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都市回族婚姻家庭变迁研究——对北京三个回族大家庭的调查

以北京三个回族大家庭为典型个案,将辛亥革命以来近百年划分为四个时期,以这四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为背景,分别考察了各个时期北京不同职业的回族人家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从婚姻中的民族因素、婚姻形式、家庭类型、居住形式、家庭内部各种关系的变化等方面,具体反映都市回族在择偶观、婚姻习俗、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并分析探讨了都市回族婚姻家庭发生变化的因为.从透视回族现代婚姻家庭的走向,探讨回族发展变化的轨迹,反映回族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民族婚姻立法初探--兼评《婚姻法》第50条

民族婚姻是我国婚姻家庭制度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如何处理民族婚姻问题历来为我国婚姻立法所重视。但从理论上对民族婚姻立法展开研究者甚少 ,笔者试图通过对我国民族婚姻立法的法理学基础、历史沿革、具体变通内容的探讨 ,就民族婚姻立法现状发表一隅之见。     

新疆哈萨克族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民族特点及制度变迁

哈萨克民族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经历了从传统社会的习惯法到现代社会制定法逐渐变化的过程,其内容涉及婚姻和家庭的诸多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宗教特点。了解哈萨克族传统婚姻家庭制度,有利于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结合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特点,更好地贯彻现行的婚姻家庭制度,这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创建和谐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西南民族地区的居住模式与婚姻、家庭的变迁

本文分析了我国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的居住模式及其变迁过程,认为各民族的居住模式与其婚姻、家庭形态的关系密不可分,各民族的居住习俗和住宅布局,是对其婚姻、家庭关系最形象的诠释,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反映.     

裕固族解放前的婚俗

裕固族是祖国大家庭中有着独特习俗的一个少数民族,而婚姻习俗更是特别。解放前的婚姻习俗,保存了一些较为古老的婚姻形态。一个民族现存的婚姻形态,按恩格斯的记法,是一块活的“社会化石”,调查和研究这些遗留的婚姻习俗,对于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社会形态,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根据自己的调查所得和前人的调查资料,对裕固族解放前尚遗留的婚姻习俗作初步的探讨。     

清末民初东北地区满族婚俗特征

婚姻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基本形式,东北地区的婚俗文化呈现出东北地方特色和民族特征,在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各民族婚姻习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同于旧礼的婚姻形式,其中以满族的婚姻习俗最具有代表性,本文以满族的传统婚礼为基础,阐述清末民初东北地区满族的婚俗特征。     

传承、变化与顺应:彝族婚姻家庭的现状及法律调适——兼论凉山彝族自治州施行婚姻法《补充规定》的完善

民族习惯法作为与国家制定法并存的法律现象,在彝族婚姻家庭生活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此现象的视而不见或者一味强求法制的统一均不现实,也不利于彝族婚姻家庭制度的法律调适.1983年<凉山彝族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颁布距今已有20余年,在维护国家法律权威、改变传统婚姻陋习方面富有实效,不过,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融等诸多因素均使得该补充规定所依据的"本地区婚姻家庭具体情况"发生了足以引起立法者重视的变化.顺应这种变化并对相关<补充规定>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进一步完善,实属必要.     

羌族婚姻习惯法的变迁及其法律调适——兼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施行婚姻法《补充规定》的完善

羌族婚姻习惯法作为不同于国家制定法的另一种文化现象,在羌族婚姻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处理好婚姻法与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的关系,我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结合当地少数民族的婚姻传统习俗,于1983年制定了施行婚姻法的<补充规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法制宣传的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习俗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与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婚姻法补充规定也面临着根据婚姻法和民族自治地方情况的发展变化进行修改,予以完善的必要.     

对回汉婚姻家庭的思考

回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分布特点,使回族成为全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中国西北是回族的主要聚居区,随着时代发展回族与各民族之间的相处与了解日益增加,随之有了回族与各族之间的通婚,尤其是与汉族之间的通婚。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充满了特殊性,主要是充满了与伊斯兰教有关的生活习俗方面的问题。文章对回汉婚姻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生活中的问题做了初步分析,以期为回汉婚姻和谐有所裨益。     

当代凉山彝族婚姻家庭的特点和趋势

当代凉山彝族婚姻家庭继承了家支外婚和姨表不婚的制度 ,同时 ,残存着民族内婚和等级内婚、父权家长制及包办买卖婚姻等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 ,凉山彝族的婚姻家庭将向民族外婚和等级外婚、父权家长制衰落和两性权利渐趋平等、自由婚姻成为主流的趋势发展。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