是理论体系深化的标志性成果。     

《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的渊源关系

汉代的诗学,基本上是《诗经》学,而《毛诗序》就是汉代《诗》学的纲领与津梁。“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毛诗序》融合以后,“四始”、“六义”,“美刺”、“比兴”,“风雅正变”,“吟咏情性”,“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等重要的诗学范畴,形成了汉代《诗》学的体系,并对汉以后的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刘勰的诗乐观与《乐记》和《汉书·礼乐志》的关系紧密。受《毛诗序》的影响,刘勰弘扬了“四始”、“六义”。在美刺比兴方面,刘勰发展了《毛诗序》及汉儒各家对比兴的解释。另外,《文心雕龙》还继承和发展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沈德潜选诗：选本的定位及其价值生成

沈德潜对《唐诗别裁集》等选本有明确的定位：确定经典作品、作家,为＂初学者＂、＂学诗者＂提供最佳的范本。从这种定位出发,沈德潜一方面坚持中国主流的诗学传统,确立了＂温柔敦厚＂的选诗标准,强调诗具有教化作用;另一方面,在选诗实践中,沈德潜又对＂温柔敦厚＂进行改造,使之由伦理原则转换为选诗原则,为此,沈德潜有意弱化＂温柔敦厚＂包含的政治、道德内涵,他反对将文学与政治、＂诗教＂与＂政教＂混为一谈,也反对以＂人品＂代替＂诗品＂。沈德潜编定的系列诗歌选本强调诗的社会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总结并完善了中国传统主流诗学,对后世的文学史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诗教生成的礼乐政治背景

儒家诗教以它凸显政治教化、强调"温柔敦厚"的风格影响着后世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对其被长久奉行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的论文尚不多见。拟从礼乐政治与《诗》的关系,"为政以德"的儒家政治诉求对诗教的需求,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教的影响,士大夫政治使得儒学、进而儒家诗教的长期奉行成为可能等方面来分析儒家诗教历代承传的原因,并强调要正确认识儒家诗教及其影响。     

时调与中国六句体诗歌形式的渊源关系

时调与中国古代六句体诗在形式上存在着极为相似的特征,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影响关系。事实上时调产生的前后,六句体诗歌的创作在朝鲜相当活跃,时调作者也创作六句体诗或以六句体诗翻译时调,这证明在时调的形成过程之中接受了中国古代六句体诗歌的形式因素。     

御选唐诗与清代文治

“御选”是清代独有的诗文选现象,御选唐诗与清廷的文治思想以及尊唐思潮密切相关。它以清真雅正的诗风、温柔敦厚的诗教引导社会文化的方向,以唐诗的盛世之音渲染清代治世的清明景象,逐渐消解了文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较好地实现了文治。上有所倡,下必从之,御选唐诗所倡导的诗风也就成为诗坛普遍的崇尚。     

沈德潜编诗的“忠孝”色彩

清沈德潜作为乾隆在诗坛的代言人,其编选的诗集有着浓厚的忠孝色彩。他以编诗为重振诗教的途径,并以事父事君为旨归,要求诗歌行文立言,温柔敦厚。尤以杜甫为最高审美准则,鼓吹忠孝。     

师心一片慈为先——浅谈徐特立的“诗教”艺术

徐特立在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校长期间,继承和发扬中国的"诗教"传统,对学生进行温柔敦厚的"诗教"。其内容主要涉及励志、养德、强体等方面;其艺术特色表现为:风格朴素自然,清新平实;语言明白如话,平易晓畅;感情真挚诚恳,以情动人。徐特立的"诗教",于字里行间流露为师者的一片慈心,其中蕴含的诗教艺术与教育情怀,对于当前学校教育仍具有借鉴意义。     

文化视角:朝鲜时调的建构原理之思考

时调,是朝鲜民族古典诗歌的一种体式。作为定型诗歌,它或以三联六句十二音步的格律,或以三联散文律,含蓄蕴藉地传述民族的情致与时代精神。这样的时调究竟开创于何时见?有人认为,早在朝鲜的三国时代之前就已问世的国风,便是其雏型。(1)有人则认为,不论是时调还是乡歌,都派生于三联六句的民谣,而且曾存于当时。(2)这两种立论,由于缺乏历史资料作佐证,可告性相当微弱。朝鲜民族的学术界历来公认之说乃是:时调是高丽末期的士大夫们创立的一种理胜于情的诗歌形式,在高丽末期之前便已有了雏型。看来,时调这一诗体,最少也已问世达七百多年,而且至今仍在风行与发展,堪称朝鲜民族最古老的一种固有的诗歌形式。那么,作为一种定型     

“诗”与“仁”——论孔子诗教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教是对周人诗教的哲学变革。孔子诗教以“礼义”为选取标准,以“兴观群怨”为思想结构,获得了“仁”之本质规定。孔子诗教推行对话式、兴发式教学方式,兴发式是师生共同对道德精神的召唤,对话式是师生平等主体与思想者之间的对话。孔子诗教确立了“思无邪”的价值准则,旨在培养“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诗”与“礼”“乐”共同实现孔子儒学的道德理想。此即孔子诗教的哲学意义。     

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女性意识

女性不仅受到人们的赞美和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美学还渗透着强烈的女性意识，本文从其心理机制：文人士大夫的恋女情结；诗教理论：“温柔敦厚”的诗教、审美主客体的女性色彩；外在表现：阴柔之美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其深受道禅影响的哲学根基。     

论元散曲的冷峻风格

本文认为冷峻是元代士大夫抒写压抑怨怒情怀与批判社会黑暗的散曲作品的主要艺术风格，它表现了迥异于传统诗教的温柔敦厚的另一种艺术精神与审美特征。其主要特点是外旷达而内怨怒的情感内容，严厉而冷静的思想性格，以及深刻辛辣的批判态度；而讽刺则是其最主要的艺术手法。     

君子之道的仁义抱负与文教起点——试论介于质教与文教之间的儒家诗教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成就文质彬彬君子品格的文教道路,介于文教与质教之间的诗教,既是言语之教,也是性情之教,是涵养文质彬彬的君子品格的关键环节。朱子对诗教之"兴"的解释偏重诗教的性情、道德效用,是从质教的角度解释"兴",而汉儒则关注诗教的言语、政教意义,偏重文教。从"兴"的本义看,诗教的兴是一种起而承负的势态,具有兴发仁心襄成礼乐的内在方向,学诗之兴指向"仁以为己任"的弘大抱负,又涵括"引譬连类"的言语方式,方不失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宗旨。     

叶嘉莹先生的诗教特色

中华诗教可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春秋至两汉是前一阶段,从魏晋至今是后一阶段。前一阶段是站在用诗的角度,以《诗三百》作为言志、悟理的媒介,产生了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教和汉儒温柔敦厚的诗教。后一阶段是站在作诗、评诗的角度,而以诗歌的创作、评赏以及诗歌审美理论的探索,也就是以文人诗的传统为诗教。叶嘉莹先生将一生奉献给中国古典诗词,无论在诗词的创作、评赏以及审美理论探索各方面,都取得惊人的成就,故其诗教的性质,似应属第二阶段,即文人诗传统的诗教才是。然而先生的诗教内涵并不以此为限,而是也斟酌吸收了前一阶段汉儒伦理教化的诗教,并且既凸显又深化孔子诗教中"兴"的作用,从孔子侧重于作人、悟理方面的"兴",深入到情意领域的兴发感动之力与美。因此先生的诗教特色,是从孔子的"兴观群怨"提炼出诗歌中兴发感动生生不已生命力量,作为其诗教的核心,并以诗歌的创作、评赏以及美学理论的探索为其诗教展演的舞台,可说是前后两阶段诗教的集大成者。     

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性情之正”说

真德秀的《诗经》评点,以"性情之正"为价值核心,这种文学观渊源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和"重质轻文"的文学功用理论,对南宋末年的文学产生了影响。     

冯溥与康熙诗坛风尚的变迁——以己未博学鸿儒科后的万柳堂雅集为观照

清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考试后,冯溥以万柳堂为载体,以宴饮雅集为形式,倡导“宗唐”的“盛世清音”创作,借由诗坛唱和整饬和引导康熙诗坛的走向.在冯溥的积极干预下,“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念复归,清雅平和的诗风重新占据了主流,“盛世文治”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