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建康比丘尼参政现象探析

比丘尼参与政治活动是佛教史、妇女史上既特殊又重要的历史现象,它表现了这一时期妇女的解放和自主精神,同时也是佛教深入中国社会的标志.本文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回顾分析了六朝时期建康比丘尼僧团参与政治活动的不同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建康比丘尼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卷入政治斗争中,不仅影响了政教关系的格局,对隋唐时期比丘尼的活动和戒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转轮王到顶轮王——佛教轮王思想盛行的政治因素剖析

佛教中的轮王思想源远流长,影响很大。小乘佛教中的转轮王被塑造成护持佛教的世间统治者,突出其政治性的一面;大乘佛教中,转轮王变成佛法践行者,最终成为佛教神祇,强调其宗教性;密教中的顶轮王则既是统治者,又是佛教神灵,融合了政治性和宗教性。这三个阶段呈现出正、反、合的逻辑演进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对政教关系的不断调整,反映出佛教的政治理想和理想政治。轮王思想的传播客观上为佛教的发展赢得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而统治者也利用其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武则天利用轮王思想为称帝制造舆论的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略谈初期净土大师及净土宗的形成

本文介绍了佛教中净土宗的形成过程,认为慧远与净土宗的形成没有什么关系,昙鸾才是中国净土宗的真正创始人。在净土宗的发展中,道绰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庐山慧远信仰西方净土的原因探究

东晋高僧道安信仰弥勒净土,而其弟子庐山慧远却信仰了西方净土。论文从慧远的佛教活动的性质、政治态度、经历和性格志趣,以及他对禅法的自觉探求和思想上深信无常说、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说等方面,分析了慧远信仰西方净土的原因。     

宗炳与谢灵运:从佛学到山水美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绘画和诗歌领域,山水作为创作题材,成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山水审美成为主要审美意识。宗炳的《画山水序》是第一篇山水画论,在美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谢灵运是山水诗的代表人物,其山水诗作体现了具有时代色彩的山水审美范式。宗炳和谢灵运又都是修养精深的佛教徒,都有影响广泛的佛学论著。宗炳和谢灵运都和当时著名佛教领袖慧远有很深的关系,并且师事慧远。慧远作为"神不灭"论的代表人物,对宗炳和谢灵运都有颇深的影响。慧远所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本身就是山水审美的典范之作。宗炳山水画论中的"山水有灵"观念及谢灵运的"顿悟"都与佛教有深刻的联系。宗炳与谢灵运从慧远那里汲取了"神不灭"或"得性体极"的佛学观念,并在山水审美方面有了独具创造的发展。     

天台宗的现象即本质说——“诸法即实相”论述评

诸法实相论是大乘佛教的理论核心，天台宗人进一步提出诸法即实相论，强调现象与本质、事物与真理相即不离的思想。文章全面地分析了实相的三层意义、基本内容与表述特点，并着重揭示诸法即实相命题的思想要点：现象与本质圆融、心即实相与不可思议境界。最后，通过体与用、理与事、权与实、俗与中、一与多的对应范畴关系，论述了诸法即实相论     

隋炀帝与茅山宗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说：“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不能无所干涉。山中国古代政教关系有其特殊性,然而无论其特殊,就政治方面而言,则“统治者必须是争取政治支持的人,这是他与被统治者在社会意义上的根本区别”②;而宗教界的领袖及其相应的文化精英,“对于致力于使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及其象征保持一致性的执政精英来说,他们是重要的潜在盟友”③,由此,中国古代之政教“不能无所干涉”而必有其相须相资之关系史。隋炀帝杨广与道教茅山宗的关系,首先而且最终都是政治的,相互权力的让渡亦是以封建政治的纽结…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发展与衰亡

政教合一制度是宗教和政治结合最密切的一种政权体制，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政教合一制度，以其组织系统之完备，统治时间之长久而著称。关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学界众说纷经，莫衷一是，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宗教反映一定阶级的政治，在西藏，佛教从它刚传入起，就是同当时的政治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宗教利用政权维护神权，政权利用神权强化统治，政教两权相互利用，就是政教合一制度。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当政教二者的首领都是一个人时，才是政教合一”。笔者认为，所谓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就是政教二权合而为一，这种制度有一个重要特征…     

陶渊明与东晋佛教

陶渊明与东晋佛教卫绍生陶渊明生活于晋宋之交。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佛教颇为兴盛。与陶渊明的隐居地近在咫尺的庐山，则是江南佛教界的中心。有道高僧慧远居于庐山东林寺，讲经授徒，创建白莲社，开创了莲宗一派，成为东晋后期佛教界无可争议的领袖。在他的旗号下...     

明代的治藏政策对纳西族和藏族上层之间关系的影响

明代的纳西族木氏土司曾用军事力量占领了滇、川、藏的一些藏区。明王朝的治藏政治制度和方法，是影响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对所占领的藏区治理方略的重要因素，纳西族与藏族上层之间的关系与明王朝对藏族上层和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政治态度有密切的关系。木氏土司根据藏区的政治特点，不断加强同藏区政教上层人士的交往。建立与藏传佛教上层的密切关系，借助藏族佛教上层人物的力量治理所占领的藏区。而纳藏两族上层和民众在长期的交往中，极大地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谈解放后内蒙古喇嘛教制度的改革

喇嘛教之与蒙古族发生关系,始于13世纪初。当时成吉思汗因政治上的需要,曾与西藏萨迦寺大喇嘛贡成宁博有书信往来,但这种关系因为当时的种种原因没有进一步发展。喇嘛教在蒙古开始传播,则在元朝。元宪宗蒙哥于1253年派军队进入西藏,结束西藏四百来年的混乱状态,统一了西藏地区,将其纳入大元帝国的版图。元朝统一中国后,忽必烈为便于统治西藏,封萨迦派八思巴为“国师”,使之掌握西藏地方的最高政教权力,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从此开端。继之,忽必烈又命八思巴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加封“大宝法王”,死后赐     

试析朱元璋二重性佛教政策的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年于应天即帝位,面对元末以来的乱局,朱元璋采取“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政策维系统治。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像三武一宗那样排斥佛教,而是采取既提倡保护又整顿利用的二重性佛教政策,一方面是基于佛教的衍生性政治价值,其中又掺杂了他个人特殊的佛教情感,从而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佛教本身二重性的负面趋向不利于其维护统治,从而他对佛教施以整顿。     

论隋唐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

佛教、道教势力的扩展使两晋南北历代政府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行政管理,由教团自治到选任高僧大德为官,至隋炀帝时实行了对宗教事务的统一管理。但唐朝政教关系复杂,佛道争宠及帝王的偏好和权力斗争使宗教事务分隶多个政府部门,权力意志可随意改变部门的领属关系,既不合行政原则,又直接导致了管理的混乱。中晚唐宗教事务管理权竟落到宦官势力之手,是政府全面腐败的一个缩影。     

正确处理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工作是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中既独立运行,又紧密联系的两方面系统工作。认真分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工作的区别及联系,正确理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既独立又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创新性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最大限度调动广大职工在生产经营中的自觉性,形成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工作良性互动格局,推进现代化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稳步、协调、快速发展。     

性相融通理论内涵之演变

性相融通在佛学史上存在两种类型:一是指存在性(存在的真实性)与存在(作为幻想的经验现象界)之间的相即关系;再就是指存在依据(存在的实体)与存在之间的融通关系.文章从印度中观、唯识学到中国华严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角度,论述性相关系从存在性和存在间的相即到存在依据与存在间的融通方向的转变,从而揭示了中国华严学与印度中观和唯识性相观念与思想主旨的不同,并指出由中观、唯识与华严宗规定的性相融通观影响了后人,特别是宋明时期佛教性宗和相宗调和与融通的方向.     

蒙古统治罗斯初期政教关系的变化

蒙古的入侵和统治使罗斯的政教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蒙古入侵之初,其暴行使得东正教会与封建王公同仇敌忾;蒙古在罗斯确立统治后,加强对教会的利诱,教会转而与蒙古统治者建立联盟,同时教会利用蒙古、封建王公发展自身势力,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慧远佛学的"寂智论"

早期中土佛教的一个常见主题是禅智并重,慧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寂智"论,这亦是其整体"法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佛学观."寂以行智"是慧远寂智范畴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命题,寂与智的对应可视为实修中的禅定与观照中的了达智慧之对应.慧远的理念是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因而,"寂智"论中一个极有意义的概念是"照",照是般若智的直观之运用,它是一种整体直观或直接体认佛法的智"用";故慧远倡言"禅智之要",亦是"照寂之谓",并得出了"照不离寂,寂不离照"的结论.当禅借助般若智达到"寂"的极致境界,智"照"的功用与视域亦得到扩展,最终,"寂以行智"亦即获得佛教中了达的真实智慧之路.作为对般若种智寂(虚)而能照(观)的一种理论解说,虚寂而能"圆照",照寂相济论实际上就是慧远独特的"寂智"观的基本内涵.总体上看,慧远的"寂智论",是基于其自身学养而使佛学契合于中国人根器的一个思想中介.     

宗炳和净土宗师慧远交游考

一般认为,在山水画家宗炳和净土宗师慧远的交往中,宗炳只一次上庐山拜见慧远,宗炳也不在“十八贤”之中。近考《江西通志》发现,宗炳可能两次上庐山礼佛,而且位列十八贤之中,并认为宗炳第二次上庐山的目的,是和慧远法师探讨用“儒佛调和”的方法维护佛教之“文义”。     

绝地天通与中国政教结构的开端

五帝时代之所以作为中国史的开端,乃是基于如下的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教形态在五帝时代业已开端.它体现在帝与群神的二层级的政治构造上面;这一构造对应于三代王制中的天子与诸侯的共治结构;而在天下型国家成立之后,这一构造又变易为圣与王、君子与君主的共治结构,构成了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教形态的典范.帝与群神的分工,导致了对民的统治被架置在文化上而不是狭义的政治上,初步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教将政治镶嵌在文化中的基本精神.     

语义无定与索引表征——与西方相对照的佛教语言哲学

佛教语言皆为传达第一义而施设,这决定了佛教所采用的一切语言在本质上都是"假名"施设的东西。语言的世俗意义不是第一义,但却是佛教达到其目标不可或缺的手段。西方哲学和佛教对语言的不同态度根源于它们对各自知识对象的不同理解。佛教强调语言文字和意义之间的不确定性。对语言和意义之间"不定"关系的这种理解,使佛教对语言表现出既充分肯定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又反对执著语言、"堕于文字"的辩证态度。佛教与西方语言哲学的比较,在"辨同异,别共殊"的同时,更多的是起到对双方使用的哲学语言进行梳理和澄清的作用,这种梳理和澄清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对语言的理解不同所造成的误用,另一方面可以为双方进行更深层次的比较提供元哲学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