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

本文试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 ,探讨economy (economics)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 ,并探究“经济”一词的本原与蜕变 ,以及这个译名最终得以确立的可能的原因。笔者认为 ,“经济”作为一个宽泛概念对应西方现代economy概念是“言之有理”的 ;而且 ,它在词源上与西方经济概念的重要成分相去不远。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 ,“经济”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 ,它既包容了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的含义 ,又顾及西方 1 9世纪下半叶开始时行的politicaleconomy的简略用法 :economy。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稳增长的路径选择

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当前增速出现明显放缓趋势,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成因在于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力消耗殆尽,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形成接续。未来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思路是从关注数量增加的“高速”增长转向质量型“中速”发展。路径选择是调整经济结构,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鼓励创新驱动;缓解短期内经济周期波动,避免中等国家“收入陷阱”困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互动机理与中国表现

“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可实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也能够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契机,进而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样本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主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指标体系的探究

在“两个根本性转变”过程中,我国各省市都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和方法。在实践中我们认为,建立一套适合衡量大中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指标体系的确定既应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又应符合我国的国情,提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判定标准。 目前世界上对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定量分析,比较认同的有五类指标:①GDP增长率、人均GDP。②经济结构(主要包括三次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③投入产出效益(生产要素的总投入与GDP总产出之比)。④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东数西算”驱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对策

当下,发展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已成为地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虽在数字化浪潮下取得一定发展,但与东中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东数西算”工程的实施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新契机。西部有承接“东数西算”工程的资源禀赋优势,同时也正在形成有利于数字产业发展的政策洼地。“东数西算”工程开启了东西部之间以数据产业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转移,该产业转移具有必然性、差异性和联动性。“东数西算”工程能催生大数据平台企业增加,带动数据产业发展,赋能产业结构升级,在驱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面有投资的直接效应、生产要素组合变更的微观效应和优化国民经济运行动态平衡的宏观效应三重价值。今后,西部地区应立足基础层、联动层、培育层、融合层、素养层五个方面深挖数据产业发展红利,培育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开辟西部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     

高校“三进”工作中的“两课”教师因素分析

“两课”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即“三进”工作 )的主渠道 ,“两课”教师在“三进”工作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此 ,我们应认真分析影响“两课”教师的师德因素和业务因素 ,积极探讨提高“两课”教师素质的有效途径     

坚持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来理解和把握“讲政治”

我们应坚持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来理解和把握“讲政治”。政治与经济水乳交融 ,难分难解。政治离不开经济 ,经济也离不开政治 ;政治之中有经济 ,经济之中亦有政治 ;政治是经济的政治 ,经济是政治的经济。但并不是说政治就等于经济工作。如果我们以“讲政治”冲击和影响了正常的经济工作 ,这恰恰违背了我们“讲政治”的真正用意。就现阶段中国具体的情况而言 ,政治是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我们必须在“讲政治”的同时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坚持党的“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国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这决定了我们“讲政治” ,只能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 ,只能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和经济建设中 ,坚持政治是灵魂、是大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科学地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还应准确地把握政治作用的“度”。     

中国经济转型期“丰裕中贫困”的成因与治理

中国自经济转型以来,社会生活水平总体上由温饱跨入小康。而体制运行惯性和转型催生的贫富差距勾勒出了凯恩斯所描绘的“丰裕中贫困”。我们所面临的“丰裕中贫困”和凯恩斯的界定有本质之别,它更多地是由传统体制及其运行惯性引发,同时被经济增长过程放大。对其治理的政策设计应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转型制度供给主体的作用,进而减少经济转型的压力并使其顺利推进。     

我国经济增长与现代经济增长的比较

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三高”和“三性”。“三高”，即高经济增长率，高结构变动率，高经济效率；“三性”，即时代创新性，增长持续性。产品与要素的国际流动性。我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刚刚起步，它受到了资本规模、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演化的制约。我国应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努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外向化，使我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再上一个新台阶。     

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波动率缓和、经济增长收敛与经济长波态势

经济“大缓和”、“大波动”、增长型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收敛是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然而,鲜有研究将这些概念彼此联系、相互统一并给出逻辑性解析。在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典型化事实梳理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增长型长波这一重要的经济概念。研究发现:“大缓和”和“大波动”都是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必要形态,它们的平顺交替是增长型经济周期连续出现的前提;而正是连续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出现才能促成经济长波;通常,在发展中国家追求赶超的道路上,经济长波的出现是最理想的增长路径,长波的前期对应着经济增长“绝对收敛”,中期对应着经济增长“条件收敛”、而后期则对应着经济增长“集团收敛”;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中高收入集团”,这与首轮增长型长波的成功实现密不可分;而中国新一轮增长型长波的理想形态则是以“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为起点,长期围绕中高速趋势盘桓,这是中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亦是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百年中国梦的经济保障。     

经济增长、经济差距与粤琼经济合作

海南自建省以来,粤琼经济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通过建立模拟系统发现,海南经济发展对广东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粤琼经济存在不平等关系,分别处于经济发展的中心与外围。海南要打破这种格局,创建强调自己特色的产品,把海南建成一个中国联系世界、世界联系中国的纽带和窗口,要把海南建成中国乃至世界休闲旅游的中心和旅游消费的乐园。海南实现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对广东经济的一大贡献,在粤琼经济合作中,海南更重要的是采取措施、实现海南自身经济的长足发展。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关系,要尽可能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要在引导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时候,优先考虑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有助于加快城市化建设的项目。     

从正面解读经济危机的经济成长价值

社会各界的人们几乎都对危机保持敌视的态度,长期而过分看重经济危机的负面效应,从而否定经济危机对经济成长的诸多发展价值,这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事实上,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成长的基本常态,因而具有诸多的正面意义:经济危机内在地蕴含了市场经济的成长机遇,是市场经济成长的一个自动修复过程,具有优化稀缺资源配置的重大功效,是人力资本的强制性定期更新,是市场经济内生的人口约束力量,经济危机强制性贯彻权利与责任对称原则,是市场经济"成长的烦恼"。     

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一五”纲要》),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中国经济经过2003～2005年跃进式发展后,需要适当放缓增长速度,并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1.适当放     

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

在内生产业结构模型基础上建立一个Ramsey问题模型,研究政府发展战略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且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而升级。政府偏离要素禀赋结构优先发展重工业,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经济发展的低效。所以,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产业结构升级,而是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适当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其有效性也受到要素禀赋结构的制约,且应尽可能是整体性、宏观性和跨行业的。     

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

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消费需求提供的市场空间,能从需求、供给两方面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同时,消费需求的波动又是经济周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滞缓因素。对消费需求的调控也是一个重要的反周期手段。保持消费需求于适当的规模和适当的增长速度,是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的重要途径。     

对中国经济增长中制度机理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数据研究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制度水平与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紧密相关,并发现制度因素能够解释经济产出绝对水平的差异,但不能解释经济产出的增长率的差异。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两个假说,一是制度改良的边际报酬是递增的,二是一次性提高制度水平具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     

社会科学与经济增长

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变量,而社会科学通过扩展制度选择集合、优化制度目标设计、提高制度供给能力和降低制度创新成本成为影响制度变迁的不可替代的因素.应当把社会科学作为国家的重要资源来开发.     

新资源因素与现代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生产可能性曲线这一经济分析工具将组织制度、知识技能和金融体系等现代经济增长因素纳入经济资源的范畴 ,从而使得“经济资源”的概念有了演绎属性的逻辑界定。根据这种新的经济资源观 ,本文对组织制度、知识技能、金融体系等新资源因素的特点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进行了分析 ,并且依据这些分析对我国新世纪资源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一点看法。     

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20多年来中国的GDP每年以9%左右的速度递增，这种高速增长举世瞩目。对经济增长理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以及理论界围绕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最新争论进行了综述，并在此提出管窥之见。     

经济增长与税费政策调整

扩大税基,稳定税源,对我国现行税制结构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是当前保证税收收入稳定增长的必要措施,也是促进我国经济稳步增长的有效途径。我国现行税制及与之相关的税费政策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必须对之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