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浒传》与“招安”的再认识

招安是《水浒》的重要情节之一,它与《水浒》有着不可分割的情缘。金圣叹曾对《水浒》进行了腰斩,使之成了“断尾巴的蜻蜒”。但仍然消除不了招安的遗迹。招安又是表现主题的关键,因为它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爱情情感。因此,它构成了评价《水浒》的关键。本文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和历史统一的文艺批评的原则,考查一下《水浒》招安之说的由来;招安政策在宋元社会所起的作用;招安情节在《水浒》中的美学价值,提出了招安有“理”的观点。和这观点相关的,又得出了征辽、平方腊是梁山英雄的功绩的结论。可能谬误流传,愿就正于学者与读者。     

也谈《雷雨》的主要矛盾——与辛宪锡同志商榷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发表辛宪锡同志的《〈雷雨〉若干分歧问题探讨》一文,对《雷雨》的戏剧冲突、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等方面的八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辛文的许多观点新颖独到,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些观点很难令人信服。这里仅就《雷雨》的主要矛盾问题谈谈我们在学习中的体会,以就教于辛宪锡同志     

也谈《故乡》的主题思想——与韩立群同志商榷

《山东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去年第五期上发表了韩立群同志的《关于小说<故乡>的几个问题》,对我很有启发,不过,关于《故乡》主题思想的几个基本观点,我却不敢苟同。现把个人的看法提出来,希望能展开讨论,自己也受到批评指正。     

也谈《水浒传》成书时间之内证——与张培锋先生商榷

在对张培锋先生《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一文的详细探求后,可以发现张文反驳石昌渝先生《<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其所举事例和证据有明显错误。关于“土兵”、“白银”、“腰刀”和“子母炮”等,正如石先生所考证,可以作为《水浒传》成书于明朝嘉靖初年的内证。     

也谈《杜十娘》的主题思想——与杨明杰同志商榷

本院《学报》一九八○年第二期发表了杨明杰老师题为《<杜十娘>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的文章。在该文中,杨明杰老师不囿于文学史家的定论,敢于标新立异,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一扫中国文学史上若干年来对于《杜十娘》一文评价的因袭学风,为我们在古典文学遗产的研究中,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独立思考、大胆创新诸方面,作了新的有益的尝试。然而,提出一种新的见解或主张、阐明一个全新的论点,这不仅需要有翔实,可靠、足以支持论点的论据,更重要的是,对于这繁复庞杂,迷离扑朔的材料能够准确运用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这一点被作者所忽视。     

也谈“李广难封”的原因——与高敏同志商榷

读高敏同志《“李广难封”的原因何在?》一文(见一九八七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史学栏),颇受启发。“李广难封”的原因,诚如高文所言,既非李广诱杀降羌八百而遭“报应”,更非李广自己也怀疑的“命数不好”。但是否如高文所言,一是因为“当时官府以年龄取人而不以德才取人”,“二是有嫉贤妒能的人对李广进行诬蔑陷害”呢?本人未敢苟同。     

也谈“邓小平理论”的英译——与唐义均同志商榷

文化词语的翻译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中外翻译史表明,为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文化词语的翻译必须采用"异化"策略。文章从词语搭配和文化词语翻译的角度,分析讨论了"邓小平理论"的英译问题,并对唐义均文中的观点进行了商榷。文章强调翻译政治文化词语一要准确理解,二要依据英语语言规律,创新词语搭配,创造新词或词组。     

也谈“何所……”结构——与李人鉴同志商榷

《中国语文》一九八二年第六期上,发表了李人鉴同志的“略谈‘所’字结构和有关的一些问题”一文。有不少论述,使我们受到启发,但有些问题,还有待商榷。下面,主要从“何所……”结构问题,谈一点异见。如所周知,“何所……”结构是疑问代词“何”与“所”字结构组合而成的。我们应当首先明确“所”字结构的性质及语法功能,才能正确地分析“何所……”结构。李文中说:“正因为‘所’字结构是名词性的结构,它的语法功能相当于名词,所以它能充当名词所能充当的各种成分”。接着李人鉴同志便举例说明“所”字结构可以充当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可以充当     

也谈“风骨”——兼与詹锳同志商榷

“风骨”问题,是《文心雕龙》研究中争论得最久最热烈的一个问题.远的不说,近几年来出版的多种《文心雕龙》注释中,就都论及这个问题,探讨“风骨”的专文也屡有所见.但对“风骨”的理解,分岐仍很大.争论的焦点:一是“风骨”二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二是“风骨”是否就是风格?本文试就这两个方面谈一些个人意见,以就教于专家们.     

也谈集体主义——与郭永军同志商榷

也谈集体主义——与郭永军同志商榷赵英兰郭永军同志在《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６年第１期上发表了题为《集体主义再认识》一文，对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集体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再认识。文章研究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得出了三个结论：（１）传统的“集体利益大于个人...     

也谈艺术风格——与李国涛同志商榷

艺术风格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重要问题。研究它,探讨它,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无疑都是极为必要的。李国涛同志于本刊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艺术风格》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论述,谈了一些有益的见解,读了后颇受启发。但对他把艺术风格主要归之于艺术表现形式的看法,我是不敢苟同的。本文就此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李国涛同志和其他同志。     

也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与王斯德同志商榷

《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8期刊登了王斯德同志题为《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文章(以下简称《评条约》)。作者对这个条约的签订持否定态度,文章重点论述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所带来的消极作用。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对该文中的主要观点,谈一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与王斯德同志商榷。《评条约》的观点之一说:英法两国“是反法西斯斗争中可以和应该争取的同     

也谈《子鱼论战》中的“大司马固谏”——同仇振中同志商榷

仇振中同志在《谈<子鱼论战>中的“大司马固谏”》(载《山东师院学报》七八年第六期,下简称仇文)中认为,《春秋左传集解》第二册把“大司马固”注为“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是不当的。”为了否定《集解》的注释(晋杜预注),仇文列举了四点理由。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队为杜注是可信的,提出来与仇振中同志商榷,并请同志们指正。     

也论《水浒》中的“招安”

《水浒》问世以来,“招安”问题时有争论。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招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认为《水浒》中的“招安”基本上是真实的,是宋江思想局限性的反映。本人赞同这一看法,但觉得言意未尽,故写出下面这些,以求教于大家。一、从宋江所处的环境看,宋江是被“逼上梁山”的,又是被“逼下梁山”的——“招安”是真实的。提到“招安”,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宋江。宋江是“招安”路线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几经周折,他和众好汉走上梁山,最终又走下梁山。     

也谈黑格尔“上帝”的涵义——与许凯同志商榷

读了许凯同志的《黑格尔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涵义‘截然不同’吗?》一文(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感到文章所论,对于深入理解黑格尔的“上帝”观念和黑格尔哲学的实质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在一些问题上,我和许凯同志又有不同的看法,愿提出来向许凯同志请教。 一 许凯同志虽然在文章中声称黑格尔“心目中的‘上帝’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但他基本观点则认为黑格尔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涵义基本上一致”,并从四个方面论证“黑格尔心目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都知道,“上帝”这一概念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哲学家,对于“上帝”这一概念所赋予的涵义是不一样的。西方哲学史上不少的哲学家都曾把自己哲学的核心概念推崇到“上帝”的地位,象斯宾诺莎就明确说过他的“实体就是上帝”。爱尔维修也把他的哲学体系推崇到“唯一宗教”即“世界宗教”的地位。可是,我们却不因为他们讲“上帝”,讲“宗教”,就说他们是上帝论者,基督教徒。与此同理,要考查黑格尔心目中的“上帝”涵义,首先就要考察黑格尔本人究竟是不是传统的基督教论者。如果黑格尔终身都     

也谈《祝福》中的“我”——与李何林先生及翎翔同志商榷

鲁迅采用第一人称手法写的小说有十一篇。要正确理解这些小说中的“我”与作者的关系,就应当以其思想感情和生活经历与作者本人相对照,进行具体的分析。 鲁迅先生曾经为我们提供过一个分析文学作品好方法。他指出:“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也谈《大随求陀罗尼》经——与叶瑞宝同志商榷

《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发表了叶瑞宝同志《瑞光塔发现成平本<大随求陀罗尼>经刻印地区的探讨》(以下简称“叶文”)一文,对许鸣岐同志《瑞光寺塔古经纸的研究》(《文物》1979年第十一期,以下简称“许文”)提出异议,认为《许文》提到刻印该经纸属当时杭州盛产的皮料纸,应属当地所产,肯定此经是“杭州刻印”的说法不确切,从而历举若干理由,认为可能是“苏州所刻”。我作为这份北宋刻经的参观者之一,对此发生很大兴趣。苏州在当时是否刻印过佛经,根据各种历史材料的推测,理所当然地不应该排斥这个可能。但就这份经咒来说,根据《叶文》所提供的论证,不无可疑。略抒愚见,愿与作者商榷。《叶文》第一条理由是,苏州知州张去华偕同长洲、吴县大小官员共十九人为消灾祈福刻印此经,认为“这么多的官绅,只刻一张经,不在百工云集的苏州刻印,而要拿到杭州去刻印,有什么必要呢?”这和下面所提第四条理由“当然可以写好底稿,拿到杭州去刻,但可能性不大”互相呼应。我认为杭州刻印事业,在宋代已相当发达,这一点,历来版本学家几乎异口同声都作过定论,流传的宋版书也较多,而且距咸平前不久,吴越国主钱俶(929～988)     

也谈“彼其”“此其”——兼与王凡同志商榷

王凡《读〈古汉语虚词〉》(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4期)在评述杨伯峻先生《古汉语虚词》关于“彼其”的解释时,提出了如下看法:“‘彼其、此其、是其、夫其’这类现象,实为古汉语中的同类近义词连用现象(即同属一个词类、意义相近的两个或几个词的连用),这种连用现象,成为古汉语复音虚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个看法实出于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该书上册“其”字条认为“彼其”(或作“彼己”     

也谈太平天国的“照旧交粮纳税”——与孙应祥同志商榷

如何认识太平天男颁行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史学界存在着分歧。最近,学习了《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孙应祥同志的《略谈太平天国的“照旧交粮纳税”》(以下简称《略谈》)一文,我认为在一些问题的分折和提法上,是值得商榷的。现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谈谈个人意见,求教于孙应祥同志。 (一)《略谈》存涂述太平天国“有不少地区是禁止地主收租的”问题时,曾列举资料     

也谈孔雀东南飞“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重要作品,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所经常讨论的篇章之一。前不久,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在《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以《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为题,对《孔》诗序提出了异议。《质疑》的作者说:“此序,古今学者每多误信,我们则认为有问题。盖年代定为‘汉末建安中’,靠不住;地点说成‘庐江府’,有差错;主角称作‘刘氏’,‘焦仲卿’,无根据”。认为这篇序是“基于道听途说,以致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总之,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序。作者声称,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们“一反常见,始求甚解。”《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