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甘肃保甲制度推行透析

20世纪30-40年代,甘肃省政府奉令推行保甲制度.甘肃保甲制度的推行,既有国民党政权加强基层控制以维护其统治的一面,同时也体现了其重建秩序、稳定社会的努力.不过,由于受到行政机构缺乏效率、经费困难、保甲长人选不当、民众消极抵制等因素的制约,保甲制度的传统控制功能并未有效发挥.     

清初土家族地区的保甲制度探究

清初,土家族地区相继完成了改土归流,普遍设立府、州、县,以流官取代了土司的统治。为加强对乡村基层政权的管理和控制,清政府在土家族地区推行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在清查户口、征收赋税、维护治安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保障。与其他地方相比,土家族地区的保甲制度在厘清户口、推行官府的政令以教化民众等方面有着更为重要的职能。     

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在江西的推行及其影响

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在江西的推行经历了"剿共"、建设、抗战和全面内战四个时期,从推行、完善、进一步加强到最后崩溃历经了18年时间.保甲制度的推行对江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推行的历史概况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的推行,始于1935年,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四川的最后崩溃,历时14年有余.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的推行过程可分为两大时期一是新县制实行前,从1936年至1940年3月的5年时间里,四川编整保甲三次;二是新县制实施后,1940年至1944年,四川编整保甲两次,以后则由各县逐年上报到省.而新县制实行前后,四川保甲具有编制不同、建制不同、目的不同等特点.     

晚清祁门县保甲设置与村落社会——以《光绪祁门县保甲册》为中心

《光绪祁门县保甲册》相对完整地呈现了晚清一个村落共同体的保甲编制实态。晚清祁门县推行保甲,采取的是以图甲制取代保甲制的形式。一图之设以自然聚落为基础,涵盖特定的村落共同体。一图之内,区分不同属性的户籍灵活编制甲、牌。在图甲制下,图董、甲长、牌长多由从事举业、训蒙、贸易者充任。在《保甲册》所涉的晚清祁门县村落社会中,民众执业仍不出传统士农工商的范畴。大族郑氏主要从事贸易、手工、驾舟等工商行业,其时徽州仍然有大量经商者,且贸易之家捐监之风盛行。散居的仆姓和寄户为当地农林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在保甲设置和管理上受到大族郑氏的控制和带管。大族与仆姓、寄户之间的隶属关系仍根深蒂固。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民国政府对腾龙沿边的设治与经营探析

民国政府通过建立设治局、党部,推行保甲制,组建民众自卫队和常备中队,派遣部队屯兵驻守等措施,在腾龙沿边形成行政、党务、军事融合的管理体系;采取清丈土地,推广经济作物种植,移民屯垦,兴修水利,修筑道路等措施发展经济;兴办边地教育、移风易俗、建设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等等措施。加强对腾龙沿边的设治与经营,主观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客观上也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门牌保甲与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以清代门牌原件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城乡人户悬挂于门首的门牌,不仅是一种户籍凭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制度的重要工具。它既与古时标写着"某宅"或"某寺(观)"的门匾不同,也与今日标写着"某路某号"以便拜访者查找的地址牌不同,有着特殊的形制和功能。无论从户籍制度、保甲体系还是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作为清代牌甲制度基础的门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将结合清代官方史料、政书文献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清代门牌原件资料,梳理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并进一步探讨门牌保甲制度中所反映出来的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清代前期新疆州县以下基层制度的演变

清代前期新疆州县以下基层制度经历了由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首先实行的是里甲制,以满足控制民户和征收赋税的需要;接着实行保甲制,以加强对日益增多人口的管理。保甲制的推行,有利于清朝对新疆州县地区统治的加强和大一统局面的巩固。     

民国时期湘赣边界保甲制度的实施及其效能——以江西万载县为个案（1934-1945）

19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在江西省率先推行保甲制度,国家政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下延至乡村社会,其根本目的在于反共。抗战爆发后,保甲体制进一步被强化,具有了军队化、警察化乃至特务化的性质,此时防共则成为其首要的中心任务。以湘赣边区的江西省万载县而言,保甲体制在动员和协调乡村社会力量,反对和防范共产党组织发展方面体现了明显的效果。     

清朝前期的里甲与保甲

本文运用档案和官私著述,对清朝前期的保甲制和里甲制在组织结构及其职能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了里甲制向保甲制演变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清初保甲制与里甲制混杂并行,但保甲编户所占地位日趋重要,直至清廷实行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之后,保甲编户才完全取代了里甲编审.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制度推行与保甲组织编制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官和宗族、乡绅积极推行保甲制,并将保甲与当地的乡约、里甲、团练、宗族等组织相结合。在保甲编制过程中,既遵守朝廷设定的十进制原则,又执行官方倡导的"通融编列"等灵活性原则,组织编造了保甲门牌、十家门牌、保甲册、循环册、棚民册、另户册等各类门牌册籍,这些门牌册籍的登载范围和内容虽稍有差别,但皆反映了徽州地方官府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的警政思想述评

蒋介石基于推行地方自治,巩固基层统治和“剿共”之需要,极为重视警政,提出了“警察是推动一切行政的原动力”、“是民众的导师”以及“警察为保甲之重心”的警政思想。其实践既未能达其“绝匪之根株”的目的,也未能推动地方实现自治,以及“为民众谋福利,进而达到生活优裕精神愉快”。但对中国近代警政的演进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视导保甲政务与提高基层行政效率——以抗战时期的广东国统区为例

提高基层行政工作效率以为抗战服务,是战时政府期期望治于乡村者。广东国统区政府秉承重庆中央政府的政策,将提高基层行政效率摆在重要位置,并冀望通过视导保甲政务的方式来完成此项任务。此一视导活动在广州沦陷前,以及在省政府北迁韶关后都得到了大力推进,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层行政工作的开展。但由于视导活动缺乏连续性,而保甲制度又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民众的支持,终致视导工作无法长期有效地提高基层行政工作效率,也无法为抗战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乡里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深入

国家权力通过里甲制度与保甲制度等乡里制度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职役性、变异性、控制性等特点。明清中央政府通过加速国家政治秩序的"一体化"、加强乡村社会治理的"网状化"、践行国家管理制度的"地方化"等举措,最终使国家权力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地方的阡陌之间,深入到各族民众心中。     

汪伪南京市的户口政策与基层社会控制

汪伪南京市政府为了恢复并控制社会秩序,不仅从体制上建立并完善户口制度,而且实行严厉的户口清查政策。通过大规模的人口普查、人口异动旬月上报与居民证制度,形成人口管理的立体防控体系,又设立户籍员制度作为保甲组织的重要补充,构成了汪伪南京市政府人口管理与控制机制。这种机制与配套政策的推行极大地提升了日伪对于社会基层的监控力度和强度,便于日伪在基层实施经济掠夺、军事监管和思想文化控制。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甲性质的转变——以浙江省为中心

保甲制度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保甲的性质在抗战前后先后经过了由自治到自卫,再由自卫到自治转变的过程,这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构建基层政权中自治与控制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国民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国民政府的这种困境在保甲制度上有集中的反映。     

试述抗战时期日伪在浙江的政治统治

抗战时期,随着日军在杭州湾的登陆和国民党军队军事上的失利,各级伪政权组织相继建立并将控制区从杭嘉湖、宁绍一带,扩大到金华等地。它们在日军司令部、特务机关的授意与控制下,对沦陷区民众实行严酷的政治统治,依托警察、保安机构、汉奸外围组织厉行法西斯统治;实行＂人口＂登记与保甲制度,限制民众人身自由;实施治安肃正,维护铁路、警备公路和通信网的＂安全＂,以强化其统治;沦陷区民众政治上、精神上受到严酷的摧残。     

战后上海的保甲制度及其选举分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保甲长选举。就上海来说,战后保甲制度及其选举既有与全国一致的地方,又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一方面,战后保甲制度的基本架构在各城市间大体相类,既标明保甲是地方自治的基础,制定相应的保甲长民选制度,规定保民大会,授予相应的权力,又对其权力与职能范围加以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上海独特的历史及地域特征,它又表现出两极分化的地域特征,这一特点是国家政权在基层建构中的一般逻辑及上海地域差异性中的利益原则在上海的反映。     

由《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看明代乡治

《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记录了明代乡治中"乡约"和"保甲"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乡约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由乡绅倡行、乡民互约的自我教化制度;保甲制度则是一种体现皇权控制要求的乡村社会治安制度。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这两种制度各有其功用,同时两者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明代这种乡治制度反映出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总是在虚拟的政权和虚幻的自治之间游移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