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二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3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是国家至上理念在惩罚犯罪中的表现形式。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又可分为专制型刑事政策和极权型刑事政策。在国家至上理念的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不同的形态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     

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三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的思想基础来自于国家的理念,坚持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相统一,保障人权优先的原则。在"社会先于国家"的理念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这种模式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选择

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对刑事政策进行科学定位是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实现恢复性正义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国家与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取代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是当代社会刑事政策的最佳选择;以“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替代重刑化的刑事政策是其基本取向。     

刑事政策模式建构的理论基础——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一

刑事政策的理论分析工具———分析模式理论,使理论研究与对象研究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的桥梁,增强理论研究的解释能力与批判能力。刑事政策模式分析的理论是韦伯的"理想类型"、戴氏刑事政策分析理论;刑事政策模式建构,需要一定的基础和形态;刑事政策模式分析具有应用意义。     

刑事政策的模式定位及其现代化

刑事政策是国家与社会对犯罪问题采取行动的反应系统,是探求犯罪治理的科学。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为刑事政策的模式定位及其现代化指明了新的方向。在推进刑事政策模式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国家与民间社会成为共同的犯罪治理参与主体并形成国家"专治"领域与"共治"领域的场域分工,刑事政策目标定位模式应深化为"消除犯罪根源的社会治理",刑事政策中权力配置模式应依托于"刑事司法模式",刑事政策中的行动展开模式应提倡"日常式犯罪治理"。     

试论我国环境刑事政策

我国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的建设目标就是保护环境和资源.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措施,加大保护环境资源的力度.政策手段是一个主要的调控杠杆,环境刑事政策作为运用刑法手段控制环境违法行为和惩治环境犯罪的策略和方针,近年来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环境刑事政策既是刑事政策,也是环境政策,既是立法政策,司法政策,也是执行政策,理论上对环境刑事政策进行研究,可以指导决策机关制定符合"两型"社会建设需要的方略,进而更好地运用刑事手段保护环境和资源.     

我国保安处分发展滞后的刑事政策分析

我国保安处分措施散见于刑事立法和行政法规之中.相比较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我国的保安处分措施在系统性、法律形式、稳定性、裁决程序、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欠缺.究其原因,宏观方面主要由于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的主导,传统刑法理念打击犯罪有余、预防控制不足.随着我国刑事政策转型和刑罚理念的转变,保安处分制度的发展必将有所突破.     

刑事政策略论——从决策和安全的角度透视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种,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根植于预防或制止社会犯罪和维护安全的刑事政策的存在具有必要性。文章从社会决策的角度透视刑事政策;从社会安全的角度审视刑事政策;并且指出刑事政策应顾及到人类社会既存的文化情感及价值观念,符合人类社会公正合理的正义判断,从而才能达成效率与公正、有效性和正当性协调统一,使刑事政策在法治国家存在的可能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浅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在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成为近年来法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为此,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该问题:一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二是我国现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三是如何完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审读

"严打"刑事政策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严峻的治安情势是催生"严打"的现实基础;法治经验不足是实行"严打"的决策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混乱是导致"严打"出台的思想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影响尚未消除是"严打"产生的社会基础。"严打"现实局限性体现在:制定、执行和研究"严打"刑事政策中的误定、误行和不切实际的轻易否定和批判;"严打"刑事政策没有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削足适履的后果。"严打"刑事政策的准确定位,应注意从中国刑事政策完整体系中定位;从刑事政策法律化的视野中定位;从国际刑事政策"两极化"发展态势中定位。     

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理论评析

在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将采用何种刑事诉讼模式争论不休之际,深入剖析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历史动因和理论渊源,对于澄清此问题将有一定的助益。本文运用历史论方法和逻辑论方法对刑事诉讼模式产生和演进的历史动因和理论渊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指出刑事诉讼产生的历史动因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需求,刑事诉讼演变的内在动力在于实现保障安宁和人权的价值目的,而法治观念的变迁成为现代刑事诉讼演进的深刻理论渊源。     

论人身危险性在刑法中的定位——兼论社会危害性的解构

人身危险性在刑法理论中的定位,有量刑根据说、刑事责任根据说、定罪根据说和犯罪本质特征说的争论.社会危害性有一个内部层次结构问题,在纵向方面,分为事实层面和价值评价层面,即自然属性层面和社会属性层面;在横向方面,由客观实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两部分组成.在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前提下,应将人身危险性定位为社会危害性的组成部分.人身危险性的这一定位,既解决了刑法理论中的"脱节点"问题,又为报应与预防之刑的统一找到了合理结合点.     

风险刑法理论研究中的错位与检讨

社会风险不能等同于刑法危险，但二者存在动态交叉关系，社会风险可以通过刑事政策转变为刑法中的危险。风险刑法首先是现代刑法应对风险过程中"自觉"的结果，是现代刑法体系的同质组成部分。从贝克划分社会形态的时间考虑，我国早已进入风险社会，且是全面而非局部风险社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使我国社会风险在质上表现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在量上表现为风险的相对增多，从刑法的应对上来看，似乎只能选择刑法提前介入。风险刑法理论的中国展开应该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出发，前者旨在突出风险刑法的教义学研究，后者需要从社会风险自身的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调整刑法体系，以期防控风险、创造安全。     

中国刑事政策实施的问题与对策

刑事政策制定与实施是两个密切关联的功能领域,政策制定的结束就是政策实施的开端,政策实施则是决定政策成败的关键因素,其制度地位不可替代。当下中国刑事政策的实施存在着严重政治化、扭曲化和混乱化现象,不仅降低了政策实施绩效,偏离了刑事政策目标,而且带来了刑事政策实施的认同危机。而要重构中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模式,正确处理政策实施中的利益关系、重视政策实施的社会资本培育和以绩效评估引领刑事政策实施则必不可少。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自由刑执行的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对于犯罪的惩治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结合,以求得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从刑罚理论角度观察,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严”和“宽”都有其理论根基,宽严相济是我国自由刑执行的导向性刑事政策。应该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完善我国的自由刑执行。     

“行政前科降格入罪”现象之质疑与检讨

概因刑事政策之考量,盗窃等罪之司法解释对同种性质行为科以行政处罚之“前科者”的“数额较大”入罪标准作了减半的规定,该现象实质上将一个本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因行政前科而降格入罪.“行政前科降格入罪”现象产生缘于立法者基于行为无价值的立场,但是此类解释似有违刑法客观主义之立场.故,有必要坚持结果无价值之立场,视前科为责任要素而非违法要素,更为妥帖.