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文化资本的变迁与身份转型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市场经济和消费时代的到来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此境况下,大众文化兴起,精英文化衰落,人文知识分子开始世俗化转向,文化资本的变迁使话语权逐渐旁落到科技知识分子手上。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改变依附性的传统身份认同,弱化与民众脱离的精英情结,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与反思,以边缘的立场来介入中心。     

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是新兴学科在初创期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那样简单,主要是由于晚清以来知识分子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使民众被纳入到他们的学术视野中,而五四知识分子在对民间文化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又承继并深化了晚清知识分子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和新民的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学术救国的思想,而这些又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及其本身的特点相契合,故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     

身体治理的政治隐喻——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疾病叙事

在1950—1970年代,独具个性的个人化身体被规范化、模式化的阶级、集体身体所取代,知识分子张扬自我意识、改造社会的意愿遭遇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与压抑,知识分子成为被社会所改造的对象。在这种政治文化语境之中,知识分子不仅丧失了为国家民族、为普通民众疗伤治病的资格,而且也失去了把疾病作为凸现自我身份、救赎受难灵魂的可能性。在为数不多的涉及当代现实生活的疾病叙事中,疾病治疗取代了疾病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成为疾病隐喻的唯一指向。     

马克思主义的民间立场和田野研究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象化观念性现实存在,可以从三个基本视角来看,一是把它看做意识形态,二是把它看做理论体系,三是把它看做文化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上层建筑,它蕴涵着"官方立场";作为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专家学者学术研究的文本符号系统,它蕴涵着"知识分子立场";作为文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中,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它蕴涵着"民间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民间立场"是原生态的,"知识分子立场"是次生态的,"官方立场"是又次生态的."官方立场"通常从"政治语用学"或"政治解释学"的视域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版本研究"以及"比较研究"则往往是"知识分子立场"的表现.笔者在本文中所提出的"田野研究",是在"民间立场"上借用人类学、民族学术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它主要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文化现象,揭示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人们所实际接受、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田野"."田野研究"的最终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民间立场"的呈现,它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传播,启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蕴涵的文化精神,并且为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民间立场"与"官方立场"、"知识分子立场"的视域融合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启蒙与民众崇拜的悖谬——关于民粹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几点思考

民粹主义是知识分子创造的一种精英话语,内含反知识分子的倾向,具有内在的思想张力,使得知识分子面临既要启蒙民众又要对民众顶礼膜拜的尴尬处境。由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民粹主义所蕴涵的道德形象极具感召力,使得反智一面得到无限张扬,上升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人生信念。到了新时期,民粹主义逐渐失去其原初的真诚与激情,蜕变成一种知识分子自我保护的文学策略或迎合世俗的借口。     

俄国知识分子问题论析

俄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有着明显差别。俄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是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命运,具有批判精神,同情劳动人民。他们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较早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明和思想,当他们以西方文化视野观察俄国落后的专制制度时,产生了强烈的批判意识。他们与政府对立,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希望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但这不仅没能得到专制政府的认可,也没能得到依然保持着传统思想的民众的支持,在国内陷入孤立。俄国赶超型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使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充满了矛盾性和乌托邦性,在其思想深处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意识。     

民生的道义性特征对五四文化选择的影响

当中国的发展面临道义缺失的困境时,回顾五四时期民生道义优先原则如何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现代性革命的胜利,是有意义的.文化选择中的重要主体性先验框架是:文化主体对现实的人的状态、特别是弱势阶级的状态的关注,道义优先的原则成为抽象的“国家命运”之实际内涵.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民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的道义关怀,不仅超越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追求,也超前于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知识分子在文化选择中的心灵矛盾,意味着自我改造.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既是制度的革命,也是观念的革命,后一革命的意义是不容易认识清楚的.     

华夏乎国家乎——试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完全被突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开始形成,并被近代知识分子逐渐认知和接受．他们在重新为国家寻找新的认同符号的同时,深刻的认识到单凭“文化不能救国”,在中外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逐步将文化上的忠诚转移到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上来,并进而构建了新的国家学说．而这一国家观念一方面是挽救民族危亡、唤醒民众的舆论工具,另一方面也是近代知识分子企图重新进入到国家权力中心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基于时代背景,它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失。     

歌剧《白毛女》的叙事变迁史

《白毛女》是集体创作的结晶。这种文化生产方式敞开了一个民主空间,为多种文化力量的对话和博弈提供了可能,从而构成《白毛女》叙事的复杂形态。《白毛女》的叙事变迁历程,就是意识形态话语、知识分子话语与民众话语之间对话与较量的过程。博弈的结果是,政治话语取得了叙事主导权,但这并不能封杀其它话语的潜在影响。     

重新凝结我们的善念——人文精神再讨论管见

善念是人文精神的灵魂所在。在这20多年的历史演进中,作为“善”之主体的人文知识分子,从内在心态到外在姿态都全然发生了根本变化。而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两种不同语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以及彼此相互关系的巨大变化。1993年的讨论,在近似一体化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相对容易确立,其启蒙民众的内在意愿及文化姿态均容易彰显。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三大领域冲突,四种文明交织,两种“冲动”失衡,在这样的普遍状态下讨论人文精神的重构、善念的重铸问题,势必要从人文精神与善念的文化承载体系,特别是文学艺术创造中寻求某种突破,在“多元善变”的文化趋势与“一念安居”的人文精神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平衡,重新凝结起我们的善念。     

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阳历认知——兼论历法从“天学”到“科学”的近代转变

历法既是规定民众社会生活的基本时间建制,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符号.步入近代之后,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旧历的合理性不断遭到质疑,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更使得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萌生了改用阳历的实际需求.从晚清至民国,知识分子对阳历的认知日趋客观和全面,附着于历法之上的政治正统观念不断剥落,科学和实用精神占据了思想的主导.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历法科普工作,有效地革除了人们观念中残存的不合时宜的迷信观念,强化了人们的科学观念.     

解放前后知识分子家庭婚姻关系的转变 ——以仲素纯、喻世长夫妇为个案的考察

1949年以后,随着政治形态的改变、社会变革的发生,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女性从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开始改变为平等地位,婚姻中夫妻双方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这种转变在知识分子夫妻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前,喻世长和屯已恋爱几年,感情稳定,但喻世长是二人关系的引导者,时常觉得屯"不上进".1949年后,屯在新时代的感召下,积极主动进行思想改造,自主意识得到明显提高,在家庭中二人的关系变为"携手前进".在社会大变革中,政治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民众也会审时度势,自觉地调适.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婚姻关系的转变是国家推动与民众意愿共同作用的结果.     

五四报刊文化批评的隐晦结构及其流弊——以陈独秀和《新青年》为主线

五四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文化高压下,回避政治批评,然后在文化批评领域阐发文化救国的理想化设想,他们当时的议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一个外显内隐的张力结构,充满了斗争精神,但是也为一般民众的阅读制造了较大障碍,以至于当时的批儒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大陆被大规模误读。本文旨在重返五四文化批评现场,澄清事实真相,为今天的社会发展理清文化思路。     

转型期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困惑与选择——评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新写实作家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知识分子形象：遭遇启蒙尴尬与困境的知识分子形象;受庸俗价值观影响逐渐庸俗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人文理念与庸俗价值观激烈冲突的文化环境中还在苦苦挣扎与坚守的知识分子形象。新写实作家通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实现了对自身生存处境与精神状态的观照,在这些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中,既有着作家对自身启蒙理想已经难以维系的尴尬处境的解嘲,也有着对自身放弃人文情怀而日趋世俗化的选择的辩解。新写实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中国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困境与价值选择。     

关于知识分子与先进文化问题的再思考

本文试图从历史、逻辑和价值的统一中分析知识分子与先进文化的关系。首先,概述不同时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探寻其始终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主线;其次,通过分析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文化自觉的内涵和意义,揭示知识分子与先进文化的内在逻辑联系;再次,从知识分子是先进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基本承载者和有力传播者入手,评述知识分子作为先进文化中坚力量的社会文化价值。     

文教何以共谋:战后台湾学术形成的权力语境

1949年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愈加重视对香港文化人士的利用。台湾当局一方面对知识分子进行经济接援,另一方面潜移默化思想认同,从而在二者之间形成知识分子往往不能自知的隐性共谋,文教被异化为政治形态的附属物。迁台后的传统文化学者虽与政党处于不同立场,但在冷战格局下,学术研究仍难以摆脱权力的塑型,学者建设"政治伦理化"的努力则被威权转变为权力一元化的理论资源乃至控制民众思想的工具。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利用美国教会势力进行反共宣传,而美国教会势力则控制台湾文教系统进行文化殖民。教会、政党与学校亦形成共谋体系。学术内部的义理考据之辨,也潜藏着学者的身份差异。受特权庇护的知识分子专注于文献考索,在政治与社会乱象前选择失语,而徐复观等反抗者则被排挤到权力的边缘。     

论葛兰西的知识道德集团理论及现实意义

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要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是培育和形成自己阶级的知识道德集团.知识道德集团是知识分子的智识和普通人的道德相结合的集团,它强调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结合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了葛兰西深厚的伦理关怀和底层情结,具有鲜明的实践和操作性特征.知识道德集团对于当代中国的启迪和借鉴意义在于,农民、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如何再造出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以拓展他们对现实历史进程的影响力.     

现代文学的“游子还乡”题材

现代文学中“游子还乡”模式演变 ,由传统的大团圆嬗变为归乡再度离乡。归乡源于知识分子的启蒙冲动 ,再度离乡则因其未能达到民众的官财双重价值标准。知识分子主体性在乡间无法确立 ,启蒙价值难以实现 ,不得不再度离乡 ,在寻找中保持其独特性     

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二难处境

现代文学中存在着一个悲剧人物形象系列 ,他们大多是受“五四”新思潮洗礼过的知识分子 ,但都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传统伦理道德的两难抉择中选择了后者。这一现象实质上表现的是“五四”以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矛盾和文化冲突 ,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人格中的深厚积淀 ,同时与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现实处境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