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哲学上值得注意的三种倾向

近几年在哲学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值得注意的三种倾向。 第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化的倾向。有些哲学研究者,步法兰克弗学派的后尘、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核心问题”,并试图构造人道主义的哲学体系,用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的主要根据和手法是:把马克思早期著作,尤其是《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尚存     

斯多葛派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

斯多葛派哲学不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糅合在一起的折衷主义,也不是多种哲学观点简单拼凑的杂拌,其哲学的性质是泛神论形式下的唯物主义,哲学方法是理性主义的方法.它崇尚理性和理性的作用,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老子哲学的唯心倾向

现在人把老子五千言当作一个人的著作,并且以为就是礼记曾子问篇所说的,“孔子问礼子老聃”,那位老子所写的东西。我认为这样说法是有很大的问题,恐怕距离事实太远。这里面的理由,我以前在“老子考”里已经提得很多;现在还要按照这一方向,加以补充。至于和孔子同时,是     

湛若水哲学的二元论倾向

<正>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官历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为明代重要哲学家。湛若水著述颇丰,主要有《春秋正传》、《格物通》,《文集》,后人总辑为《甘泉全集》。 湛若水哲学受其师陈献章心学的影响,又接受了张载的“气”论,表现为二元论的世界观。湛若水哲学的二元论倾向与同时代的心学大师王守仁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一方面,由于湛若水哲学中的心学思想与王守仁相同,因此湛、王二-人“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别湛甘泉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     

康生和所谓“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所谓“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即所谓“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斗争,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斗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四人帮”、康生一伙鼓噪得震耳欲聋。然而,这三次所谓“原则性的大斗争”究竞是什么人定的性呢?它的内幕又怎样呢?对于这一点,不用说广大群众不了解,就是当时或后来参与过这些“斗争”的绝大多数同志也未必清楚。大量的事实说明,把建国以来哲学界的几次学术争论(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公开争论过)定性为“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的,不是别人,是康生,把杨献珍同志以及一大批哲学工作者乃至无辜的青年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不是别人,也是康生;在“十年动乱”期间,利用     

论康德哲学的人本主义倾向

康德哲学向来是西方哲学研究中的“显学”。我们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获得了许多新见解,尽管如此,我们对康德哲学的认识从根本上还未突破“认识论”的框架,即把康德哲学“认识论化”了。诚然,康德研究认识论问题曾写下《纯粹理性批判》,但《纯粹理性批判》却只是康德哲学的“导论”,更何况《纯粹理性批判》不仅仅是一部认识论著作。其实,人是什么？这一斯芬克斯之迷才是康德一生渴求解决的主题。康德对这一哲学主题解答就是重建形而上学即人的科学。康德的意图并非人们理解的那样,在认识论领域实现哥白尼式的革命。当把康德哲学“认识论…     

结构主义的方法及其哲学倾向

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试图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象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     

评萨特文学的哲学倾向

萨特的文学作品,一度蜚声于二次大战后的资本主义文坛,近几年来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影响。但究竟应如何看待萨特的文学,则褒贬不一,大相径庭。 法国评论家莫罗亚在《评萨特》中说:“萨特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其次才是小说家。他的长、短篇小说、戏剧,都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体现。正是他的哲学思想吸引了他的同时代的人。把哲学和文学联系起来的念头,造就他成为一个名人”。这是正确的论断。可以说,萨特的文学是一种哲学文学。     

上海炼钢战线上的红旗竞赛

上海市冶金工业局下属各厂有平炉炼钢、转炉炼钢、轧钢、铸钢、铸铁、耐火材料及电解钢等专业生产。一九五七年及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曾有过轧钢、铸造两个工种的厂际竞赛。其竞赛条件,都是些技术经济指标,没有政治指标,竞赛条件,也不交群众讨论。并且半年度检查评比一次,每次检查评比都碰到不少困难。首先是有些单位把这项工作当做额外负担,工作颇难推动。其次是有些锦标主义倾向,评比时争执不下,面红耳赤。当然,这种竞赛缺乏必要的政治思想和群众基础。因而,体现出来的是:工作费力、效果不大。今年来,上海钢铁工业在伟大的整风、双反运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形势下,特别是在党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再论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吴江同志《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文商榷之二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从总的方面讨论了吴江同志《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以下简称《两条战线》)一文中的主要命题——“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指出了这个命题在理论上的错误;同时论证了“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命题的正确性,现在,我们将继续分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分析一下吴江同志关于“反对机械唯物论”的论述在理论上的错误以及它为何不符合实际情况,从而进一步证明“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这个命题根本站不住脚;另一方面,分析一下吴江同志由于“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     

论哲学的“科学化”倾向

自近代具体科学出现以来，具体科学的影响日益渗透到人类思想和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西方哲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不能不深深地烙上这种时代的印记。从一开始，面对具体科学一日千里的加速性发展，西方哲学便不可避免地陷入窘境之中，如海德格尔深刻指出的：“从那时起，‘哲学’经常处于窘境，无法在‘诸科学’面前为它自己的存在自圆其说”（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因此，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场哲学危机的结果，这场危机的核心，就是哲学首先要在“诸科学”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当具体科学取代了…     

论中国传统哲学直觉性思维倾向

<正> 在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断言,中国先哲的思维方法的根本倾向是直觉性的,有的学者则相反,认为以逻辑性为主。这两种说法,大都限于作一个简单的结论而缺乏详尽的论证,未能完全令人信服。我认为,与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分析不同,中国的先哲更强调直觉,其思维方法具有鲜明的、普遍的直觉性特征。但这不是说中国人没有逻辑思维,而是说,这种逻辑思维在表现形式上,或是因为逻辑方式不可能把握对象世界,故而强调直觉的必然性;或是以逻辑方式始,终而归之为直觉。     

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直到黑格尔,贯穿着一条“逻各斯主义”的传统,体现出对语言及其逻辑关系的高度重视(“逻各斯”一词的本义即是语言、话语);相形之下,中国古代哲学却一开始就采取了蔑视和放弃语言本身的态度,从未把语言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中介,更不是将语言本身及其逻辑当作本体和客观规律。这一方面使中国哲学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使这些因素停留在原始朴素的水平,无法上升到辩证逻辑的高度。本文想就与此相关的几个最重要的中国哲学范畴对此作一点分析。     

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一场新的激烈的论战,这就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这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辩证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论战的双方阵线分明,针锋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梅洛-庞蒂哲学中的诗意之思或非哲学倾向

梅洛-庞蒂哲学源于胡塞尔哲学理想的创造性修正。面对哲学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双重危机冲击的状况,梅洛-庞蒂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把现象学引向诗意之思,从而引发了哲学与非哲学、哲学与艺术的密切关系。这种艺术性的指向在早期思想中只有辅助性的价值,而在后期存在论建构中则是不可或缺的。最终说来,这种指向导致梅洛-庞蒂哲学成为一种感性的哲学,一种感性的诗学。     

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当前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专政的一个关键。”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正确认识和处理呢?我认为有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必须注意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既要反对“左”的思想,又要反对右的思想。这条历史经验,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论戴震哲学中道德的知识化倾向

戴震在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表现了与传统儒学不同的思维路向。他以将道德知识化的方式处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 ,以期排除理学因忽视知识而产生的道德危机 ,实现原始儒学所倡导的“仁且智”的理想。在他看来 ,知识不仅为道德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提供了保障 ,而且构成了道德的实质内容。他在扬弃知识的外在性的同时 ,还讨论了化解认识事物之理与追求道德之善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方法。     

试论爱因斯坦和玻尔科学论战的哲学倾向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在本世纪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和玻尔(1885——1962)之间关于量子力学解释问题的争论,是纯科学性质的争论,往往忽视,甚至否定它的哲学内容。过去,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也有人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把他们之间的争论斥之为“唯心论的经验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在互相攻讦”(《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第3期),把现代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和它的哲学概括,完全对立起来。因此,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这场科学论战的历史经验,探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同哲学的关系,为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这是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应当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仅就爱因斯坦和玻尔三次论战的科学内容,探讨他们的哲学倾向,抛砖引玉,求教于大家。     

哲学的迷惘——评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倾向

如果不抱偏见,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我国近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大量有见地、高水平的论著相继问世,许多反映时代水平、有说服力的新思想、新观点不断涌现,但是,毋庸讳言,在哲学日趋繁荣的背后,也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有人在强调人、强调主体、强调实践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忘记或忽略了它们的制约因素,以致于把人看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把主体看成了凌驾于客体之上的主宰,把实践看成了与物质相对立的本体。可以说,近年来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就是围绕着这个“三位一体”的线索展开的,人、主体、实践成了哲学研究的主旋律。笔者认为,在这些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产生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使哲学陷入了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