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招魂》为屈原自招

前曾写《论<招魂>为屈原自招》一稿,有些问题谈得不透,有些尚未谈到。本文拟就以下八个问题继续进行讨论: 一、《招魂》的创作时间,定于何时较合情理? 二、开头六句怎么讲比较通顺? 三、《招魂》和《大招》的对象,能不能同是怀王? 四、“西方之害”一段,是不是影射怀王客死于秦的史实? 五、能否肯定屈原时代无招生魂的风俗? 六、“工祝招君”一节所描写的,是不是招死者之魂的仪式? 七、“故居”生活究竟跟谁的身分不相称? 八、招魂回郢是否只适用于怀王而不适用于屈原?     

《离骚》“伯庸”考

《离骚》首二句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其中“伯庸”是谁?它到底是个怎样的称呼,历来歧解纷如,未有确论。东汉王逸说:“值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楚辞章句》)王氏以“伯庸”为屈原父考的字。唐吕延济则说:“伯庸,原父名也。”(《文选》五臣注)     

屈原北行考

屈原北行,是指屈原被楚怀王疏绌后的汉北之行。屈原北行的事迹,史籍并没有记载,是后代学者发觉的。 《史记·届原列传》说:“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既绌。”屈原被疏绌后他在何处,本传就没有说了。《新序·节士篇》说:“屈原遂放于外。”屈原放逐到哪里去了,《节士篇》也没有下文。厢原被怀王疏绌(或初放)后的踪迹是一个问题。 经过古代学者的探索、研究,终于发觉了屈原被疏绌后的去向。     

《招魂》为招怀王之魂——《楚辞》札记一则

《招魂》实乃屈原为招怀王魂魄之所作。虽然屈原对怀王有相当的怨恨,但他同时又对怀王存有明显的爱恋与怀念之情,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既恨又爱,恨爱交集,爱大于恨。特别是当屈原看到子兰的险恶用心与顷襄王为维护一己之利的行径以后,他的歌吟就显得格外沉重而哀伤。这种情感与痛苦的歌吟在《招魂》中表达得淋漓尽致,非至伤、至痛者所不能发;而具有如此之至伤、至痛者,舍屈原实无他人。     

《招魂》:屈原而非宋玉营构的奇诡世界

关于《招魂》之作者,汉代就有屈原、宋玉两种不同的判定,以后各有分化和推进;加上对所招对象的认知不同,情形愈显得复杂。其间最基本的历史轨迹是,作者问题,宋玉说超出屈原说,所招对象问题,招王说超出招屈说。本文宗旨不在一一评析和回应历史上种种观点,而在着力呈现自己对《招魂》作者、主旨本身的认知:基于文本所叙被招者之行为和特征,确定篇中之招魂术乃"施之生人"者,而被招对象只能是屈原,不可能是怀、襄或其他楚王。基于文本所设定的结局背离其所述招魂目的、代言说迂曲而空洞,并参证《大招》之"为招之术",确认《招魂》之招屈子不可能是宋玉代言。基于文本采取第一人称之叙事视角,证明《招魂》乃屈子自作自招。最后揭橥《招魂》本意——屈子人生抉择的象征,以证成全文主旨。     

屈原西行考

屈原任楚国的左徒,由于上官大夫的谗谤,被怀王疏绌,退居汉北。不久,楚“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楚军,遂取汉中之郡。这时,屈原不可能再呆在汉北了。同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①所谓“复用”,只是利用屈原与齐国的关系,派他使齐而巳,并未恢复他的官职。他已“不复在位。”(本传)使齐回来,他劝谏了怀王一次。从此就销声匿迹十多年,可见他成了一个投闲置散的人物。     

《尚书》“朕”字用法研究

本文系拙作《〈尚书〉“弗”字用法研究》的姊妹篇。试图运用比较法把《尚书》的“朕”字进行词义比较和语法比较。词义比较说明“朕”被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原初并非只是君主自称,非君主也可以自称,但在有文字记载的上古典籍,特别是《尚书》里,很多是君主自称。“朕”与“身”同音共义,表自谦,君主自称近似“孤王”,“寡人”,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便把“朕”据为君主自称。但在方言里还微弱地保留着“朕”的原始用法。语法比较说明“朕”作主语比作定语为多,作定语又以作及物动词后面的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为宾语的定语为主;“朕”一般不作宾语。从表数看,“朕”只表单数不表复数。     

屈原南行考——《屈原列传》前段的一个大空白

一屈原南行的事迹《屈原列传》说: 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连张仪不及。其后,……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 不如毋行。”按《楚世家》,屈原谏何不杀张仪在怀王十八年,屈原谏会武关在怀王三十年。中间相隔十二年,不见屈原言行。这在屈传前段是个大空白。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一言一行,可见屈原已不在朝,屈原哪里去了呢?从屈原赋中探索,我们发觉,屈原在这段时间有一次南行。所谓南行,就是江南之行,这里特指湖南之行。屈原与湖南的关系特别密切。屈原一生中先后有两次南行入湘。初次南行与再次南行迥然不同。今简略比较如下:     

《楚辞》中的鲜卑与幽都考

屈原在《楚辞·大招》中曾写过“小腰秀颈若鲜卑只”句,在《招魂》中写过“晋制师比,费白日些”句,颜师古注“犀比,胡带钩也”亦曰师比,亦曰鲜卑,总一物也”,这是《楚辞》中两次提到“鲜卑”的字样。在《招魂》中诗人又写出“君无下此幽都些”的诗句。关于鲜卑,做为博学多才的屈原,他是很明确的:前者鲜卑是指部族名,后者师比是指鲜卑族所制的带钩物也。可是这却被历代注释家各种不同的解释弄得混淆不清,如汉王逸注:“鲜卑衮是((纟尼))带头也,言好文之状,腰肢细小,颈锐秀长,若以鲜卑之带而束之也”。这样一来鲜     

《离骚》首八句讲疏

小引:姜亮夫说:“关于屈子身世的材料,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写下的《离骚》的首八句诗。”这八句诗,“是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其次才是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屈原部分(《屈原》。见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事实上对屈原的身世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其主要原因也就是对这八句诗的理解不一致。对屈原作品的理解有分歧,也往往与此有关。因此准确地理解这八句诗,是准确地理解屈原身世并进而准确地理解他的作品的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这就是我讲疏这八句诗的原因。帝高阳之苗裔兮,朕(?)考曰伯庸。1:帝——王逸说:“德合天地,称帝。”(《楚辞章句》。下同)故知首出“帝”字,有歌颂远祖之意。     

从心理学角度看《离骚》的创作年代

关于《离骚》的创作年代,《史记·屈原列传》说:“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所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里讲了三层问题:1.《离骚》创作于怀王时期,屈原被疏之时。2.屈原被疏是由于小人嫉妒谗言所致。3.屈原被疏后忧愁幽思,委屈难解而作《离骚》以发其怨情。郭沫若先生不赞成司马迁的说法,他把     

《哀郢》缘何而作

《哀郢》这首诗,王逸《章句》以为屈原遭怀王放逐后哀念故都而作。洪兴祖《补注》改怀王为顷襄王。放逐之说仍旧。朱熹《集注》倾向洪兴祖。这是第一种看法。王夫之《通释》从根本上否定逸注,认为屈原因顷襄迁陈而作此篇。这是第二种看法。谭介甫先生《屈赋新编》(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认为《哀郢》与“白起破郢”绝无关系,屈原所哀的是“庄蹻暴郢”。这是第三种看法。(其他看法,或从王逸说衍变,或从王夫之说派生。)以上分歧,远远超出个别词句解释的范围,关系到诗歌的主题,甚至牵涉到作者的立场和政治倾向。 用“迁陈”说解释《哀郢》,局部可通,说明全篇则有困难。“暴郢”说与原作圆凿方枘,格格不入。三说中惟“放逐”说最为正确。惜王逸等的注说过于简略,又存在一些缺点,不能使人完全信服。蒋骥《楚     

楚文化研究三则

楚辞招魂篇发端诠释 太史公为屈原传有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是以招魂为原作。洎王逸为《楚辞章句》谓为宋玉招屈之文。自后遂滋异说。朱晦庵《楚辞集注》亦以为宋玉所作。王船山《楚辞通释》大意同于叔师,惟以为作于顷襄之世,不以讽谏怀王之说为然。或以为屈原招怀王之辞。以其叙宫庭居室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非国君不足以当之。此论发自桐城吴汝纶,而张裕钊、     

关于《楚辞&#183;招隐士》的几个问题

王逸《招隐士序》其义明顺,它强调的是淮南小山在共时性的心理时空平台下招屈的创作依据;代屈原而“章”其“志”是《招隐士》得入《楚辞》而《吊屈原赋》等与屈原相关的作品不得入之重要原因;从屈原幽隐山中的悲凄身世和时人对隐士的认识与接受等角度考察之,屈原被称为“隐士”没有任何问题,《招隐士》所招对象为屈原不容置疑;以《文选》、《艺文类聚》等否定淮南小山的著作权,似得而实失。     

屈原“哀郢”的研究

屈原“哀郢篇”中有“方仲春而东迁”一语,自来楚辞家皆不确定为怀王何年;又有“至今九年而不复”一语,也同样不能确定为顷襄王何年.这是全篇两个主要问题,如果曼胡过去,那末,里面有许多句段将不得其解,而屈原晚年经历及自沉原因,恐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恨.兹不揣浅陋,共分三个部分,详为疏明,敢以质之大雅.     

先秦第一人称代词初探

(一) 先秦语言中第一人称代词数量很多。除了一些君主专用的称谓(如孤、寡、不榖、余一人等)外,泛用的据《尔雅·释诂》有以下十种:“印、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其中我、余、予、吾使用广泛,为人们所熟知。“朕”作为封建帝王专用的自称,是秦统一后的事(《广雅》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始以朕为天子之称),郝懿行《尔雅义疏》引蔡邕《独断》云:“朕,我也。古昔尊卑共之,贵贱不嫌则可同号之义也。”其实,朕在先秦虽非君主专称,但使用范围并不越出贵族社会的圈子,这从     

《大招》作者是谁?

一、《大招》及其作者问题《大招》作者是谁?这是比《招魂》作者为谁还难解决的一个问题。王逸《章句》明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意以为这是宋玉为招屈原的生魂而作的。现在我们证明了《招魂》确是屈原为招楚怀王的生魂而作,作在楚怀王入秦被囚的时候,王逸那一说错了。再看他怎样说《大招》的。他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思烦乱。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贤公卿,明察能荐举人,宜辅佐之,以兴至治,因以风谏,达已之志也。”这是说,《大招》是屈原为招自己的生魂而作,又引或说为景差作。这是一个疑案,还不明白。从王逸引用了这一或说,一千几百年以来,一般学者又大都以为《大招》是景差为招     

《离骚》首六句王注商兑

逸对《离骚》首六句之注,颇多讹误。“皇考”非言父,亦非言曾祖,乃言受氏之祖;“伯庸”即是,此伯庸乃楚武王之长子句王庸。“降”非言屈原出生,乃屈原自言降神;所以选“庚寅”,是因重黎此日被帝高辛所诛而成神。“度”非言时节,亦非言器度,乃回、次之意;“肇”乃“兆”之假借     

《招魂》考辨

《招魂》为屈原作以招君王之魂一说，几成定论。但司马迁读“《招魂》，悲其志”一语，为两可之说；分析司马迁说与刘向、王逸说，并从目录学等角度考察，《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而从非屈原作品所以能入《楚辞》的情况看，《招魂》所招的对象只能是屈原；招王说是建立在《招魂》的礼制为王者的礼制这一前提上的，而以之比观屈原自传性作品及其时（或稍前）的别的书文，这一“前提”，实来自想当然。     

“朕”本义考

“朕”的本义,受《说文》及《段注》影响,多释为“舟缝”,以至权威性辞书,像《汉语大字典》等也保留此说。遗憾的是,遍查所见古代文献,“朕”当“舟缝”讲,无证。笔者借助词义“同步引申”规律,考察“朕”词族系统,研究“朕”字源流关系,参考《尔雅》释义,认为“朕”本义当为“给予”无疑。形成本文,所得启示：形义关系固然重要,但从语言本身解释语言才最为可靠。形义关系该利用,但切忌拘泥被释字形体本身,必须考察其源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