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赞成到否定: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类”的态度

文章探讨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核心概念———“类”的批判过程,指出了费尔巴哈“类”哲学的特点,分析了马克思的思想转变逻辑,说明了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形成新世界观的必然性     

感性活动对感性直观超越的真实意义

感性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基于人和自然的两大主题,费尔巴哈创造了直观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找到了感性的活动这把钥匙,终于实现了哲学的革命.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只有通达马克思感性活动的存在论的在场,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秘密.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共同体人论的理论关系研究

共同体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对理论来源的探究是理解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超越近代意识哲学重大理论意义的关键所在。费尔巴哈通过提出感性对象性原则,将意识哲学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马克思则在继承超越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彻底变革了旧的思辨哲学传统,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转变为感性实践活动,发现了人类通往真正共同体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区别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实现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的超越,形成了实践性、科学性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主要对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异化思想进行比较,说明了马克思异化思想对前者的超越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对费尔巴哈自然观的超越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石,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在自然观问题上,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哲学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本质差异。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对费尔巴哈自然观的超越体现在:人化自然对感性自然的超越;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对自然之于人的优先地位的超越;实践自然观对感性自然观的超越。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自然观的分歧,源自于两者对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费尔巴哈将自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感性直观的对象,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则将其理解为感性实践活动。     

略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超越的完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涉及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当我们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去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时,就会看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经历了一个接受其影响、逐步超越到完成超越的过程,因而也就会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特别是与人本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早年实践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在普遍意义上被理解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理论并没有进行考察,更没有研究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关联。理论研究表明,马克思在早年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三部理论著作创作,实现了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扬弃与超越,形成了实践哲学这一科学的理论形态。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的再理解——《关于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关系的两个事实》一文的推论

哲学界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式各样的解读。《关于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关系的两个事实》一文所揭示的长期被我们忽视的两个事实具有颠覆性意义,我们据此可以明确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传统的人道主义,不是超越论,也不是传统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简单结合,而是对费尔巴哈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继承和超越。     

感性直观的扬弃：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关键环节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将旧唯物主义改造为革命理论的哲学成果，也是马克思扬弃旧哲学的最终哲学样态。在唯物主义历史化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辨识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中自然科学的直观和最高的直观构成的二重性的直观的逻辑优先性，全面批判了费尔巴哈感性直观与实践主体之间的矛盾。通过揭示感性对象与感性活动的真实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不仅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论停留于抽象的人的概念，更是以高级的哲学直观超越了直观范畴，从而建构起生产逻辑有机介入的实践范畴，使得直观本身在历史化了的唯物主义中获得异质性重生。     

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启蒙——论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

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关系问题的研究,自从马克思决定性地超越费尔巴哈、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行之真正批判的那一刻起,有着伴随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长达一个半世纪多的追问历程。对此问题的研究中,“二阶段论”和“三阶段论”最具代表性。“三阶段论”者确认马克思哲学变革中有一个所谓的“费尔巴哈派”阶段的存在,夸大了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形成中的地位和意义;与之相反,“二阶段论”者则极力贬低马克思哲学变革中费尔巴哈哲学的意义,消解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对马克思思想转变所起到的积极影响。对此问题所作的各种探究之间内涵着的巨大差异,仅仅预示着针对这一问题所作的研究远远没有达到问题本身所包含的深度。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古代湖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灾简论

古代湖南除水、旱两大自然灾害外,主要的灾种还有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和疫灾,都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     

主权·统一·国族·集权·民主——论民族国家建构的五大构成要素

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民族国家建构包含五个方面不可或缺的要素：独立主权是前提要素、国家统一是核心要素、国族塑造是本质要素、中央集权政府是关键要素、民主取向是价值要素。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巩固,关键是在获得独立主权的前提下,寻求和处理好“人民-国家-民族-政府”四种要素之间的平衡。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