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叙事诗人物作用分析

人物串联故事,并引导情节的展开.唐代叙事诗中人物的作用主要有"角色"、"行动元"、"角色兼行动元"三种.作为角色的人物分观念型和特征型;作为行动元的人物分生活展示者和事件见证者;作为角色兼行动元的人物则往往发生在自传性叙事中,叙述人既在诗内又在诗外,容易引起读者误读.     

由先秦至唐代：汉语叙事诗之成熟

中国汉语诗坛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经典性“史诗” ,但是诞生了“诗史”。从《诗经》到两汉乐府 ,到中晚唐诗篇 ,中国古代叙事诗发展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显现了夺目的光彩。唐代叙事诗 ,是中国汉语叙事诗成熟的标志 ;对它做重点研究 ,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诗界“抒情”和“叙事”之双峰 ,更深刻地理解艰难时事怎样造就一代诗豪 ,更准确地检测诗人的才力和魄力。     

唐代送别诗的自然意象

中国古代诗歌长于将具体物象上升而人格化为某种较为固定的审美意象,这在唐代的送别诗中尤其明显,唐代送别诗中的青草、白云、明月、雨珠等自然意象,被诗人人格化后而具有了与送别相关的文化内涵.青草萋萋满别情,白云飘飘寓离思,明月浩浩如离心,雨珠滴滴似离愁,物我融为一体,提升了送别诗的深厚韵味和丰富蕴含.     

唐代音乐诗综论

唐代诗人对音乐艺术的关注与参与,其中一个重要方式即是创作了大量的歌咏音乐的诗篇。音乐诗是唐诗的一个分类,它所显现的多种文化内涵与审美属性是其它类别诗不可替代的。通过对唐代音乐诗的创作实践与文化蕴含的观照,可以获得音乐诗在文学史、文化史演进过程中的独特文化价值,及其值得后人思考的若干文化启示     

白居易长篇叙事诗的造型艺术

在我国百花争艳、春色满园的古代诗苑里，汉民族的叙事诗相对地说来远不如抒情诗发达，然而却仍是一技璀璨夺目的奇葩。汉民族的叙事诗发端于《诗经》，成熟于汉末无名氏的创作；《焦仲卿妻》及稍后的北朝《木兰诗》是其标志。而高度繁荣于中唐文人的叙事诗创作，白居易又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白居易一生创作了不少优秀的叙事篇。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又最足以体现白居易叙事诗的光辉成就。叙事诗常以其鲜明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及其展现出的一幅整体性的社会生活横断面的图画而引人注目。典型人物形象的造型是叙事诗的主…     

唐代广西送别诗初探

唐代与广西有关的送别诗,就目前文献所见有46首.这些送别诗的内容可分为多种类型,写作模式既遵循"三部式"的一般模式,又有例外.诗中体现了或浓或淡的地域文化色彩,这与当时出现的记录意识有关.     

从唐代茶诗看茶艺的审美情趣

现代社会中,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愈益密切,茶文化的影响愈益深远,茶文化的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如果我们以美学作为切入点,综合运用茶学、诗学、美学等知识,以诸多优美的唐代茶诗为研究材料,解析诗中所体现的饮茶的自然环境、使用的器具、冲泡程式等,则可以发现,饮茶不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而且是一种艺术和精神美的享受.深入研究唐代茶诗,便于我们把握唐代茶艺审美情趣的奥妙所在,丰富茶诗美学研究.     

中国现代叙事诗写作的史诗化与现代化追寻

中国诗歌“抒情独大”,致使叙事诗不发达;但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急切期盼与实际行动中,中国现代诗人创作新型中华民族史诗的热望和尝试从未停歇。先后出现了晚清客观写实性的“时事诗”和“杂事诗”之类的“诗史”式写作,20世纪20年代以历史和神话为题材的长诗史诗化写作,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和左翼诗人的呐喊型叙事诗写作、民族主义诗人的颓废型叙事诗写作和现代主义诗人的歌咏型叙事诗写作,以及40年代庄严的“民族革命的史诗”写作。其史诗化和现代化互为表里、彼此阐发,共同谱写出中国现代叙事诗多声部的华彩乐章,积淀了丰厚的中国现代叙事诗传统。     

中唐叙事诗繁荣之原因

中唐的叙事诗之所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具体有以下几方面:多“事”时代催生多“事”之诗;时代风尚与社会心理的推动;文学各体的交互影响;追索“本事”的内在需求。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唐代宫廷游戏中女性的男性气质——以王建宫词为中心

本文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从两首王建宫词的文本阐释出发,围绕着两首表现唐代宫廷游戏的宫词展开论述.以史证诗,订正宫词版本的正误;以诗证史,揭示出唐代宫廷游戏所具有的反串性质.通过诗史的互证,阐明这两首宫词的本义,凸现唐代宫廷文化与世俗风尚走向的内在联系.     

唐代宫中的竞渡游戏——以王建宫词为中心

本文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从两首王建宫词的文本阐释出发,围绕着这两首表现唐代宫廷游戏的宫词展开论述,以史证诗,订正宫词版本的正误;以诗证史,揭示出唐代宫廷游戏所具有的反串性质.通过诗史的互证,阐明这两首宫词的本义,凸现唐代宫廷文化与世俗风尚走向的内在联系.     

唐诗与音乐双生双美

唐诗不仅是以绘声传达音乐之美,而且唐诗的语言文字本身就蕴含着“音乐”,这是唐诗的魅力所在。诗中有乐、乐中有诗、乐入唐诗是唐诗一大特色。唐代诗人把大自然的音乐之美、空灵之美,作为诗歌创作艺术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审美境界是唐代诗人普遍的、自觉的追求,这也是当时诗作高下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唐诗所蕴含的这种音乐美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诗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思潮的转型

李白与杜甫的诗风绝然相反.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巨大变异,不仅仅是诗人个性与个人风格的差异,这是唐代诗歌主潮的变化,更是由深刻的文化思潮嬗变所引起的,是盛唐浪漫诗风向转折时期的现实写实诗风的嬗变,是唐代前期的理想主义文化思潮向后期现实主义文化思潮转型在诗歌领域的体现.     

建国前中国现代叙事诗研究综论

中国现代叙事诗研究是在译介西方叙事诗和文体理论,整理、重估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上起步的,体现着与叙事诗创作一致的现实精神和现代意识,并在相当程度上对叙事诗的创作发展起着导向和纠偏的作用,为建国后的叙事诗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见解和史料。     

再论《西洲曲》第三者代言的叙事特征

《西洲曲》在体裁上具备了叙事诗的主要特征,是一首以叙事为主兼有抒情的叙事诗;篇章风格上,此诗是对内容相关联的民间乐府诗的加工和再创造;叙述方式上,此诗采用第三者代言的叙述角度,能多角度多侧面地刻画人物形象。因此,《西洲曲》是一首经过文人加工改造的从第三者角度叙述代言的叙事性乐府诗。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再创造。它的艺术魅力是勿庸置疑的。     

驱疫与救治：唐诗中的疾疫书写

唐代疾疫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激发了唐代诗人的创作欲望,也丰富了唐代诗歌创作题材与内容。唐诗中的疾疫书写为了解唐代疾疫与医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史料,而通过探讨唐诗中的疾疫书写,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唐代社会和唐人生活状态、身心状况及其与唐代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唐代疾疫诗不仅表现了唐人与疾疫斗争过程中的强烈生命意识,以及疾疫所带来的心态之变化,诗中所写唐人疫病防治观念与巫医并举的措施,也体现了唐代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唐代疫鬼思想观念下的驱疫活动、医学发展背景下的医疗措施,以及文人学医、种药和馈赠医药等行为,共同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特殊而鲜活的唐代社会生活画卷,为全面了解唐代历史文化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试论《诗经》叙事诗的小说因素

《诗经》中的诗 ,特别是“十五国风”中的诗 ,虽大多是抒情诗 ,但已出现了一些有情节、有人物 ,具有浓厚故事性色彩的叙事诗。即使是一些抒情诗 ,有的也含有简单的情节和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 ,有含蓄优美的景物描写 ,显示出人物的鲜明形象。这些诗歌都包含有丰富的小说因素     

论韩愈、柳宗元传记文的生命力

韩愈、柳宗元同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同是当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对唐代的传记文学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相比而言,韩愈的碑志传记在数量质量上超过柳宗元,而柳宗元带有政论性的传记文较多于韩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传记文多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这与其作品强调安定的社会环境,重视悲剧人物的人格价值,肯定下层人物的品格和技能,以及艺术上的创新分不开.     

唐代通俗诗研究

本文对以王梵志诗和寒山诗为代表的唐代通俗诗进行了综合性的考查。作者认为,唐代通俗诗从封建社会既定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的边缘和缝隙中分化出来,与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传统文人诗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对抗,试图以说教的形式教导民众、拯救现世。唐代通俗诗虽然采取并归属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它通过对人生的说明和求解脱途径的独特探索,暴露了佛教思想固有的内在矛盾,并以“生不如死”、“死而平等”的“骇俗”观,体现了当时下层人民最普遍的人生感受。唐代通俗诗摒弃了诗歌传统创作规范,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反修辞美学,它主要采用佛教语汇和社会俗语,把生活话语和艺术话语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从而对佛教说理诗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其“象喻”的说理形式对王维、白居易以及宋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