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浒传》与“招安”的再认识

招安是《水浒》的重要情节之一,它与《水浒》有着不可分割的情缘。金圣叹曾对《水浒》进行了腰斩,使之成了“断尾巴的蜻蜒”。但仍然消除不了招安的遗迹。招安又是表现主题的关键,因为它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爱情情感。因此,它构成了评价《水浒》的关键。本文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和历史统一的文艺批评的原则,考查一下《水浒》招安之说的由来;招安政策在宋元社会所起的作用;招安情节在《水浒》中的美学价值,提出了招安有“理”的观点。和这观点相关的,又得出了征辽、平方腊是梁山英雄的功绩的结论。可能谬误流传,愿就正于学者与读者。     

也论《水浒》中的“招安”

《水浒》问世以来,“招安”问题时有争论。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招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认为《水浒》中的“招安”基本上是真实的,是宋江思想局限性的反映。本人赞同这一看法,但觉得言意未尽,故写出下面这些,以求教于大家。一、从宋江所处的环境看,宋江是被“逼上梁山”的,又是被“逼下梁山”的——“招安”是真实的。提到“招安”,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宋江。宋江是“招安”路线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几经周折,他和众好汉走上梁山,最终又走下梁山。     

也谈《水浒》的“路线”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五年八月关于《水浒》的谈话中说过“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一句。这里说的“修正主义”,是指宋江“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使梁山泊这支队伍“让人招安了”。“四人帮”借此大做文章,硬要把毛泽东同志使用“修正主义”这个词的本来意义加以引伸发挥,拿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路线斗争往《水浒》上套,将梁山集团一刀劈成两半,杜撰出一幅所谓“路线斗争”的图画来。     

“民族意识论”掩盖不住投降派的嘴脸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然而,《水浒》自明代成书迄今的数百年里,大量的评论却把《水浒》捧为“农民革命的史诗”,把宋江吹成“农民革命的英雄”。他们一条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宋江是在外族侵略的情况下”,出于“民族意识”而招安的,所以“宋江受招安,有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①那么,宋江受招安到底是不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保护人民利益?对此。让我们借助《水浒》这部反面     

对宋江“忠义”与不忠不义行为之心理剖析

一提起宋江,人们自然会想起他的“山东及时雨”“孝义黑三郎”等绰号;想到那个义释过晁盖、令天下英雄望风归顺、带领一百单八将在水泊梁山呼风唤雨的英雄寨主;想到那个一心想招安、招安后又四处奔波、没得善终的屈死的冤魂。然而,再一次读完《水浒传》,掩卷而思,又使人对宋江的“忠义”产生了怀疑:作者为这部书定名为《忠义水浒传》,难道真是为了宣扬宋江等人的忠义之举吗?宋江也真的象他自己所剖白的那样;“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肯朝廷负     

“tong”字音义再“探源”

读罢《渭南师专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3期刊登的王永红同志《“tong”音义探源》一文，感触颇深。作者处处留心。勤于思索，于人们司空见惯中发现问题，探究溯源，刨根问底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然而笔者在翻检有关辞书后，又觉对“tong”字的音义，应再进行一番“探源”。     

絞杀农民起义的反革命策略——评《水浒》中的“招安”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水浒》出现在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封建社会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的时期,它大肆宣扬“招安好”、“投降好”,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总结了历代封建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经验,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而抛出的绞杀农民起义的     

“普及”与“提高”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艺运动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文艺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原则,尤其是《讲话》中在回答文艺如何为广大群众服务时谈到的“普及”与“提高”这一文艺思想,对我们当前以至今后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普及”与“提高”,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如果要使文艺真正为人民服务就必须首先努力于普及,因为“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提高”就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     

評“投降有理”论——批判《水浒》研究中关于招安问题的几种观点

《水浒》的要害是投降。“《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如何评价“受招安”,即向地主阶级专政的总代表——皇帝投降的问题,长期以来是《水浒》研究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早在一九二九年,鲁迅先生就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远的不说,解放     

再谈鲁迅的“杂文”概念

《锦州师院学报》(哲社版)一九八一年第四期,有宋学知同志大作《“鲁迅杂文”各称考》,多处涉及到我的短文《谈谈鲁迅的“杂文”概念》(载《华中师院学报》1980年第二期)。为了使讨论进一步展开,我愿意再谈几点想法与宋同志商榷。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鲁迅杂文的教学问题。什么是“杂文”,什么是“鲁迅杂文”,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呢?言人人殊,实在不好把握。自己从事教学工作,接触到更多的资料和实际之后,觉得问题更为突出。不解决这个问题,鲁迅杂文的教学,尤其是关于其艺术形式的教学是很难深入的。因此,便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写成了《谈谈鲁迅的“杂文”概念》一文。     

论“黑旋风”李逵

《水浒》一书,在极力美化投降派宋江,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同时,对反招安、反投降的革命派代表人物李逵,肆意加以歪曲和丑化,并以此来反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正确性”、“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作者的用心是极其险恶的。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李逵这个被《水浒》作者横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冯根福同志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出版的《未定稿》,1989年第6期发表了冯根福同志写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专题论文。文章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本人实在不敢苟同,特撰此文与冯根福同志商榷。     

“白日”与“白首”孰是?

前不久,笔者在偶然的机会中读到陈丽琳同志的一篇短文:题曰:“白日”与“白首”孰好?”(载《南充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读后颇感其说难信,所以,改易其题,以抒己说,并向陈丽琳同志及读者请教。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声韵”与“音韵”

“声韵”与“音韵”究竟有何不同?这是青年同志常爱提出的问题。 “音者,声与韵相合之谓。”这是语音学的解释。远的不说,清初以来,顾炎武有《音学五书》,     

孔子“思无邪”新探

本文从历史和文字学的角度论证与考释了孔子“思无邪”的原意,认为“思无邪”之“思”为语辞,而“无邪”还是《诗·鲁颂·马冂口》的“无边”之义,“思无邪”应是指《诗经》内容广阔无边,包罗万象的意思。而把论《诗经》内容的丰富之意附会成孔子的论诗标准,实在是一种尊孔心态的扭曲与历史的误会     

《水浒》究竟做的什么文章——与《<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兼说“起义说”与“市民说”》的作者商榷

李庆西同志的《<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兼说“起义说”与“市民说”》(《文学评论》1986年第三期,以下简称《辨略》)一文,提出了对《水浒》主题认识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关系到对一部古典名著认识价值的评价,今天继续进行探讨确实显得很有必要。不过,《辨略》一文在具体论证某些观点的过程中,对与已相悖的意见予以全盘否定,笔者实在难以苟同。现仅就其中涉及的“起义说”问题,略陈已见,以就教于李君及方家、读者。一、难道《水浒》不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教科书”吗? 《辨略》的作者认为“‘起义说’如今大势不妙”。理由之一便是:“梁山好汉中间,真正农民出身者甚少”,由于这种人物布局,证明“《水浒》一书并未意识到农民问题”,所以不能说《水浒》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教科书”。     

浅谈“同志”

早在我国古代“,同志”二字就作为一个高尚的名词来称呼志趣相同的人。春秋时期,左丘明就对“同志”一词下了定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东汉人郑玄更明确地说:“同志就是朋友。”《后汉书·刘陶传》中也用了“所与交友,必也同志”这个说法。到了近代,“同志”成为同一政     

“五四”运动应否包括新文化运动

<正> 李泽厚同志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说:“‘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就这个说法,他加了一段注释:“关于‘五四’运动应否包括新文化运动,历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赞扬学生爱国运动而反对新文化运动(如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有人则反之,认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来说,实在是一个挫折’(胡适,见周扬山     

释“尼田”——与张政烺同志商榷

一《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刊张政烺同志《甲骨文“肖”和“肖田”》一文,对甲骨文“(?)”进行了考释。文章说旧版《甲骨文编》的编者不识“?弊?归进附录,新版《甲骨文编》收入了正编,释为“??并注明从人从少,《说文》所无,其义与少     

从“菊花会”看投降派

《水浒》第七十一回写一百○八人齐聚梁山、排定座次之后,宋江“安排大筵席,会众兄弟,同赏菊花,唤做菊花之会。”会上,“语笑喧哗,觥筹交错”之中,发生了一场望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这“菊花之会”文字不多,斗争起落也快,似乎只是一场小小插曲。然而,把农民起义军将领拉去赏菊,岂是宋江一时雅兴?作者要插入这一情节,当然更非闲笔。“菊花之会”为什么恰恰是在“大聚义”排座次之后召开?一场踢桌、问斩的风波,为什么要安排在赏菊唱曲的欢乐会上?这“菊花之会”究竟说明些什么?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菊花会召开前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形势。菊花会前,正是一百○八人“大聚义”之时。梁山农民起义军向何处去?是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